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叉路口的彷徨、兴奋与学术争鸣

——第3届“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述评

孙继伟
於军

（上海大学管理学院  
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本文发表于《管理学报》2010年第9期(首篇)，第1263-1271页

摘要：第3届“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在3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①对“理论与实践”、“问题与方法”等基本问题的探讨；②中国特色管理学的构建；③中国学者原创的管理理论。会议也对公共管理、企业社会责任与道德、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国有企业、知识管理与虚拟企业等聚集性选题进行了专题研讨。
    2008年3月召开的第1届“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开启了中国管理学界对中国管理学发展道路和管理学界自身问题的群体性关注和持续研究[1, 2]。当前，管理学在中国的发展道路正处在选择何种方向的交叉路口。郭重庆[3]所说的“中国管理学正处于一个历史的转折时期”包含有“交叉路口”的含义。TSUI（徐淑英）[4]指出，中国管理学已经到了是走康庄大道（中国管理理论），还是走羊肠小道（管理的中国理论）的交叉路口。事实上，“交叉路口”不只包括上述含义，在管理学界既迷失了头顶星空，也迷失了脚下大地的当下，中国管理学界还处于向上走（为学术而学术，仰望星空），还是向下走（为实践而学术，俯视大地）的交叉路口[5]。
    在交叉路口面前，管理学界有比以往有更多的彷徨、兴奋与争鸣，这些彷徨、兴奋与争鸣在本届会议上表现得非常明显。郭毅大会报告的题目就是《兴奋、彷徨及其学术实践》，争鸣则几乎贯穿于大会报告和分会场报告的各个议题中。
    2010年8月召开的第3届“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继承了前2届会议的3个特征：①立意高远，关注管理学的发展方向；②立足现实，直面管理实践中的问题以及管理学自身的问题；③平等对话、激烈争鸣。同时，本届会议还有两个重要创新：①增加了公共管理研究专题；②增设了博士生论坛。

1  对“理论与实践”、“问题与方法”等基本问题的探讨
1.1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席酉民在大会报告中指出，好理论应当是有实践的理论，好实践应当是有理论的实践，但是，不应要求管理理论直接给管理实践提供答案，管理理论的价值是给实践以思想上的启示、过程上的参考，并促进管理水平提升，管理理论研究者与实践者就像从一座山的两边分别攀爬，两者有明显的分离，但登上山顶后会相遇。刘源张补充说，应当区分管理学家、管理专家、管理商家、管理者，这4类人应当有不同的分工和定位。
芮明杰引用宁高宁对管理学界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批评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强烈反响，陈春花强调管理理论应当能够指导实践、解决实践问题，并指出管理学研究者应当有扎根企业搞研究的精神，应有较长的时间深入实践调研和体验，在此基础上研究提炼管理理论，这样才能研究出有价值的管理理论。齐二石介绍说，天津大学管理学院要求新入职的教师在企业挂职一年以上，以此来避免研究与实践的脱节。魏江则强调管理理论与实践的独立性，并借用席酉民提出的“爬山”比喻进一步指出，不仅研究者与实践者“爬山”的目标和路径不同，而且不同的研究者应当选择不同的“爬山”目标和路径，实践派与学院派分头前进，才能整体提升管理学的研究水平。
陈春花的报告《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管理研究》代表了实践派的呼声。她认为：①直面中国管理实践比国际一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更重要；②框定问题优于界定方法；③应当复杂问题简单化，而不是简单问题复杂化；④中国的管理研究要为中国管理实践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⑤中国的管理学者要通过获得中国管理实践的认同最终赢得西方管理学者的认同。

1.2 问题与方法的关系
陈春花提到的“框定问题优于界定方法”引起了问题与方法关系的激烈争论，点评人和参会代表指出，问题与方法并不矛盾，两者同等重要，无论是讲问题优于方法，还是方法优于问题都说服力不足。也有代表对“框定”与“界定”的区别表示不解。
笔者认为，“框定”与“界定”2个概念的区别在这里没有意义，问题与方法谁优先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陈春花提出的“问题优先于方法”进行质疑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在现实中是不成立的。现实工作中，当有几篇管理学研究的论文（或课题申请书、待鉴定研究成果）放在同一个评价者（审稿人、评委等）面前时，往往会有一部分论文是以问题提炼和问题挖掘见长，一部分论文以方法严谨见长，这时，评价者究竟是坚持“问题优先于方法”，还是“方法优先于问题”的观念就至关重要。推而广之，管理学界主流学者（或评价者）对问题与方法谁优先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管理学的方向，也决定着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能否缓解。

