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往往是因为忽略常识造成的。

美国的经济学家，华尔街精英多如过江之鲫，但是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他们都对迫在眉睫的巨大危机毫无察觉。但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对冲基金分析师，却从如下这张图表中，发现了做空美国房市的巨大机会。 这张图是美国房价指数，蓝色的线是未剔除通胀，红色的线是剔除通胀。在1975年到2000年，剔除通胀之后，房价年度增长只有1.4%，但在接下来的五年，每年的涨幅却在7%，如果重新回到趋势线，房价可能的调整幅度最大可以到40%。
这样一个近乎常识的结论，却被从上到下的美国经济精英集体忽略了，造成1929年以来美国经济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崩盘。这次危机也是美国实力快速下跌、中国相对实力迅速攀升的起点。

消防界有个常识，当发生一起火灾时，背后至少隐藏着三百个火灾隐患。同样的道理，次贷危机只是大家看到的“火灾”，背后还隐藏着一大堆造成美国实力衰落的隐患。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战争是政治的延伸，政治又是经济的延伸，因此一切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经济问题。

随着美国发动贸易战，并且毫不掩饰打压中国制造业，重振本国制造业的意图，如今大家已经达成共识，制造业是一个国家强大的基础，美国的衰落归根结底是制造业的衰落。
那么，美国制造业衰落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要想得到答案，可以从我们日常耳闻目睹的商业现象中寻找线索。

美国衰落的最大“奥秘”，同样隐藏在一张图中。这并不是什么学术前沿成果，也不是少数人掌握的秘辛，正是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常识。这张图说穿了平淡无奇，就是几乎在所有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都会出现的”产业微笑曲线“。 “微笑曲线”正式提出于1992年，提出者是台湾宏基集团的创始人施振荣。他为什么要提出这个理论呢？

当时的台湾，被美国作为电子工业最重要的海外代工基地之一（另一个是韩国）。台湾工厂负责复杂的制造环节，利润却十分微薄，台湾工人一天到晚辛辛苦苦工作，工资却只有美国工人的几分之一。宏基电脑公司就是这样的一个代工企业，主要业务是生产个人电脑。施振荣敏锐地看出，个人电脑产业链中，上游的研发端掌握核心技术，具有绝对的话语权，因此可以拿走大部分利润；下游的营销环节面向市场，企业的品牌占据了用户的心智，具有巨大的溢价能力，也可以分走利润；中间的生产制造早已标准化，而且制造能力已经供过于求，缺乏议价空间，只能拿一点辛苦钱。

根据这条微笑曲线，企业应当尽可能地向两边走，掌握研发设计和品牌，将制造环节外包出去，能够获得最大利润。
施振荣的观察，符合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全球化浪潮的基本特征。
与十九世纪大英帝国主导的“本土制造+海外原料产地和市场”的全球化不同，美国所主导的这次全球化将产业链环节进一步纵向拆分，发达国家基于自身的技术优势和文化优势，将研发设计和品牌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将制造环节转移到人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从而显著降低成本，提升利润。
这一轮全球化的理论基础，来自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八十年代里根和撒切尔经济改革的主导下更是推向了高潮，因此也被称作“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正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才造就了众多的跨国公司，造成了过去三十年的经济繁荣，却也是导致美国衰退的罪魁祸首。让我们从微笑曲线这张图入手，抽丝剥茧找到美国衰落的深层原因。

微笑曲线隐含了两条基石假设：
1、技术创新（研发）和生产制造是可以严格分开的，而且前者可以跟后者毫无关联。

2、品牌是消费者认可产品的关键。

微笑曲线咋一看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仔细推敲之下，这两条假设都有问题。
首先是第一条假设：技术创新可以和生产严格分开，前者可以脱离后者而存在。
如果短期、静态地观察一个公司，一个产业，确实是这样，特别是个人电脑行业，英特尔和微软结成芯片和与操作系统的“Wintel同盟”之后，研发端占据了绝对的话语权，某想之类的制造企业再怎么努力，也不过是挣辛苦钱的打工仔。
但如果把时间拉长，动态地观察，则完全是另外一个结果。
从哲学角度来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存在”的经济学，最大的缺陷之一，就是忽略时间和结构。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眼中，经济系统是没有历史也没有结构的。只要各个要素相同，经济系统呈现结果就应当相同。如此就会导致诸如“通胀就要加息，通缩就要降息”的简单线性结论。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视角下，企业存在理想化的原型，真实企业与理想原型的差别是缺陷和畸变，管理的目标就是使得企业逼近这个理想原型，获得持续的增长。

