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三月，中国恢复社会学；同年五月，我进入了这个领域。二十五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我想借此机会对自己二十五年的学习做个总结。赴美之前，我出版了两本书，发表了一些文章。一九九四年一月，我取道香港，来到美国。先到密苏里，随后到芝加哥。滞美期间，我自东岸至西岸，游历了美国主要大城市。一九九八年去加拿大，在第十四届世界社会学大会上宣读论文。二零零零年去莫斯科参加一个会议。二零零一年在第五届欧洲社会学大会上宣读论文，顺便走访了罗马、巴黎、伦敦、柏林、赫尔辛基。我的世界观肯定有缺陷，因为我还没有机会走访日本、印度和巴西。但无论如何，这个总结是我二十五年来诚实探讨的结果。

        中国居于世界体系的中心长达一千五百年，直到一百四十年前被英国取代。秦汉和罗马帝国之前，人类社会发展有限。战国七雄，各有数百或上千年历史。七国之间，老百姓口语肯定不相通；文字、货币、度量衡、法律都有差异。不但北向有长城，七国之间亦有长城相隔。书面语已经开始分化。中国似乎永无统一之日，如同过去两千年的欧洲。统一中国，这是千载难逢之际。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秦始皇。秦王扫六合，在他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一统天下。这首先是个难以想象的军事奇迹。这不是历史的必然。秦始皇之前一百多年，商鞅变法，彻底改造了秦国社会。以土地私有制取代封建井田制；以中央集权郡县制取代封建分封制；以军功贵族取代世袭贵族制。对于士兵和下级军官，以本人所取之敌人首级数量论军功。对于指挥百人以上的军官，以麾下士兵所取之敌人首级数量论军功。军功贵族不能世袭三代。三代之内，若没有新立军功，则贬为庶民。如此造就了秦军百万“虎狼之师”。事实上，当时七国都进行了类似的改革。只是相比之下，商鞅变法最为彻底。商鞅把政策变为法律，把法律刻成碑文。但无论经济上、军事上、文化上，秦与六国比都不占绝对优势。现在回顾中国统一的原因，秦始皇的雄才大略，至少和秦统一前的时势同等重要。统一中国，这是万代不遇之际，稍纵即逝。如果不是秦始皇雄才大略、审时度势、毅然决然，中国就不会统一，世界历史就会完全不同。
        统一中国后，秦始皇统一文字、货币、法律、度量衡，修驰道，拆毁六国之间的长城，合并修筑北向长城。更重要的是，他把土地私有制和郡县制推广到了除新疆、西藏以外的全中国。是秦始皇缔造了中国。
        汉高祖刘邦不了解郡县制的先进性和封建制的落后性。他在西部保持郡县制，在东部恢复分封制。很快就起七国之乱，中央只得武力平叛，恢复郡县制。从此以后，中国再也没有人搞分封制了。这意味着中国比欧洲提前一千六百年结束了封建社会。
        汉武帝刘彻雄才大略，收入新疆。他意识到理性的官方意识形态对于一个民族国家的重要性，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两千年，中国精英阳儒阴法，再加老子和孙子兵法。这构成了前工业世界最理性最完整的社会理论。亚当斯密之前，西方无人赶得上韩非子。黑格尔之前，西方无人赶得上老子。到现在，西方也赶不上孙子。

        这里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空白：中国社会没有官方宗教。司马迁填补了这个空白。周初，周公第一次总结了他以前的人类历史。春秋时，孔子第二次总结了人类历史。司马迁作了第三次总结。司马迁科学完整地总结了在他之前三千年的世界历史。（当然，对他们来讲，中国就是全世界。）司马迁写了一部世界史：《史记》。《史记》是中华文明的圣经。《史记》总结了农业社会的发展规律，总结了建立和管理一个巨大民族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太史公开二十四史之首，重于泰山。此后，中国隔代修史，延续了周公、孔子、司马迁的传统。（最近，中国官方宣布，中央**将投入巨资，组织数百位资深学者撰写清史）。司马迁之后，历史之于中国社会就如同宗教之于西方社会。中国先于欧洲一千六百年完成了政教分离。和两千年前一样，今天百分之九十的中国人和百分之九十五的中国精英是无神论者。司马迁对人类社会的认识科学、深刻而完整。自从有了马克思，西方才赶上司马迁。
        中国人以史为鉴，自强不息。在秦始皇、孔子、司马迁的光辉照耀下，基于先进的经济政治制度、先进的意识形态、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国雄居人类农业文明之颠一千五百多年。唐宋完善了始于汉代的科举制。元朝收入西藏。明代郑和下西洋，三万水兵，数百战舰，环游世界。他们发现中国太先进了，世界的其余地方与中国比太落后了，加之明朝精英的心胸比秦汉唐精英狭隘许多，明朝精英最终放弃了海外探险。前清全面总结五千年历史经验，把人口从一亿发展到四亿。
        欧美西方取代中国成为世界体系的中心，是很近的事。一八三零年前后，欧洲GDP超过中国。一八六五年前后，英国GDP超过中国。一九零零年前后，美国GDP超过英国。所有这些，都是很近的事。古希腊是个小半岛，局面不大。罗马帝国是美国之前西方文明最高峰，与秦汉各有千秋，但因为没有正确的社会经济制度，没有正确的意识形态，很快就土崩瓦解了。欧洲中世纪封建制比中国先秦封建制还落后，领主混战从未间断。但落后和混战也创造了机会，工业革命意外地发端于英国。换句话说，欧洲是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迎接了资本主义的兴起。中华农业文明太先进，新型社会制度反到出不来，因为不急需。忽然之间，农业中国滑向世界体系的边缘，工业化的欧洲崛起到了中心。而这碰巧发生于中国处在一个朝代的末期，而不是一个朝代的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