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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利益》杂志2009年3/4月号刊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裴敏欣和瑞士联合银行全球新兴市场高级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合写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的颜色》，全文如下：
　　人们对中国经济飞速崛起褒贬不一，同时也担心北京能否成功。中国能利用其经济实力造福人民，还是深刻的社会弊端将浮出水面？裴敏欣认为，环境严重退化、老百姓不安分、基础设施不健全等的影响是无法被低估的。乔纳森安德森认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骇人力量将更加强大，甚至有可能打破世界纪录。
　　经济停滞隐现（作者　裴敏欣）
　　国家命运的预测者和华尔街分析人士是一样的：他们都是靠过去预测未来。
　　因此，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迅速增长让许多人相信，中国会以这一令人震惊的速度继续增长20到30年，这不奇怪。中国明显强大的经济基础———比如高存款率、巨大和日益融合的国内市场、城市化和与全球贸易体系的深入融合。更为重要的是，尽管面临许多令人畏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困难，而且灾难预言者曾说这些困难对可持续增长是无法逾越的障碍，但中国还是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凭着这样一个有效解决问题的记录，难以相信中国经济不会继续增长。
　　然而，尽管中国有可能继续增长20至30年，从而证明乐观者是正确的，但是其经济增长发生衰退的可能性同样很大。由不健全和误入歧途的政府政策导致的中国经济制度和结构中长期存在的缺陷将削弱中国的经济成绩。一个恶性循环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存是建立在忽视社会安康的基本方面而偏向短期经济增长的基础之上的。不仅如此，中国政府迄今回避的许多这样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险因素———行业补贴巨大、不平等加剧、劳动力使用不当———依然存在。有些日趋严重。
　　由于共产党存在的合理性依靠经济增长，北京就投资于有形的发展标记———工厂、工业园区和诸如此类的东西。这种对“看得见的”成果的重视进而导致巨大的社会缺陷。由于注重短期增长而非长期可持续发展，医疗保健、教育和环保都遭到了忽视。没有理由乐观。
　　最终的结果是一个建立在不牢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之上、人民潜在地不幸福和不安定的国家。减少这些经济和社会缺陷既需要额外的财力又需要政治上艰难的制度改变。任凭此类缺陷积累完全是行不通的。
　　更为糟糕的是，一些迄今为止的结构和政治优势———年轻人口庞大、自然和环境资源价格低廉和民众一致支持经济增长———在今后发生恶化将加大中国的困难。随着进入劳动力大军的人口减少，人口迅速老龄化，以及环境不断遭到破坏，中国要么面临停滞甚至是灾难，要么彻底改变。所有这些危险因素在过去没有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停滞这一事实并不能排除它们今后也不会的可能性，尤其是如果中国政府没能做出重大的政策调整。
　　当然，如果中国政府能实施有效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并消除深层原因，那么这些挑战———使中国的经济增长恢复平衡、解决社会缺陷和重建支持经济增长的政治舆论———是可以设法做到的。可是北京会这么做吗？中国的政治体系具有克服固有利益集团反对的灵活性和内力吗？执政的共产党甘冒风险实施改革和打破一个小心维持平衡的政治和经济利益集团的联盟吗？
　　在世界被全球经济危机吞没，中国的增长引擎开始失去动力之时，是重新检查前方存在的危险因素和重新思考我们对中国未来沾沾自喜假设的时候了。
　　高经济增长率往往掩盖严重的结构、制度和政策弊端，因为正如中国的谚语所说的，“一白遮百丑”。高增长率本身就时常被作为制度优越和政策英明的表面证据。我们对经济发展速度的过分关注经常让我们看不到中国潜在的弱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近视会导致沾沾自喜，而且更为糟糕的是，一种对故障警报信号的轻视态度。
　　在中国，四个因素对过去30年的经济成绩是关键性的：高额国内储蓄（得以向工业投资）、人口红利（提供了一个庞大的潜在劳动力大军）、全球化红利（得以融入世界市场）和从解放效率异常低下的计划经济获得的相当可观的效率收益。然而，虽然这些基础促成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快速经济增长，但遗憾的是，它们也使中国政府得以逃避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解放经济，建立健全的管理制度和大幅缩小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这并不是说北京没有采取重要的改革措施。它采取了———不过它在过去，几乎毫无例外地只有在严重经济危机的驱动下才会采取行动（就像在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大规模破产时那样）。
　　这种行为代价高昂，因为它忽视了资本投资带来的益处、人口优势和贸易增长这些因素既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也不会永远如此这一事实。如今，由于中国出口增长急剧下降、国内消费依然疲软，一个事实变得相当明显，即经济和社会不平衡不但破坏了中国的可持续增长，而且削弱了中国平安渡过当前经济危机的能力。诚然，这些不平衡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累积。它们的主要症状包括，向固定资产（即资本密集型产业）投资过度和家庭消费低下、日益依赖出口作为一种增长发动机和服务行业不发达。例如，从1992年到2005年，投资占GDP的比率从36.6％增至42.6％，而家庭消费占GDP的比率却从47.2％降至38％。2007年，家庭消费占GDP的比率跌至空前低的35％。结果，出口增长作为驱动GDP增长的关键因素的重要性日益上升。到2007年，约25％的GDP增长是由出口增长创造的。由于中国的投资主要面向制造部门，尤其是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持续的高投资加剧了制造业过度和服务部门发展过于低下之间的不平衡。与同等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服务部门明显不发达。