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相对，演化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演化过程”的经济学，时间和结构是最重要的要素。在演化经济学看来，经济是由大大小小的系统所组成，正如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也不存在相同的企业，每个企业都是一个独特的系统，是其历史演化的结果，每一个企业，每一项业务，每一种技术都存在其发展极限。经济发展是新企业战胜旧企业的新陈代谢，或称为“创造性毁灭”。

“创造性毁灭”这个概念的提出者、被誉为创新理论之父的演化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说：创新就是旧要素的新组合。布莱恩·阿瑟在《技术的本质》这本书里也谈到，新技术出现的时候，都是已有技术要素的组合。

根据这样的定义，哪里技术要素最丰富，哪里就具备创新的最大可能。

那么，哪里的技术要素最丰富呢？当然是在制造环节中。
创新真正在经济中发挥作用，而不是停留在实验室，需要从技术转换为产品原型，制造为成品在市场上销售，得到用户反馈，根据反馈进行改进等一系列操作，只有在产业链配套成熟的国家和地区才容易实现。
目前中国乃至全球数码硬件设备的创新中心，就是刚刚被定位为“先行示范区”的深圳，因为这里有全球最成熟的电子硬件产业链，是创新创业最肥沃的土壤。
纵观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可以明显看到制造业与创新的正相关性。
英国工业革命高潮发生在1770-1830年间，这段时间英国成为全球创新的中心。1830年到1900年，德国制造业高速发展，内燃机、精密光学、电气设备、化工在德国蓬勃发展，德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全球创新中心，也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进入20世纪，由于欧洲两次世界大战，世界制造业大规模向美国转移，美国取代德国成为全球创新中心。

产业发展的历史雄辩地证明，与微笑曲线传达的意思“研发居于支配地位，制造居于从属地位”相反，制造是创新（研发）之母，是孕育创新最大的温床。

认知上的错位，使得美国企业决策层错误地认为，只要垄断研发环节，将生产这种脏活累活外包出去，可以永远居于国际分工生态链的顶端，赚取最大的利润。

然而，这么做的结果，就是让颠覆性的力量肆意生长，最终成为整个霸权体系的掘墓人。

掌握了制造能力的公司，却在价值分配上处于劣势，出于利益的驱使，也会产生上攻研发环节的强大动力。这样的公司多了，自然会带动整个国家向价值链的高端攀登，实现克里斯坦森所谓的“颠覆式创新”。

技术具有相互联系的特征，可以看作一种“技术网络”，被掌握的技术节点越多，这些技术节点连成网，再继续攻下剩余的节点就会越来越容易，技术进步的速度会呈指数函数加速。这也是为什么过去几十年中国的产业进展看似很缓慢，但是最近十年接二连三地爆发的原因。 观察中美制造业基础的差别，可以通过一种简单的方式实现，那就是观察中国电商和美国电商的不同点。

美国最大的电商亚马逊创立于1995年，中国最大的电商阿里创立于1999年，基本是同一时期的企业。亚马逊的使命是“做地球上最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公司”，阿里的使命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同为电商，为什么两者的使命有这么大的差别？亚马逊所在的美国市场，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2019年将被中国超越），作为诞生于美国的电商，只要讨好庞大的消费市场，自然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亚马逊对于C端十分友好，但是对于B端却以严格苛刻而闻名。美国的供应商基本都是大公司，本来也很少有假冒伪劣，因此亚马逊以正品低价著称。
阿里的崛起，则是背靠中国沿海地区几十万中小制造企业。它们已经有了基本成熟的制造能力，却苦于没有自己的品牌和销售渠道。阿里的诞生恰逢其时，通过电子商务这一新兴销售渠道，大量中小企业可以把自己的产品卖到全国甚至全世界。阿里为了贯彻自己的使命，始终关注“如何卖货，如何卖好货，如何把货卖好”这三件事，由此成长为市值四千亿美元的巨无霸。
相反，模仿亚马逊模式的京东，在中国的发展速度就远不如阿里，甚至被成立时间远晚于自己，更加接地气、对B端更加友好的拼多多所超越。阿里淘宝发展的早期以及现在的拼多多，都有假货泛滥的现象，但是这也是制造业发展的必经阶段。当年德国、美国以及日本的制造业，在崛起早期，都承受了假冒伪劣泛滥的恶名。

