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楼上两位大侠的指点，看来我对基本概念的理解还是不太准确

其实是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是可以联系的。

张五常认为外部性的提法是没有意义的，而外部性是由于产权界定不清造成的经济扭曲带来的内生交易费用引起的。因此张倾向于用内生和外生交易费用来阐释外部性。而我们可以注意到，内生交易费用的引起未必是由于产权的界定不清，或者说不是传统的产权。比如委托代理模型中的内生交易费用的引起传统上认为是信息不对称，但同样可以解释为对经理人所拥有的信息的产权界定的外生交易费用和导致委托代理问题的内生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因此对于经理层的信息产权的定价杨小凯提出了间接定价，就是将剩余控制权交给经理人而使其获得剩余索取权。

外部性问题的确是一个产权界定问题。根据张五常他们的观点是，由于外生交易费用和内生交易费用的权衡，有时产权模糊比产权清晰更有效率。这些我可以理解，但是我不大能理解为什么要说外部性的提法是没有意义的。尽管产权模糊比清晰有效率，但成本外溢时所表现出来的状况该被定义为一种什么状况呢。张五常在用排污为例时，也是在说明外部性的程度是由两类成本权衡折衷来决定的。

然后，你和5楼所举的例子的确表示了信息不对称与外部性存在联系。是我有点寡闻了。呵呵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6-25 23:58:18编辑过]

呵呵，他所说的没有意义应该是说外部性的提法不够切中要害的意思而已。

对于5楼的大哥所指的外部性问题，能否通过产权界定来加以治理呢？

是否可以理解为某些厂商的欺诈行为损害了社会信任环境，因此造成了外部成本，那么，似乎应该对社会信任这一稀缺资源进行产权保护，使它免受某些厂商的外部影响。但是，社会信任的产权应该界定给谁呢？对这一产权进行保护的成本，个人感觉好像太高了，难以操作。

顶

通权达变

凡是能够说清楚的，都能够说清楚；凡是不能说的，就应该保持沉默。清楚与模糊，真实与虚假的距离就是信息的成本，当然也就是学习的成本。如果要解决信息不对称，关键不是要解决信息产权问题，而是要解决学习的机制问题。通过不同的学习层次，去甄别信息的不对称问题，也就解决了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产权问题。

对于5楼的大哥所指的外部性问题，能否通过产权界定来加以治理呢？

是否可以理解为某些厂商的欺诈行为损害了社会信任环境，因此造成了外部成本，那么，似乎应该对社会信任这一稀缺资源进行产权保护，使它免受某些厂商的外部影响。但是，社会信任的产权应该界定给谁呢？对这一产权进行保护的成本，个人感觉好像太高了，难以操作。

产权确定最终有个归属问题，无论它最终所属的是实体还是精神上的。一般而言，产权最终归属在国家层面，或者说是在宪政层面。产权的界定过程大概是由小团体的认同到大团体的认可，当然反向也是可能的。那么，对社会信任问题的考虑，就存在两方面考虑，一是小团体，比如行业、地区的社会信任；二是国家统一的社会信任。

当然社会信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社会信任的建立成本可能很高，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些基础的社会信任机制是可能建立起来的。比如国家、地方、部门的借助信息技术关于企业与个人的承信体系的建立，一定程度解决了社会的信任的相关问题。

信息成为产品之后是可以界定产权的，在信息成为信息产品之前呢？其实，信息是跟我们要解决的问题相联系的，也就是跟我们的解决问题的方式相联系的。决策的结构决定了信息的结构。如果大家的决策具有一般性，统一的社会信息结构解决了。

这个问题提的比较含糊。信息不对称指的是谁和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呢？

加入有两个企业 A 和 B，一个消费者 C。

Case 1：如果 A 和 B 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而 A 和 B 之间本来存在的外部性问题不会因为这种信息不对称而加剧，也不会因为这种信息不对称产生新的外部性问题。但是，这种信息不对称会阻碍外部性的消除。这时候，需要有一个权威机构（比如说政府）制定能够激励 A 或（和）B 提供完全信息的机制。

Case 2：C 和 AB 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比如说，A 和 B 生产同质或互补商品，A 发布虚假广告，从而可以以高价销售低质量商品，或者增加了销售量，这时候，A 对 B 的外部性实际上是正的。而如果 A 和 B 生产的是竞争性的互替产品，A 的虚假广告（无论是夸大自己，还是贬低对手 B）会对 B 产生负的外部性 — 实际上是对 B 的产品形象造成了伤害，而 B 自然拥有对 A 的追诉权力，不用界定。还有一种情况，A 和 B 生产的产品完全无关，那么 A 的虚假广告对 B 是不会产生外部性的，至少不会直接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