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学术原则失范
学术原则到底是什么？或者应该是什么？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可以笼统地把它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学术的目标原则，一个是学术的评价原则。学术的目标原则应该是追求真理，不能放弃对真理的追求，或者打着追求真理的名义，去追求名利。学术的评价原则有量和质两个方面，现在流行的是量的评价，忽视了质的评价。
何为学者？学者就是做学问的人，学问者，追求的当然是学问。但是，有多少学者在潜心搞研究啊？申请课题，搞点经费，打着做学问，做课题的幌子，招摇行骗，到处圈钱。更有甚者，同一个内容申请两个，也就是干一份活，那两份工资。很显然，这就是奔着钱去的。
云南师范大学副教授，陈亚颦，2006年获批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民族文化的旅游展演与重构研究--以西双版纳傣族文化为例》（批准号：40661016，项目起止时间为2007年1月至2009年12月。2008年获准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族旅游社区文化的展演重构与建设研究--以西双版纳傣族文化为例》（批准号：08BSH045）
我们学校有没有啊，自己去主页上找，打开每个学院的首页，点击“科学研究”。
为什么这么重视课题啊？一个是圈钱，一个是评职称。“讲师辛辛苦苦，副教不敢马虎，正教舒舒服服。”今天的教授，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学问的标志，而是一个工资级别，一个住房资格，一个公费医疗的待遇。学者们变成了“学术包工头”。
评职称，除了要有课题以外，还要发文章。学术评价量化嘛。要在一定级别的刊物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出版一定数量的专著（专著一定要厚，超过板砖）；完成一定数量的科研成果；活动一定级别的奖励等。为什么要量化啊？简单易行。数一数就行啊，看谁多，领导嘛，别的不会，数数还不会吗？为什么会出现前面说的一稿多发啊？这就是原因。
当然，政策和对策是同时产生的。低级的评价方法根本用不着多么高明的方法来应对。好像学者的智商就是比他们的领导要高一些。
王同亿，曾任海南出版社社长、全国政协委员，据统计，他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自编、主编出版了25部词典，共计1.7亿字，年产量1700万字，日产量49315字。一举成为我国最大的辞书编纂专业户，被称为“没有军衔的将军”、“中国的国宝”。1990年，王同亿又一巨著诞生，《语言大典》，共收入此条30万，达2700多万字，篇幅是辞海的一倍以上，重达7.5公斤。但是，很快这本成为辞书巨无霸的词典就被人们贯以“笑话大王”称号。
里面的解释：美丽女郎：属于或关于照片被倾慕者订在墙上的姑娘；反革命：对前次革命的革命；色狼：有进取性格，直接而热烈地追逐女性的人。其中，以九字开头的数字词目就有65个。
泡沫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
与教授一道忍受量化折磨的还有研究生。要想毕业，必须发文章，硕士公开发表一篇，博士公开发表两篇核心。在这种背景下，学术期刊的版面成为了稀缺资源。大家知道，凡是稀缺资源都有商业价值。学术期刊开始商业化，“欢迎来稿，稿费从优”，变成了“欢迎来搞，搞费从优”，期刊和作者成为了妓女和嫖客的关系。谁发文章不交钱，哪个刊物不收费啊？
北大的李零教授在2003年讨论北大改革的时候提出一个非常有名的观点，他说：“大学不是养鸡场。”现在为了提高产蛋的数量，养鸡场采取了各种办法，特别是现代化的大型养鸡场，为了多产蛋，一天24小时在养鸡场里都开着灯，让鸡总认为是白天，鸡本来也是要睡觉的，但它不像我们人这么聪明，一看开着灯就误以为是白天，所以就不怎么睡觉了，饿了就吃食，吃多了就下蛋。所以现在的蛋黄不黄了，那就是因为这些蛋和放养的鸡下的蛋不一样，它不是自然生产的，而是人为催生的。总而言之，只是让鸡多下蛋，越多越好，而不管蛋的质量如何。
如果大学也逼着这些教授、副教授、讲师像鸡一样，不打盹儿，一个劲地下蛋；甚至还逼着这些小鸡——博士生、硕士生一个劲地下蛋（尽管这些小鸡还不到下蛋的时候），那么就像蛋黄不黄了一样，学术论文不再是学术论文、学术专著不再是学术专著、学位论文不再是学位论文。

俄国著名的寓言家克雷洛夫，有这样一个寓言故事：一条梭鱼在水里面呆腻了，做鱼做够了，听说猫的本领很高，抓老鼠很厉害，于是就去跟猫学抓老鼠。猫劝告他会水里去，梭鱼一根筋，非学不可。猫无奈，只能教梭鱼抓老鼠。最后，猫吃饱了肚子，梭鱼被弄的半死不活。

“由厨师做鞋子，或由鞋匠做蛋糕，只会把事情弄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