还有一个案例，能够更加深刻地反映美国制造业衰落的现实。

中国一家L打头的顶尖设计公司，打造了一个设计师与消费者共创的产品设计平台。简单来说，就是消费者提出自己独特的设计创意，通过投票筛选出有价值的创意，交给设计师形成设计方案，再交给制造企业生产，成品在市场上卖出后由三方分成。

这种最终用户前期参与的共创方式，打破了原本线性的设计生产流程，既能形成各种贴近用户需求的创新设计产品，又避免滞销风险。

这么好的商业模式，没道理美国人想不到啊？
还别说，美国前几年就出现过类似的创业公司，但是最后死掉了。

为什么不成功呢？

因为形成设计方案不难，但是最终到生产环节，还是必须到中国来生产。对于一个创业公司来说，管理这样的跨国供应链太过于困难，成本太高，东西造出来了由于太贵销量不行。但是这些问题，在中国都不是问题，创新设计产品可以非常快速地以合理价格生产出来。
也许有人会问，我承认中国确实有很强的制造能力，制造也能带动创新，但是中国的这些企业都没有品牌啊？没有品牌，再好的东西就只能卖白菜价，不像国外的品牌可以卖出很高的溢价。

这就涉及到前述第二个基石假设：品牌是消费者认可产品的关键。
这一点在奢侈品衣物箱包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大家常见的奢侈品牌，例如GUCCI、LV，其实生产基地都已经搬到中国，甚至售后也是在中国完成，虽然专卖店一再声称，是寄回法国或意大利，由当地手工艺人修复，所以需要几个月。但是根据业内人士透露，其实都是交到广东某个皮具作坊，由中国工人修复。只不过修好后放几个月再交给顾客而已。
即使是同样的材料，同一个厂家制造，一个贴了奢侈品牌子，另一个贴厂家自己的牌子，前一个能卖几万块，后一个就只能卖几百块。
为什么有这么大差别？这就是品牌的魔力。

那么，品牌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品牌本质上与货币是同源的，都是信用的一种表现形式。消费者不是专家，不可能了解产品真实品质如何。企业通过长期以来的宣传，以及以往用户的口碑积累，在消费者心中形成整体印象。
品牌的极致，就是消费者无条件百分百的信任，无需调查研究无脑买入。比如被称为“宗教信仰果”的苹果公司，在其粉丝群中就达到了类似的效果。
从某种意义上说，品牌与国家的“文化霸权”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美国的文化霸权其实就可以看作美国为自己打造的国家品牌形象。受文化霸权洗脑的人，可以无需调查研究实际情况，就无条件接受美国的舆论宣传。比如正在某港制造事端的fei青，就是无条件相信美国的国家品牌，诋毁中国的国家品牌。

品牌也有类似“文化霸权”的魔力。
比如苹果手机长期以来就有通话质量不佳，待机时间短，甚至低温环境直接自动关机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放在国产手机身上，早就被骂烂了。但是既然是苹果品牌光环的加持，这些问题就都不是问题，用户可以把苹果手机当成宝贝伺候着，甚至冬天给手机用上“暖手宝"防止其自动关机。
可以说，品牌就是商业领域的文化霸权，甚至两者之间也有内在联系。

由于文化霸权的影响，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都会有发达国家的进口品牌一定比国产品牌好的印象。
比如前些年国产车VS进口车，国产手机VS 三星苹果，对比十分明显。所以那段时间特别流行各种拆车、拆机图片/视频，通过实打实的内在对比，说明国产品牌的产品质量并不差，但是效果一般，大部分消费者还是选择外国品牌。品牌既然是建立在信用基础上，虽然可以在一段时间内透支，甚至扭曲现实，但是终究还是要被事实所支撑，否则品牌形象终有受损或崩溃的一天。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复兴，国家品牌的信用在不断增强，可以相当程度地抵消“文化霸权”。90后，00后不再像他的父辈那样迷信进口品牌，以及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国潮”品牌的兴起，都代表这种趋势。但是要建立品牌，就要让消费者了解事实，又需要大量的广告，宣传，舆论造势，以及长期的口碑积累，这些都需要时间，后发者难免处于劣势。
一定是这样吗？
过去可能是这样，但是现在却不一定了。

