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毕业来临之际，南开大学有28名博士生因未达到毕业要求只能拿到结业证书。南开大学校长助理佟家栋教授说，此举是为保证博士质量，这28人将不会是惟一一批被淘汰的南开大学博士生。
我国的研究生培养，无论是硕士生还是博士生，一直都是“严进宽出”。考试的时候，“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一旦顺利过关，则犹如进了保险箱，几乎每一个人都能拿到学位证书。而国外则不然，对于研究生的毕业要求非常严格。复旦大学前任校长，现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的杨福家曾举例说，像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生为了能拿到学位，有的人完成硕士学位甚至需要九年时间。相应的，他们中好些人的硕士、博士毕业论文也就是其拿诺贝尔奖的论文。
现在，南开大学开全国高校之先河，率先淘汰未达到毕业要求的博士生，于博士质量的提高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也算是在博士生“严出”这一环节上与国际接了轨。可是在我看来，需要与国际接轨的不仅仅是“严出”，更重要的是“严教”。
众所周知，时下不少高校为了创建研究型高校，对博士生的培养一哄而上。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东北大学校长赫冀成就痛陈了这一时弊。他说：“现在有的导师仅博士生就带50多个，加上硕士生，学生数量更大。有的博士生别说跟导师上课，见面的机会都很少。这种情形，导师怎么指导学生、监督学生的科研情况？怎么保证教学的质量？”调查显示，国外每名导师只带2～3名博士生，而我国每名博导平均要带5.77名。
如此看来，一名博士生达不到毕业的水平，固然有其自身的原因，但同时也不能忽视博士生培养过程不严格，存在着博导不导，敷衍了事的因素。由此不难发现，不对博士生教育过程本身进行改良，而将所有的责任都让被淘汰的博士生来承担，这显然是不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