1.3 可重复性、内部效度与外部效度
孙继伟在报告中用可重复性来衡量管理学研究方法或研究成果的科学性，这也引起激烈的争论。席酉民等指出，研究对象涉及到人时，研究结论就是不可重复性的，而管理学研究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关系，前两种关系都涉及到人，所以管理学研究成果不能用可重复性来衡量其科学性。
笔者认为，不承认可重复性意味着否认管理学的科学性。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可重复性都是区分真科学与伪科学的依据。由于社会科学是概率意义上的科学，所以，对社会科学理论（或成果）也应当是概率意义上检验其可重复性。管理学作为社会科学，可重复性并不要求在每个事件和对象上可重复，只要求重复检验的有效性分布在一定误差范围内就可以了。
反过来说，假定“管理学研究成果一旦涉及到人，便不具有可重复性（包括概率意义上的可重复性）”这一命题成立，那么，在管理学研究中根本不需要进行实证研究，更不需要进行量化建模和内部效度检验。管理学界普遍重视研究方法的严谨性，重视研究结论的内部效度检验，这本身就与“一旦涉及到人，便不具有可重复性”的命题相矛盾。换言之，管理学研究成果必须接受外部效度的检验，检验结果在概率意义上的可重复性是管理学研究成果具有科学性的依据。内部效度检验是为外部效度检验作辅垫的，如果不承认外部效度、不准备进行外部效度检验，对研究成果进行内部效度检验便没有任何意义。
1.4 元管理学、比较管理学
吕力认为，管理学知识中的科学部分（普适的）和人文艺术部分（非普适的）是否能够统一、如何统一的问题从来没有得到解决，元管理学对这2类知识的性质、来源、产生机制、可靠性和检验机制进行研究，试图通过对这2类管理学知识（全部管理学知识）的考察，形成一个统一的管理学知识体系。
元管理学研究管理学的基本问题，并不属于比较管理学，但是，元管理学要想有所建树，必须在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的比较中寻找到统一点，在管理科学与管理艺术比较中寻找到统一点。只有突破这一问题，吕力报告中自谦的“妄图”才能成为可实现的“蓝图”。
高闯回顾和总结了比较管理学的研究情况，这一管理学的分支学科曾经活跃过，现在已经成了“沉闷的科学”：在国际管理学界，比较管理学处于边缘化地位；在国内管理学界，比较管理教学与研究处于停滞状态。高闯认为，演化分析方法可能“激活”比较管理学，使其从“沉闷”转入“活跃”。演化理论中的基因、个体与群体、选择、变异、共生、惯例等重要范畴，关于渐进或动态性、历史特性、累积性、路径依赖等重要思想和内容，对深化比较管理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运用隐喻和类比方法把演化理论的一些科学范畴引入比较管理分析，能极大地改变比较管理学所面临的窘境。
杜荣等比较了东西方的信任理论，运用思维法则学方法界定了承诺式信任、说服式信任和调节式信任，通过访谈和问卷调查研究发现，承诺式信任在西方比较普遍，调节式信任在东方比较普遍，说服式信任在东西方都比较普遍。
周建波从“起承转合”结构、哲学观、文化深层结构多角度对和谐管理理论与信息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范式进行了比较，引申出中国管理情境的理论建构方法。
1.5 制度管理学、制度观
刘源张指出了管理学中的利润观、和谐观、效率观、效益观、秩序观、制度观的差异，并重点阐述了制度管理学与科学管理学的区别与联系，制度管理学与科学管理学的目的不同、方法不同、效果不同、执行者不同，但两者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可以相互借鉴，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
郭毅把制度的概念进行了扩展，认为制度是人为创造的种种事物、事件、现象或问题。在此意义上，制度研究主要用来讨论现代化社会中纷繁多样的社会组织的缘起、变化和兴衰，其中，规律化或趋势化是首要议题。他认为，现在主要依赖于“情景导向”的实证研究途径，发现了一些特质性的现象，但无论其采用量化还是质化的手段，还不如考虑采用建构主义学派的理论，依照制度观的视角，寻求对中国主要现象的理论解释。
1.6 管理学界自身的问题
管理学研究者以研究企业和公共组织的问题为主，但是，管理学界自身的问题也不应忽视。孙继伟认为，“方法迷失”是美国和中国管理学界共同面临的突出问题，与实践迷失、客户迷失、价值迷失并称为“四大迷失”或“四大问题”。方法迷失的问题有：①一流期刊论文虽然比三流期刊论文所用方法严谨得多，但外部效度都不高，或者说两者都迷失了外部效度；②实证研究狭隘化，量化建模法占统治地位，其它实证研究方法受排挤；③生搬硬套美国构念，僵硬翻译英文概念。由此导致学者的研究成果不如优秀管理者和记者的成果；量化模型不如身体力行；学术变得像屠龙术或炼丹术一样。
彭贺认为，单向度的管理学研究是指管理学研究倾向于从某种单维价值预设出发，很少虑及其他的价值诉求。目前我国管理研究日益呈现出单向度的趋向，主要表现为：①研究立场单维化，偏向股东和管理者；②研究主题单维化，研究者对一些重要主题“失语”；③研究思路单维化，较少对目前管理实践进行批评、否定性的研究；④研究方法单维化，实证方法日益垄断学术界。单向度的管理研究会损害管理研究的丰富性和创造性，也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误导甚至摧毁管理实践，如：加剧管理层与员工的冲突，导致员工身心的异化。彭贺倡导研究立场、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的多维化，主张参考西方的批判管理研究，发展中国本土的批判管理研究，以此来扭转单向度的管理研究趋向。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