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勒·考恩
克里斯蒂·罗默(Christie Romer)大体上回答“是”，阿诺德·克林(Arnold Kling)则表示反对。
我并不指望罗默将一个发言变成一个学术讨论，而且在这点上，我也不会责怪她。不过，我并不认为她的陈述非常具有说服力。
我会从产出比就业率反弹更加有力的事实开始。总需求理论本身并不能解释这种差别。一个简单的可能就是更好的管理以及更加全面的衡量标准，使得我们辨识(同时解雇)成千上万的低工资的工人——他们并不能产出多大的价值。这才是一个真正的震惊，即便它并不是传统观念中的一个部门变化。
新工作的创造速度一直以来都是特别低，这也是事实。尽管这些准工作的名义工资并没有被之前的工作合同或协议所限制。你就继续规划美好蓝图吧，但这很难让我觉得这单单就是一个总需求的问题。
我好奇这是怎样一种行为假设，所有这些没有被雇佣的工人——盯着眼前的工作而顽固地要求(更高)的名义工资——会坚持多久。我完全支持行为经济学，但是我不认同这里这个故事。
我并不想过于热衷地宣传最低工资的大幅提高+失业救济延长+这里出现的经济状况调查假说，但是它应当作为一个相关因素而被提及。那些也是真正的因素。
我也观察到，工资，以及工作市场，在如今，比起很久以前，已经变得更加具有弹性了，具有如此多的服务部门的就业，如此之多的弹性以及兼职就业制度，以及更低的工会化。在大多数总需求理论中，那预示着工作市场将会相对快地恢复，尽管我们现在没有观察到。
一个单独的问题是，罗默相信主要的总需求激变会变得怎样。她清晰地反驳了斯科特·萨姆勒(Scott Sumner)的关于货币政策过于紧绷的说法。那都是来自房产市场破裂的泡沫吗？记住，那些都是纸上价值，同时来自这个国家房产股票的真实服务尚未降低。再一次，你能够讲述那些行为科学的关于不对称感知的损失vs未来收益的故事(对于许多人来说，购买一个未来的家在现在变得便宜许多，尽管也许它们并没有意识到积极的财富效应)，但是那就能使得整个周期运转吗？
为了确证，总需求在这场衰退中是一个主要的因素，但是从任何情况下说，它并不是整个故事。在主要的衰退中，通常都是总需求和总供给共同作用。
更重要的是，罗默的文章说服了我，那就是目前的经济政策的制定者——更不要提许多博客作者了——并不应当像他们现在这样确信他们明白到底在发生些什么。
附加：我有时候感觉，左翼评论者拒绝接受“真正的激变”假说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会意味着**不能做多少事情来改善现状。那并不正确。**所做的大部分，不管是更好或者更坏，是尝试解决一个真正而非名义的问题。也许它意味着“干预并不是那么有效”但它也是(也许是)意味着“干预是更加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