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是1959 年在美国加州大学念书, 1962 年开始跟我的老师阿尔钦( Alchain) 。阿尔钦对我的启发很重要, 他是第一个说产权很重要的人。但是他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产权重要, 但他提出的观点对我影响很大。他说凡是市场上有稀缺的, 人与人之间就一定有竞争,竞争就一定要有游戏规则, 由游戏规则来决定胜负,现在游戏规则就是所谓的产权制度。这是他提出来的一个启发, 所以在阿尔钦看来, 没有无竞争的社会。要竞争就有约束, 所谓约束就是局限条件, 这就叫产权制度。这是他提出来的, 但是他说来说去也说不出私有产权是什么。这个问题就是科斯在1960 年一篇文章里面提出来的, 他的那篇文章很简单, 也没有提到私有产权, 他只是提到权利的界定, 国内称之为内生外部性, 我把它叫界外效应, 科斯把它称为社会成本问题。
        所以我常常对同学们说, 文章不需要写的多, 只要一篇好的就够了。科斯是不是天才也很难说, 他做什么东西都很慢, 可是只要你听他讲话, 他想得非常快, 想得非常深入。他在伦敦经济学院拿的博士。20岁还没有拿博士的时候, 他去芝加哥听奈特( Frank H.Knight) 讲几堂课, 写了一篇《公司的本质》, 1937 年发表。然后他就不再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转而去研究专利问题。他对专利问题的分析, 以我们当时社会学来说, 不是非常到家, 但是他的东西非常详尽。在专利方面, 他研究英国的广播和邮局问题, 英国的广播和邮局是专利权, 为什么要给它专利权呢, 他就研究这个问题。科斯这个人想问题想得很深, 他看东西的角度很新奇, 但最重要一点, 他调查起来不放手。他想转到美国来做工, 但是没有博士学位在美国是做不了教授的, 他就拿自己的文章去申请博士学位, 其实是一个名誉博士, 于是他就到了美国水牛城大学教书。他在英国是研究英国的传播专利, 在美国就研究美国的传播专利。美国的联邦传播委员会有很大的权利,控制了所有电台、电视、电报、报纸等传媒。他就问他们的权利从哪里来? 他就追溯历史, 这就是问题所在。后人称之为科斯定律, 施蒂格勒( Stigler) 认为这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思想。
        它从何而来? 其实很简单, 他就调查到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的前身, 即电台传播委员会, 音波的频率就是由它来控制。为什么由它来控制? 他就追溯历史,一直追溯到波士顿。大概是100 年前, 那些波士顿渔船出去打鱼, 每一只船都要用无线电机和岸上联络,比如看看小孩有没有生病, 或者是告诉他们有大风雨来了要小心。这么多船一起出海, 彼此都要经过这个传播, 当大家都用同一个频率的时候, 统统就会搞乱,所以**就要来管制。**不管显然不行, 因为有些好事之徒, 可能用这个同样的波音频率去乱传播假天气消息, 所以就成立这个委员会来管理这些事情。科斯就问, 为什么要管呢, 你把权利界定清楚就行了。假如这个波音频率是属于你用的, 另外那个是属于他用的, 假如你要用他的频率就花钱去买, 你界定了以后就没有这些纠纷。一个人走运的时候就这么简单。你的工厂污染了邻居, 人人都说要工厂赔钱给邻居。我在上游洗衣服, 污染了水, 那下游的人怎么办, 是不是上游的人要赔钱给下游的人呢?
