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早些时候，商人专指从事贸易，贱卖贵卖的人，商人的活动领域只局限于流通领域，随着市场扩大和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商人由这个狭义的概念扩展的更广，商人也包含产业商人（也叫做企业家、事业家），甚至包含金融商人。据传中国最早的商人是商国人的后裔，由于被周王朝取代后商人被限制在商丘这样一个很小的地域范围内，族人难以靠耕种自保，因此被迫外出谋生，从事最辛苦最劳累的贩运工作。起初商人的活动很少，在上古时代的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划分中，商人因此也只被排在末席，但在春秋战国时期，商人已经成为社会上不可缺少的一股力量，对经济、文化和政治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改变着人民生活，甚至左右着国家力量。从汉代以后，封建统治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儒家最讲究义，因此也最厌烦“重利轻义”的商人，导致往后中国1000年的封建史中一直对商人采取鄙夷态度，商人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一直抬不起头来，因此发展也受到抑制。这个局面一直维持到明清时候，此时有几大因素促使了中国最早的具有规模意义的商业形成：全球贸易增多、人口增加和迁移、政策促进、企业家精神萌发。在明清往后的500年中，出现了中国十大商帮。
    明代统一全国后，曾在西北设九边重镇，屯兵抗拒北方少数民族，为了给边镇输送粮草，**颁布“开中法”，规定向边镇输送粮食的商人可以换取盐业经营权。在古代盐的交易一直受**控制，存在重利，盐业生意被很多商帮都视为必争之地。开中法的实施造就了晋商和陕商的发达，虽然晋商一开始也依靠勤劳和勇敢挑货郎跑遍全国，但真正让晋商从无规模到有规模完成快速资本积累的还是开中法带来的盐利。以至于在清代以后晋商甚至有足够的资本开设当铺和票号，成为中国最早的金融组织机构，“银票”成为晋商创造的最伟大的发明，就连洋人到汉口后也惊叹晋商票号的信用、责任度和方便。陕商基本上也是和晋商一样，但不如山西人做的大，常常依傍山西人，在全国的商会竞争中与晋商结盟，对抗南方的徽商。政策造成的繁荣也因为政策的消失而湮灭，清代后期晋商走向没落，只有少数转型成功的继续耀眼，如孔祥熙等留过洋受过教育的新式商人。由于晋商发达的早，没落的也早，所以在晋商辉煌的时期大部分不能摆脱当时的历史局限，那就是商业资本积累完成后没有向产业资本转移，而是以末起家，以本守之，在家置田地，盖豪宅，窖藏金银，以致辉煌难以维持。
    在十大商帮中，徽商和江右（江西）商人较为类似，最大的共同点就是他们大多都是儒商、或官商。徽州（新安）并不包括现在的整个安徽省，而专指现在的皖南和赣北一带，这里山重水复、物产丰富，这里的青年在启蒙时都会被灌输两种梦想：读书好经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由于道路交通困难，徽州人往往是少小离家，年老归故里，中间顶多在父母病重时回家个一两次。江西自古就是人杰地灵之处，江州（九江）、庐陵（泰和）、临川（抚州）这些地方一个县出的进士往往比别的一个省出的还多。徽商和江西商人有的是从仕不成而经商，有的是放弃仕途后经商，有的先经商再入仕，如胡雪岩获得红顶商人的美号。这两个地方的商人一般不在本地经商，活动的领域大多在长江和运河一带，如扬州、临清、汉口、成都，做的生意仍然以盐业为主，加之本地的土特产，如徽州的茶叶、笔墨纸砚、江西的乌鸡、瓷器等。既然叫官商，当然免不了官商勾结，安徽和江西的商人可以在皇帝驾临时挥手万金造行宫或直接赠予皇帝做路费，皇帝一高兴赏赐的好处就是盐业专利或者布政司职位什么的，好几个做过这事的人都依靠这种寻租获利几十倍。当然和同乡官员勾结也是非常普遍。我认为徽商和赣商发迹的最主要原因是企业家精神，而江西商人发展的另一个原因是人口因素，两江繁华之地由于人口过多而向荒蛮之地迁移，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江西人向西播撒文化风俗的同时也带去了江西的商业。徽商和赣商主要从事的还是传统产业，没落的原因我认为有两个，一个是太平天国战乱严重的破坏了他们活跃地区的商业（江淮、运河）、对外贸易增加使得经济中心向沿海迁移，而徽商也赣商这种思想较为保守不愿创新进取的人群难以适应新的形势、清**统治力量的弱化使得官商再无可依靠的大树。
