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的，这个题目很有点大哟。用制度经济学回答是没有问题的：
可以用张五常交易费用经济学与诺斯等人开创的新经济史的思路予以解答。诺斯指出1意识形态的变化、引起2政治法律制度的变化，3又引起公司组织形式的变化 4引起经济绩效的差异。5经济绩效的差异最终成为导致意识形态变革的动力。 邓小平改革开放后，大量城乡民营经济的突破，导致原有意识形态的破产。它进而引起政治、法律制度的变迁（如设立公司法、合同法等），再进而引起公司制度的变迁（外企、民企开始勃兴），最后导致经济绩效的差异，引发了意识形态的变迁（要坚持市场经济）。但是，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没有涉及宪政改革，很容易出现权钱勾结，这很容易出现既得利益集团制度化，这就是杨小凯先生所说的“后发劣势”问题。既然**主导资源，那么与之接近的部门收益就高，这会导致社会资源极其不合理的配置。而人们为了获得高收入进入**主导的部门，那么就要鼓吹（不管信不信）**主导资源有利经济发展的论调。而这又会强化一些知识水平较差的人的看法。这套制度就会锁定。中国的转型就很可能出现官二代、富二代赚大钱，一般百姓出卖苦力糊口的现象，而且该制度很可能被锁定。我觉得，研究中国经济转型只注重与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比较是很大的误区。这方面的成功经验，要注意民国经济史和台湾的经济政治制度变迁。我看应该关注印尼、菲律宾这些国家，我国再不改弦更张，就很有可能滑入裙带资本主义国家的危险，而且这种制度具有稳定性。要改变这种制度，就不能靠**施舍，需要一批闯将主动开拓市场，对原有秩序形成冲击。比如，最近南方科技大学的校长朱清时院士，由于筹办该大学的学位等问题经中央批复，三年没有结果。遂决定自主招生、自授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