        很多类似的问题, 譬如货车经过稻田, 对那些农作物有损害, 那这个货车要受到约束, **要对它征税。这是庇古的分析, 传统都接受了。整个50 年代,那些经济发展学统统是同意的。你们也听说过蜜蜂的神话, 蜜蜂去采蜜, 没有给那苹果园的主人付钱, 那怎么办呢, 于是**要干预了。科斯真是鸿运当头。你说工厂污染邻居, 我把你污染了, 总是有一个好和一个坏。但是波士顿收音机频率这个例子, 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 两个都这么好, 两个都这么坏, 我干扰你, 你也干扰我。科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契约的角度, 说明不需要回答谁好谁坏的问题。他1959 年的有关联邦委员会那篇文章很重要, 其中提到这个例子: 你在田里种玉米, 我把车子停在你的玉米田上把你的玉米弄死了, 哪个是好人? 哪个是坏人? 一般认为开车的那个是坏人, 但科斯说, 这里不存在谁好谁坏的问题, 关键是要界定谁拥有权利。以科斯的看法,停车而压死玉米的例子和那个音波交叉的频率完全没有分别, 所以他的论点就是, 谁赔偿谁不是问题, 问题是你要把权利界定清楚。假如你无权在玉米田上面停车而你又想去停车的话, 那你就给钱那个种玉米田的人, 他就不要种了; 假如那块地你是有权停车的话,而那个种玉米的人就把钱给你, 叫你不要把车停在那块地上。他在这篇文章中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这句话没有人注意到, 但我注意到了。他说得很简单, 权利的清楚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而这句话就是我认为的科斯定律, 而后来的人不是这种看法, 我也不想再看以后的人有关阐述科斯定律的文章, 我认为他们的解释都不对。
        我可以跳一跳来说明这个问题。我认为中国应该感谢科斯, 之后还应感谢我, 因为基本上是我把它传播到中国的。如果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科斯颁发, 这个奖年年是我的。在20 世纪90 年代初期, 大家也都开始接受了。后来也是我的建议, 把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 所有权可以属于国家, 使用权要界定为私有。但是当时我提到, 用市价在市场上成交, 一定要有私产才可以。也就是说, 科斯讲的权利界定其实就是私产,这是我的老师———阿尔钦, 现在被认为是产权经济学之父, 很多东西他说的都非常深入, 但是他就是少说这一句, 他没有告诉我私有产权是什么。科斯也没有讲到私有产权, 他只说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
        可想而知, 我在中国开始写的文章, 谈交易费用的时候一般人很容易接受,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是排队买东西, 要走后门, 要搞关系, 每天都要花很多时间做这些事情, 这些都是交易费用。那个时候每个人手上都要拿一本毛主席语录来背诵, 这些都是交易费用。所以我在1981 年提出, 假如交易费用减少, 经济会上升得很快, 这一观点在当年是不难说服中国的朋友。但是假如你说, 市场一定要有私有财产的存在,这就不是那么容易被接受的。
        中国的文化传统中, 私字当头没一样是好的, 夹带私逃、自私自利, 跟私有关的东西没有一样是好的。你说交易费用他们还同意, 你说私有产权他们也同意,你说要改变制度走私有产权, 他们是不能接受的。80年代怎么能说私有产权呢? 到今天也不肯用私字, 到今天也没有说私营, 而说是民营。还是科斯没有提到私字, 他只说权利要清楚界定, 这就没有问题, 因为听的人也觉得没有问题, 于是就同意。

三
        新制度经济学从何而新? 第一点新, 就是产权问题, 你只说私产是不够的, 说不清楚。我是根据阿尔钦的思想, 从科斯那里偷学一点过来。我不是先知先觉的天才, 我是后知后觉的, 我的本领就是学得快, 你还没有说完我就超过你了。人人都知道, 我的东西从哪里来我都会说出来, 很多人拿了我的东西出来讲都不说的, 而我是一定会说出来的, 因为我有恃无恐。我可以举一反三, 从旧制度经济学到科斯的权利界定问题, 我的佃农理论第一篇文章发表的时候, 我没有感谢科斯,但有个同事告诉我, 你说的不就是科斯说的嘛, 我说,对呀对呀, 后来他的文章一谈起科斯定律, 一讲起科斯定律的引用, 就引用我的佃农理论。我对科斯文章念的很熟很熟, 受到他的影响我自己都不知道, 有时候情况就是这样。这就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始。