随着时代的变化，游戏规则也在悄悄发生变化。
美国快消领域的巨头宝洁公司目前遇到的窘境，实际上就是在新时代下，品牌建设遭遇了非连续性的挑战。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宝洁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占据了所有电视媒体黄金广告时段，将国产品牌打得溃不成军。但是如今宝洁品牌形象变得越来越黯淡，被新一代认为是大妈用的品牌，反而一些新的国产品牌异军突起，抢下了原本属于宝洁的市场份额。

宝洁当年的巨大成功，建立在品牌建设之上。品牌出了问题，自然也会反映在业绩上。对比宝洁2008年营收817.48亿美元来看，2018年宝洁营收为668.32亿美元，仅为2008年的81.7%，宝洁在中国总体市场占有率曾一度达到47%，如今缩减到30%。
宝洁品牌战略依托于中心化媒体时代，也就是电视广播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那个时候公司与消费者联系很不紧密，基本只有单向的信息传播。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分成相互分离的两个阶段：
首先是品牌认知阶段，通过媒体广告信息接收公司的品牌洗脑，形成特定的品牌认知；
然后是购买阶段，在超市大卖场看到该品牌的商品，基于头脑中的固有印象进行购买。
可以看出，品牌认知对于消费者的品牌决策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以抢占用户心智的“定位理论”在那个时代大行其道，宝洁正是按照定位理论实施其品牌战略。但如今中心媒体式微，去中心化的网络媒体大行其道。在移动通信时代，企业与消费者的连接是紧密的，双向的。比起品牌，已购消费者的购买评价对于其他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具有决定性作用。

更进一步，随着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消费者越来越追求个性化的心理和情感满足，面向大众的品牌定位越来越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小众但不出名的品牌反而成为一部分消费者的最爱。在信息交互极为便利的今天，消费者的购买决策链条变得越来越短。除了房、车这些高价低频商品，大部分低价值商品基本到了“即看即买”的程度。
这里就凸显出平台电商的重要价值。

以往建设品牌，赢得消费者的信赖，是每个企业自己的事情，因此每个公司都要花费巨大的费用进行宣传推广，建设渠道，当好不容易把品牌建设起来后，必然要通过高额的品牌溢价来追求回报。
但是有了平台电商之后，平台电商承担起消费者的信任中介的作用，以平台信用进行背书，就可以对具有良好制造能力但是品牌不佳的公司进行赋能，导入平台流量进行孵化。

这就是为什么淘宝和天猫平台上成长出一大批新兴品牌的原因。其中比较典型的某都衣舍，十年间由“淘宝小卖家”成长为中国互联网服饰领导品牌，2014年到2018年的“双11”期间，连续5年击败优衣库/GAP等国外一线快时尚品牌，获互联网服饰品牌冠军。作为对比，亚马逊虽然是世界一流电商，却在培育新兴品牌方面却乏善可陈，因为两者根植的土壤完全不同。

最近几年崛起的某多多，则在扶植本土品牌成长的做法上，比淘宝更为激进。某多多的理想是让厂家基本保持白牌状态，通过平台的订单聚合生成确定性的大额订单，平台反向进行供应链管理赋能，厂家只要专注做好设计制造，平台完全承担信用背书和渠道的角色，以高性价比的爆款横扫市场。

哪怕是欧美发达国家，也是穷人屌丝占据绝大多数。只要品质说得过去，没人能拒绝低价。某多多模式一旦能把品质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这将是一种摧枯拉朽的力量，廉价的中国制造将如同洪水一样，冲毁美国制造业剩余的根基。
这样的未来并非不可想象，纵览全球，跨入信息革命大门的只有中美两家，但是同时还保持完整产业链的只有中国。

随着5G时代的到来，华为的普惠AI，产业互联网的铺开，将大范围赋能中国各行各业的产业链，柔性高效智能化的生产线普及，将极大提升现有的生产力。这就是ICT技术与制造业深度结合后必然发生的景象。
十九世纪，工业革命后的英国，正是凭借廉价的工业品，把传统国际贸易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中国手工制造打得溃不成军，中国百业凋敝经济崩溃，才陷入贫困落后的深渊。通过信息革命完成制造业改造的中国取代工业时代的霸主美国，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历史重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