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应当成为经济学之源——访中国经济史学专家吴承明

刘维维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11-11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 138 期 6 版“对话”文章之一。

曲折经历成就学术人生

直到现在，我还是这个主张，研究历史上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看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能否谈谈早年的求学经历，特别是在经济学与历史学之间的转变过程？

　。。。。。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早年的求学经历中，有哪些人对您后来的治学产生了较大影响？

　　吴承明：西南联大是名师荟萃的地方，像陈寅恪、钱穆、陈岱孙等都曾经在那里讲学。如果说，当时得以面聆陈寅恪、钱穆等史学大师的教诲奠定了我的文史功底的话，那么陈岱孙先生对我的影响可以说是最为直接的。

　　陈岱孙是一位非常博学的经济学家，在财政学、统计学、国际金融、经济学说史等方面都有极高的成就。我从他那里学到的主要就是关于西方的经济学说，特别是古典经济学。解放后，陈岱孙有一部著作叫《从古典学派到马克思》，该书详尽地分析了马克思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在理论上的区别与联系。不过我在清华读书时，他还没有讲现代经济学。陈岱孙先生严谨的治学精神对我后来从事经济学和经济史研究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贯通中西经济史学

国内的经济史学者不是学历史出身就是学经济出身，这就很自然地形成两大学派。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能否简单述评一下当今世界经济史学研究领域的主要派别和理论？

　。。。。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些年，您在经济史领域或与之相关的领域又有哪些新的关注点？您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吴承明：早在1986年10月，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丹尼森来到北京时，曾提出他研究美国经济增长的“全要素分析”方法。当时我就想这种方法能否用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后来听人说，虽然国家统计局已采用国民账户核算体系，但提供的数据还不能作出全要素分析，不过较小区域的要素分析较为容易，只是不少项目要靠估计。近来，我看到有青年学者试图用全要素分析法研究近代荣氏企业发展史，认为有些要素凭老辈经营者的“经验数据”还是可取的。

　　众所周知，制度以及国家、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它们对经济基础的作用不是直接的，往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显现，而且不可计量，不能纳入丹尼森模型。对于这些不可计量的制度要素，我认为可以采用法国年鉴学派或布罗代尔的总体论史学方法来分析。布罗代尔的总体论是结构论，总体由部分（研究领域）组成，且“总体大于部分之和”，“总体即各部分关系之和”。历史研究就是研究各部分的关系及其变迁，尤其是各部分与总体的关系及其变迁。按照这种理论，全要素分析就需要分析要素与整个经济增长的关系及其变迁。

　　这种结构关系有因果关系、双向关系、辩证关系，错综复杂。研究它们要用逻辑思维，用归纳法、推理法，分析、综合，又都要有史料证实。逻辑分析能全面观察，分析层次，揭露实质。其实，采用计量模型并不是研究历史最好的方法，它将复杂的社会关系都简化为函数关系，已属失真，又用时间变量代替历史思考，不能说明其来龙去脉。所以，在全要素分析中，那些用丹尼森模型计量的部分，仍然要辅之于逻辑分析，才比较完善。

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科学

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

《中国社会科学报》：美籍奥国经济学家熊彼特曾说“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过程”，您如何理解这句话？

　　吴承明：我认为，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科学，即使是最一般的经济规律，如价值规律，也不能无条件地适用于任何时代或地区。研究经济史学不能只讲“纯经济的”现象，经济史学家应当具备相应的史学修养，从自然条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来研究经济的发展与演变。

　　《中国社会科学报》：根据您几十年来的治学经验，您认为做好经济史研究，应该掌握哪些基本方法？

　　吴承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曾有一场关于经济史研究方法的论争，后来的学者大多各行其是，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现象。1986年，我到意大利参加一个关于中国史研究的会议，主要讨论研究方法问题。当时出席会议的西方学者几乎都主张运用数学方法、计量方法，而反对我们国内常用的考古学、文献学、考据学等方法。我在会上提出“史无定法”。我说历史研究中，“就方法论而言，有新老学派之分，但无高下优劣之别。新方法有新的功能，以至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但我不认为有什么方法是太老了，必须放弃。”

　　概括地说，历史研究的方法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世界观意义的方法，它是从整体上指导我们研究的思维工具。历史观本身就是一种世界观，一种哲学，在研究具体历史时它就会变成方法，世界观意义的方法。每个治史的学者都有自己的历史观，而且是按照自己所长，依不同对象和史料条件，采用不同的思维方法，这也是“史无定法”的一种表现形式。二是认识论意义的方法，它是解释、推理、求证的思维工具，其中又分为逻辑思维与非逻辑思维两种。逻辑思维包括归纳法、演绎法、证伪法等，非逻辑思维则有辩证思维、形象思维、直观思维三种方式。其中，辩证思维是中华民族特别擅长的思维方式，自古有之。三是专业和技术研究方法，包括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计量学方法、区域和比较研究法等。

　　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以新制度经济学派为例，其创始人道格拉斯·诺斯认为，经济增长的原因在于制度变迁，即确立和革新产权结构。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进行体制改革，希望从西方产权制度学派的经济学中汲取一些教益，因而掀起了利用诺斯的理论来研究经济史的热潮。许多青年学者积极投身于此，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还提出了改正诺斯理论缺陷的见解。社会学与历史学关系密切，19世纪中叶，社会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创造出自己的理论和方法，大大有益于经济史的研究。在经济史研究中，可以借鉴社会学的整体思考、比较研究、社会底层研究与社会调查方法等。

　　经济史的计量分析有统计学方法、计量经济学方法和计量史学方法，而以统计学方法为主。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要尽量使用统计学方法，能计量者尽可能计量。经济史要用经济学的理论进行分析，但还应多视角地回馈社会制度、文化习俗等历史实况。换句话说，研究经济史就需要研究整个社会。经济史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经济学的流。

　　此外，治史一定要坚持实证主义原则，经济史研究也是如此。孔德说他的“实证”一词有五个含义：真实、有用、不犹疑、精确和“否定之反义”。作为考证方法，我只取他第一个含义，即真实。。。。实证主义者应当肯定自己的解释，但不要否定别人，特别是前人。

　　历史研究应当有价值评判。就经济史学而言，对它作出价值分析颇有难度，需要采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两种方法。所谓实证分析，就是将研究对象置于其产生或运作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考虑，应具体不宜抽象，不宜先立范畴，更不能用范畴来“填充”历史。规范分析则应当用今天的价值观来分析历史事物或行为对当时的作用，还包括对今人及后代的影响或潜在效应。20世纪中期，美国学界将逻辑实证主义引入到史学研究当中，要求从一般规律和所研究问题的初始条件推导出演变的结果。显然，这种方法有诸多局限性，所得结论往往具有预言性，并且包含目的论和决定论倾向，是不可取的。

历史学不是史料学

历史观是一种世界观，也就是人们对历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看法。在历史研究中，历史观是当做思维方法来应用的，而不是作为推理的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