        第二点新, 就是交易费用问题。这也是从科斯那里引进的, 但是产权方面是阿尔钦带起来的, 而科斯是画龙点睛。他的权利界定那点很重要, 而科斯提到的交易费用问题, 在1937 年的文章也没有人注意到。在这个情况之下, 轮到我来做博士论文, 我决定要写产权, 阿尔钦反对, 他说太深了, 拿不到博士。但是我坚持要尝试。
        当年对我影响很大的还有另外一个人, 这个就是戴维德。你们念书念过捆绑销售, 这个对我影响很大。在经济学范畴里面, 一边是收入的分配, 一边是资源的使用, 历来都是如此, 然后一个叫微观, 一个叫宏观。那么捆绑销售放在什么地方呢? 又不是资源的使用, 又不是收入的分配, 但这摆明又是一个经济现象。当初我学习的时候, 他们是用价格分歧来解释, 我一听就知道不对。
        很多年后, 戴维德问我对捆绑销售怎么看, 我说你想出来的用纸卡度量电脑使用的频率, 这是天才之见, 但如果说是价格歧视就错了, 他马上同意。因为外界都说是价格歧视。现在这个问题, 你怎么来解释?这种现象应该放在什么地方, 经济学书里面找不到它适当的位置, 这是个很有趣的事情。
        所以当我1966 年初期做佃农理论分析的时候, 一个晚上我就想出来了。我证明分成租金、佃农分成的效果跟地主本人去耕种或雇佣劳力来耕种, 或者用固定租金把它租出去, 效果完全都是一样的。某些假设不同, 但结果都是一样。这一点就是戴维德对我的影响。他说为什么会有佃农分成? 这种现象怎么解释?课本上有工资合约, 又有固定租金, 那么佃农要分成,这是很普遍的合约, 你把它放在什么地方? 那你再进一步看, 这个捆绑销售也是同样的东西。也就是说,经济学少了一样东西。我做了很多年研究之后, 我去年已经出了一系列文章, 就是讲经济学的缺环, 这只是一个合约安排的问题。经济学没有注意到, 你现在去调查, 去看看所有的书, 所有的课本, 都没有讲到这些合约安排的问题。
        所以, 新制度经济学, 阿尔钦有贡献, 科斯有贡献, 德姆塞茨( Demsetz) 也有贡献, 这个交易费用跟这个有效率的观点, 对我的影响都很大。施蒂格勒说的信息费用, 也有点贡献。那我的贡献在什么地方呢?我就是咬着这个缺环———合约, 合约是我做出来的,我常常是说科斯比我先, 其实是我做出来的。安排的问题, 越想越大。可以这么说, 假如能看清楚的话,看到权利的结构, 收入分配、资源使用也都是合约的安排问题。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不可以没有约束, 假如没有约束, 一定会有租值消散。租值消散又是一个大问题, 我也花了很多功夫来研究这个消散, 你要看租值消散的分析, 就要看我写的文章。私有产权可以减少租值消散, 当年中国是通过等级排列来减少租值消散。如果没有约束竞争, 一定会造成租值消散。真是租值消散的话, 大家都饿死了。
        我常常说, 你们批评共产中国、批评共产制度欠妥。它是没有饭吃, 是很穷, 但是奇迹存在, 人口还增加了, 一定是在某方面对它有帮助。假如你是根据传统的分析, 没有私有产权, 无法无天的竞争, 人类怎么可能存在。但问题就是, 它有不同的约束方法,不同的约束方法就有不同的经济效果, 事实上就是不同的经济安排。所以, 当我看中国经济改革的时候,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 它是从等级排列而分的权利,要转到用资产来排列权利, 你说由共产主义或者什么社会主义, 转到私产主义是不着边际的,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竞争是要受到约束, 所谓改革就是约束的方法要不一样, 这是我的看法。也就是说, 过去中国的制度是用等级来排列权利, 行政上有10 级, 不同的等级享受的权利不一样。有时候你这个级别可以分到一辆车子, 那个级别可以分到两个鸡蛋, 你是属于某个等级的, 你不用排队就可以买到鱼。我在1979 年到广州的时候看到那些人在排队, 在走后门, 对我来说真是大开眼界。后来我知道, 这是一种约束竞争的办法, 其实是一种合约的安排。