　　除了造成对出口和工业过分依赖，对固定资产过度投资已经开始造成经济效益下降。从1991年到1995年，追加投资1亿人民币能使GDP增加6620万人民币、增加400个工作岗位和使工资额增加1040万人民币。从2001年到2005年，同样数额的追加投资仅使GDP增加2860万人民币，增加170个工作岗位和使工资额增加370万人民币。
　　这类结构不平衡对增长的可持续性造成威胁，因为它们造成大量经济扭曲的做法，使中国经济遭受长期生产能力过剩、消费者保障低下、贸易摩擦加剧和没有很好地利用其人口等相对优势的影响，因为这些不平衡导致资本密集度加大，劳动力密集度降低。
　　当然，这些结构不平衡既是未改革的经济制度的症状，也是不良政策延续的症状。尽管经过了30年的改革，但中国政府依然凭借直接存在（国有和国家控制的企业）和政策两个途径，对经济施加决定性的影响。例如，目前国有企业在GDP中的比重大约为35％，但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要比这个数字显示的还要大得多。国家保持对所谓的战略部门，比如银行业、金融服务业、自然资源、能源生产、电信服务业和大部分重工业的垄断或者几乎垄断。几乎所有中国最大的公司都为国家所有和控制。
　　此外，至关重要的投入价格，比如能源、土地和资本等的投入价格都是由政府确定的。由于政府偏向投资和制造业，因此此类关键价格被人为地确定为低水平的补贴价格。例如，土地初级市场几乎不存在。地方政府经常以仅为市价一小部分的价格，从没有权力也没有发言权的农民手中夺取土地，然后把土地的使用权卖给开发商，和/或用于基础设施项目。至于资本成本，中国政府一直在巧妙地采取金融抑制措施，把个人存款用来补贴国有公司的投资。直到最近，国有企业还能从银行借来钱，而不用担心还不起钱。尽管个人存款在名义上受国家保护，但中国的纳税人有义务援助将要被大量不良贷款吞没的银行。
　　显而易见，如此挥霍中国最稀有资源———能源、土地和资本来保持一种不平衡的增长模式无法被无限期地延续下去。在过去30年，中国强大的经济基础使政府得以安然无恙地继续这些扭曲的做法。然而，许多经济基础在今后20年要么日益削弱，要么即将消失，从而不可能以如此有缺陷的政策实现高增长。
　　在逐渐退化的基础中，有两点值得特别关注———人口结构特点和储蓄———因为在过去，它们曾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器。预计中国将在下个10年中期失去人口红利。到2020年，人口的年龄中间值将从2005年的32.5岁升至37.9岁；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比例将从2005年的11％升至17.1％。据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说，到2030年，将有3.51亿中国人，即人口中有23％的人超过60岁，而且老年人口依赖比率将从2006年的5.2比1升至2比1。到2030年，上班人员和退休人员的比率将从2006年的3比1降至2比1。中国人口迅速老化将不可避免地增加保健、养老金和劳动力成本，从而削弱中国的竞争优势。更为重要的是，这还将造成中国储蓄率下降。世界银行的一项预测结果显示，老年人口依赖化将在2025年使个人储蓄占GDP的比率下降6个百分点。另一项关于人口变化（在不调整人口政策的情况下）的研究结果预测，到2020年，人均收入增长将从2000年的年增5.3％降至年增2.9％。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将无法继续用个人财富补贴行业增长的做法。如果再加上社会老龄化和依赖性日益加剧，社会公益服务落后，那么经济停滞和最终惨败就迫在眉睫了。
　　如果说几年前，几乎没有人承认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是用很高的社会代价换来的，例如社会服务恶化、潜在的灾难性环境恶化和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如今，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甚至中国政府也承认其经济增长造成了巨大的社会代价。
　　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政府政策故意把资源从提供对社会有益的服务（教育、医疗和环境保护）转向可能带来明显的、立竿见影的进展迹象的项目（基础设施、城市的商业开发和工业园区），这样的政策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社会赤字的累积。这些政策完全符合政权生存的需要和政府官员的个人动机。对于共产党来说，由于党的合法性依赖于经济增长，因此即便增长会带来长期的社会代价，能产生迅速短期经济增长的政策也是可取的。政府官员是否有能力带来显著的增长迹象，这是他们能否升迁的重要决定因素，对于他们来说，将不足的资源从社会服务部门转向投资项目提供了一个通向更高职位和更大权力的有保证的途径。
　　因此，这些政策给党和党员们创造了奇迹，但它们的社会代价非常可怕。
　　官方数据显示，政府在医疗和教育开支中所占的份额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下降。例如1986年，在所有医疗开支中，国家支付了近39％，个人支付了26％。到2005年，国家在医疗开支中的份额降到了18％，个人的份额上升到了52％。这一明显变化给家庭预算带来了很大负担，人们得到的医疗机会因此减少。从1990年到2006年，城市地区人均医疗开支在消费中的份额增长了两倍多（从2％增至7.1％），农村地区增长了30％。根据2003年卫生部进行的调查，由于不能支付医疗费用，生病的人中约有一半选择不去医院。在教育开支方面也出现了同样的变化。1991年，政府负担了所有教育费用中的84.5％。2004年，它只负担了61.7％。在同一时期，学杂费（个人承担的费用）大幅增加。1991年，它们占开支的4.4％。到2004年，它们约占到19％。政府开支的下降限制了受教育的机会，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继续读高中的初中毕业生的百分比（因为学生们必须支付高中教育的费用）。1980年，农村有近25％的初中毕业生接着读高中，到2003年，这个数字只有9％。同一时期，在城市里，初中毕业生继续读高中的百分比从86％降到了56％。
　　在自然资源方面，中国环境恶化的程度众所周知。
　　接着还有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　　因此重大的路线转变可能会导致类似政治自由化的结果———这是1989年以来共     产            党竭力避免的。中国政府是否有把共产党的前途作为赌注的政治勇气，这一点值得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