    由于人口问题而发展出来的商人还有一派，就是鲁商，受儒家文化熏陶，齐鲁人重义气，轻利益，加之山东省土地肥沃，大多山东人安土重迁，不愿从商，山东历史上出现的名人要么是大思想家、要么是艺术家、要么是军事家，但就是没有多少商人。这里的商人是被逼出去的，清代山东人口已经达到3000万（现在是9000多万），加上饥荒，大量的山东人闯关东，也有往南、往西、或上京的。山东人没有摆脱传统商人的束缚，但是却由于仁义、朴实和厚道，创造出了一种商魂——这在现代管理学中叫做核心竞争力——品牌。人们耳熟能详的瑞蚨祥、全聚德、便宜坊，都是山东人创办的，其中以周庄旧军县人最多，大多带“祥”的字号都是这个县一个姓孟的族人创办的。
    靠贸易发展起来的商人是福建和广东商人，起初这里的商人根本就不是商人，亦盗亦商，同海盗无异，后来经明朝朝廷招安，大部分海盗逐渐都消停下来，从事合法的经营。福建和广东商人的足迹遍及沿海诸省、琉球、日本和整个东南亚。郑芝龙就是福建商人的代表，他起初是海盗，后来被招安，清朝建立后又归顺了清朝，他的船队吞并了其他大大小小的海上帮派，在东南沿海一代是真正的海上霸王，西方来的船队也必须首先和他商洽，他的儿子是著名民族英雄郑成功，父亲投降清朝后但他没有投降，在非常大的阻力下收复了台湾，并坚持斗争几十年，甚至做了向东南亚发展的计划。中国的人口重心在汉代以前在黄河流域，在唐宋时由于**移民转移到了长江一代，而到明清时更加南移，经济中心逐渐转移到了福建广州。广州在清朝闭关政策后是唯一的通商口岸，著名的广交会其实在历史上就存在，指的是国内外贸易商品在广州一年一次的交易会。广州福建的商人由于接触新的文化、新的思想，他们的经商理念同内地也不同，他们一改儒家文化的保守和中庸，奉行“爱拼才会赢”。因此，广东福建商人是最早将商业资本大量用于实业资本的，陈起源的继昌隆缫丝厂，大商人张弼士以及他的张裕葡萄酒。广东福建是资本主义萌芽最早出现的地方。
    如果说晋商陕商靠的是政策驱动，徽商和江西商人靠的是企业家精神萌发，闽商和粤商依靠的是外部贸易机会，鲁商和赣商被人口压力所迫离乡谋生被逼无奈，那么宁波帮商人（浙商）和洞庭商人（苏商）的崛起就真的是上述几种力量的融合了。洞庭商人指的是太湖（由于太湖在古代和洞庭湖相连，所以都叫洞庭）商人，他们在早期也从事一些传统生意，但是在面对太平天国动乱和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传入时，决定了将资本向当时亚洲最大的金融和贸易市场——上海——转移，很多洞庭商人在那里开起了钱庄，在那里做起了买办，席氏一族一连做了一家央行半个世纪的买办。宁波商人严信厚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现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将山西人“票号”的辉煌创新甩在了身后。苏商和浙商真正实现了传统商人的转型，不再以本守业、不再拘泥传统产业、不再靠外力（官、洋、地利）。如果拿苏商和浙商相比，浙商更为优秀。浙商善于运用集体的力量团结取胜，经常不吝向同乡传播经商信息和知识，他们在挑选产业中稳重有变，不拘一格，趋利避害是浙人一绝（在传统完全竞争产业、垄断行业、和现代产业都有涉足）。
    说史自省，读古明今，商帮的兴起或衰落不但也政策、人口、外部环境等外因有关，也和自身的思想、文化等内因有关。在不能控制外因的前提下，诚信、适应力、创新、敏锐度和品牌是企业和企业家必备的条件。中央**和各级**当前在为中小企业出谋划策时，不应当仅仅考虑资金、政策、市场准入等条件，而应当更多的从企业家层面想办法。如何培育一批有头脑有素质的商人，是振兴中华工商业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