        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看, 约束竞争的方法大致上有四种: 一种是等级排列; 一种是私有产权排列, 就是用资产来排列权利; 另外一种是用管制法律来排列权利; 最后一种就是宗教和风俗。这些都是约束竞争的方法。现在中国的改革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 其中最主要的部分都发生在80 年代, 就是从等级排列权利转移到资产排列权利。怎么转呢, 换言之, 它的转变就是从一种合约制度转到另一种合约制度。1981 年的时候, 我就看到这个局限的转变。假如这种局限的转变能继续的话, 中国就会转变。1982 年珠江三角洲开始了自由转业。那时, 香港的投资者到东莞珠三角一带投资的时候, 他们不愿意请那些国家职工或合同工, 自由转业就开始了。这是很明显的,此时这个所谓等级排列权利就守不住了。国内当年的等级排列, 是要有**监控你的职位, 假如他能自由转工的话你能怎么排列他。所以我在1982 年后期,1983 年左右我就说中国的改革不可能再走回途路。这一点也被我说中了, 我不是看水晶球的, 因为事实上是守不住。1984 年贪污开始盛行, 我非常高兴, 因为以前要靠走后门, 走后门不犯法, 它是靠等级排列权利。但是变成贪污意味着等级特权开始瓦解了, 那怎么谈得上走回头路? 我这一类的推断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推断, 其准确性, 就等于说你把苹果往上一抛它一定掉下来一样。有这样的转变, 就会有别的转变。
        所以讲到新制度经济学, 我认为它要走向局限约束, 要往合约那方面走。这个功劳是我的, 租值消散的看法, 这个功劳也是我的。权利的界定, 这个功劳是科斯的, 交易费用也是科斯的, 虽然我把交易费用推远了很多。但是产权重要的问题, 这一点是阿尔钦的。假如你说交易费用的存在和经济效率的关系, 这一点是德姆塞茨的, 当年搞新制度经济学的就是这几个人。

四
        新制度经济学后来的发展我就不喜欢。其中有几点是我在1969 年一篇文章里面做出来的, 那篇文章我讲到合约的选择, 为什么会有佃农分成, 为什么要选公司合约, 为什么有时又要选固定租金合约, 以及由此而导致的风险与懈责问题。
        我到芝加哥的时候, 那时我的佃农理论已写好,合约选择在我的佃农理论里面已经说过, 尽管说的不是很详尽。当时要出版我的佃农理论, 后来听了林毅夫的老师盖尔•约翰逊( D. Gale Johnson) 建议, 他帮了我很大的忙。约翰逊以前也是写佃农理论的, 那个时候我是年轻人, 把他写的东西批的体无完肤。然而当我最后去申请芝加哥的博士后时, 他还给了我一个奖金, 所以伟人就是伟人, 他们的胸襟真的很不容易。
        当时我的佃农理论那一章寄去一本杂志, 还寄了一份给芝加哥出版社。杂志回信说评审员评价不差,但大家都知道, 分成率是由风俗及习惯决定的, 而我说是市场决定, 这不对, 要我修改, 发神经, 我不肯修改。后来芝加哥出版社说, 你这篇文章可以, 快点把它写完, 写完立刻出版。所以到我写完的时候, 他们就催我出版。我当时就问约翰逊, 他说, 先让我想想。隔一天他过来找我, 他说, 我想过了, 你相信我,你这篇论文将来成为经典的机会很高, 你不会有很多这样的机会, 你还是多花一点时间。于是我就到图书馆去找书。我找到很多的合约版本, 这个合约指的是固定租金, 那本指固定劳力, 这本是佃农分析, 是真的合约版本。所以我在芝加哥天天对着那些合约, 想着如何选合约。想来想去, 我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就是《交易费用、风险规避与合约安排的选择》, 这篇文章到今天还很出名。新制度经济学就是这篇文章开始搞起来的。科斯1937 年的《公司的本质》也是我这篇文章把它给推出来的。但是我这篇文章, 对后来也产生了一些不怎么好的影响。
        一方面是风险的规避问题。怎样去选佃农? 因为他们要分担风险, 这是我的解释。我不想用这个解释,想把它拿开但拿不开, 后来还是把它放进去了。后来就影响到斯蒂格利茨( Stiglerz) , 斯蒂格利茨用数学来证明了, 然后就拿了诺贝尔奖。但是我不喜欢这种做法, 我不知道风险是怎么度量的, 干一件事情, 你说这个风险高, 那个风险低是怎么度量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判断。很多年以后, 我把那个问题转到信息费用方面去看。所以很多人在看完我这篇论文就搞出了风险、道德危机的分析。我看不见, 怎么排列呢,给你两种情况, 你说哪个风险大, 你排不出来。所以我就不喜欢做风险的研究。我当时对风险的度量, 只是拿一点变数来度量, 但是它支持我的结论, 用很好很漂亮的资料支持了结论, 那么你就得过且过了。