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非正式制度方面去理解其对西藏经济发展的影响，你必须注意宗教这一特殊的非正式制度。而且如果从企业理论的层次上讲，西藏没有正式的“企业”。中央政府对于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最为关注的不是经济发展而是地区的稳定。这个过程中让中央政府最操心的也就是无处不在的宗教影响了。

说点个人漏见。关于非正式制度，如果将其定义为文化，很多学者都论及了其所具备的稳定性。诺斯曾谈及，好的制度不能照搬在于本土文化本身所具备的适应效率问题。但，任何制度，无论其正式或非正式，其本身都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不可否认，有时，有些正式制度提高了交易成本，但其降低了供给者认为应该降低的其他成本）。所以，如果存在更能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选择，理论上而言，其应该被可以被选择。

如果说，正式制度变迁面临非正式制度的劣化，面临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导致其往往难以实现有效变迁。非正式制度变迁的阻力是什么呢。个人不大相信，民众会固守一种交易成本过高的非正式制度，即使文化本身存在因循和自我模仿的势态。所以，也许非正式制度如果是对正式制度变迁的诉求，其所面临的是正式制度壁垒。

是在谁的文章还是书上曾看到过这样一段论述，是上个世纪初，有个什么国家的人到日本，其断言日本人民是知足常乐、缺乏时间观念的民族，并且这种来自传统文化的惯习，他认为是不可能被改变的。事实证明，这个人错了。日本人工作的勤奋已经为世人所称道（这话说的很不舒服。呵。）

就一个地区的经济而言，个人觉得是这个地区本身的资源禀赋是怎样的，其长期形成的经济发展路径必然对这种资源禀赋的适应性选择。而如果认为其存在，或者应该存在更为有效率的发展模式，同样需要看其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尤其是正式制度的约束条件，而不是非正式制度的约束。个人觉得后者的约束是可以在前者改变后，自行发生变化的。换言之，虽然非正式制度很难强行改变，但适应环境发生适应性改变是非正式制度本身就具备的内容之一。文化是传统因循的，也必然是开放变迁的。否则，任何文化一旦形成就意味着末路。

至于说到西藏的宗教。其肯定影响了当地的文化，青木昌言认为可以将文化看作既定社会的福利函数，因为起决定了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就是内在偏好。而贝克尔认为无论具体的人，其具体的偏好是什么，其根本的偏好都是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个人比较赞同这种观点）。而佛教本身是一种比较开放的宗教，排他和异己思想并不是非常浓重（个人观点）。并且在这个时代，宗教本身已经不再具备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势态。所以，个人觉得藏教对于西藏经济的影响未必是非常显著的。仅是个人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