我三次想把风险给拿出来, 结果还是放进去了。所以我这篇文章讲到风险问题对后来是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影响，进而更不良的影响, 也是在同样这篇文章里我提到的懈责、偷懒的问题。这个懈责偷懒的问题, 到了奥利弗•威廉姆森( Williamson) 的文章里面就变的很重要。奥利弗•威廉姆森也说到他是读到投机者, 然后据此导出博弈理论。所以现在新制度经济学很多都向博弈经济学的方向走。是我在那篇文章中提到偷懒这个问题, 但是我也不喜欢, 我怎么晓得这个人是不是在偷懒, 你在打瞌睡我怎么知道你是在偷懒呢, 也许你肚子痛也不一定。
五
        我对现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存在几个方面的不满, 关键在于我坚持观察很重要。第一个不满就是有很多人一张合约没见过也来分析合约。他们分析合约,怎么能连一张合约也没见过呢? 我们当年分析合约时是花很多钱把合约买回来的。你不知道真实世界, 你怎么能够解释真实世界? 我和科斯都是同样的看法,你想解释事实, 你首先就要知道事实是什么。萨缪尔森( Paul A. Samuelson) 说, 爱因斯坦是不需要这样做的, 他想出的那个相对论, 完全没有证据, 他是想出来的。我回答说, 最大的问题是你不是爱因斯坦。所以对真实世界, 我是花了很多时间, 到处走, 满街走,到处考察。人家说张五常放弃学术了, 那我也无话可说。物理、化学、生物学, 哪一样不是从实验室里走出来的, 这是实证科学, 实证科学一定要从实验室里走出来。经济学是一样的, 经济学的实验室是什么,就是真实世界, 街头巷尾要到处去跑, 不能不知道。你听到一些人讲到经济分析, 完全都不晓得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 那解释什么呢?
        第二点不满的地方就是我坚持要验证一个假说。一个理论永远不能证明它是对的, 你只能证明它没有错, 没有错的话就可以采用。在证明中间, 假如甲发生的话乙一定会发生, 假如说没有乙而有甲的话, 就一定推翻掉了。那我的坚持就是, 这个甲和乙一定要看的见, 你看不见就没有用。讲来讲去, 需求定理这么重要的东西, 假如价格下降, 需求量增加, 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用起来很困难, 因为价格下降人人看的见, 而需求量却是看不见, 没有这种东西, 需求量是经济学想出来的, 真实世界里有的只是成交量, 需求只是意图的需求, 所以世界上没有效用这个东西。我常常说, 首先要问科学不是要求对或者求错, 而是求可能被推翻, 而希望它不能被推翻, 那你就要从看得到的地方入手。所以, 奥利弗•威廉姆森就算他是我自己的老师, 对于博弈论那些勒索的行为、机会主义,我并不是说没有这些东西的存在, 我只是说我看不见。我不是说博弈论没有道理, 很有道理, 我不是说你的逻辑错, 你的逻辑是对的, 但是你只是在说故事而已。我怎么验证呢, 法庭都判不来。我坐在那, 眼睛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 你知道我脑子里想的是什么? 博弈论就是假设知道我的脑子里想什么。所以我个人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这种发展比较失望。
        再回头来说, 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 题为《中国的经济制度》, 跟进29 年中国的经济改革, 有复杂的历史要说, 也有创新的理论要解释。英文二万多字,翻成中文三万多字。下个星期末会在网上分六周12期刊登出来, 是写中国的经济制度。在我个人来看, 这是我个人在新制度经济学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我不能再达到更高的境界了。我72 岁还能写出这样的文章, 你不能说上帝对我不仁慈。科斯非常重视这篇文章, 赞过无数次。就是我认为应该往那个方向走, 可是没什么人往这个方向走, 科斯希望我走的这条路,对中国的学子有影响。他认为美国的经济学是没得救了, 他常常对他的助手王宁说, 让张五常尽量把好的经济学从中国搞起。不是那么容易, 你们请我来做报告, 我就来吧, 希望有奇迹出现。

好东西，谢谢了

多谢分享的，内容还不错的，就是感觉张有点太自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