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过，看了第一篇。

劳动力商品是典型的吉芬商品，楼主说要证明，却没看到证明过程，遗憾。

很多经济学家都喜欢提吉芬商品这个话题，是因她有驳常理。但并不见得每个人都能运用这种东西，有争议，说明它难度大。

吉芬商品是说“土豆”消费者收入增加，需求量反而减少。但土豆是土豆，劳动力是劳动力，两者是有差异的。“劳动力”的消费者收入增加后，所选择的替代品无非是资本或者技术，在最优生产时，劳动力和资本的关系是确定的，所以资本是不能改变的。但改变技术在微观上结论是成立的，但在宏观上却不见得了，因技术需要人来发明。即这里技术和劳动力有关联，而土豆和奢侈品没这种关联。

顶一下吧，好文没人顶，感觉论坛冷清多了。

1、楼主提出的解决现代失业的第一种方法是不可实现的，资本家不是慈善家，有给工人减工资的愿望，却不可能有主动给工人加工资的动机。

2、我也是支持按人发钱的，英雄所见略同呀。经济政策需要政治家来实施，我已经给按人发钱找了一个法理上的依据，那就是从宪法规定的全民所有权引申出来的全民分红权，全民分红也是孙中山先生的政治理想，因此全民分红甚至可以成为民主国家一些政治家的竞选口号。“按人分钱”这个词毕竟有些不妥，给人不劳而获的口实，而“全民分红”则是合理合法、理直气壮的。

1：资本家因为短期行为和既得利益不会为工人提供高于平均水平的工资。

2：有个别得资本家提高工资，对于同行业来说是挑战行业规则，是牺牲自己得利益，不可能带动其他资本家同时提高工人工资。这样得方法有他先天得缺陷，只能再一个小得区域实现，放在大环境里面，是杯水车薪，毫无意义。

这需要政府出面处理.目前军队工资上涨和公务员上调工资应该是有考虑这方面的因素吧.

谢谢！先保存再慢慢看！

顶

1、提高工资，自然是要政府干预，才能达到。市场本来就没有这种机制。

2、按人发钱，是赤裸裸地展示理论的要点，强调这是一项货币政策。当然，这项货币政策的基础和实质的确是发放国民红利。

新加坡的淡马锡，就对全国公民发红利。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9-16 14:23:25编辑过]

是的，加薪要靠政府干预。我们就是在讨论出台什么样的政策。

希望大家多发表好文章

能不能再把现代失业理论扩展说明一下

呵呵，近来刚好有关于这方面的作业，谢谢楼主的分享。

顶一下。

[求心评论]我数了一下，大概有一半的专家提到了通过提高工资、提高群众收入以达到内部均衡的目的。我把这部分转来了。
　　分配问题是导致内外失衡的根本原因。下面汤姓经济学家的这句话与我完全一致，这也是我多年来一直强调的，我甚至怀疑是不是参考了我的观点，读了我的书，看了我的“合伙包饺子”模型，呛恰?br>
　　汤经济学家：“大家对这个问题达成的共识是，未来制约中国发展最主要的矛盾还是收入分配问题，这也造成内外失衡的最核心的原因。”[已经查清楚了。是汤敏、林毅夫、樊纲在搞这个研究，得出了这个结论]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按：下面发出一个研讨会的发言内容，与会者多是国内的主流学者和政府官员，中国经济走到这一步与这些人很有关系。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通过这些发言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学者的高明和愚蠢。我中心网站已经发出各种不同观点的文章，大家可以从中比较，看看哪些有道理，哪些有错误。实际上中国经济今天出现严重失衡，是与下面这些专家学者有直接关系的。这个主流智囊今后将何去何从？请大家拭目一待。出于对发言者的保护，我们将姓名隐去，请大家只看内容好了。]
xiaozheng：

刚才xiaoliu从储蓄的角度来谈内外失衡的问题，我很赞同。我从收入分配等几个方面来讲一下。因为储蓄率高，所以分配率就低。有几个数字：第一，城乡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去年和前年下降到45%，比历史最高水平下降了10多个百分点；第二，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已经连续四、五保持在11%左右，去年下降到10.6%；第三，最终消费率去年下降到50%，比前年下降了2个百分点，这也达到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最低点；第四，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由1：2.2上升到1：3.3；第五，居民消费率去年下降到36%（前年是38%），也达到历史最低点，而政府消费是14%，上升到历史最高点；第六，投资率去年和前年都是42.7%，连续四年的平均水平是42.4%，都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的，高投资率今年已经进入了第5个年头，这五年也是历史上投资率最高的时期。

这些数字说明了一个问题——内外失衡的根源是内部消费与储蓄的失衡。消费失衡是由于居民收入长期处于较低的水平，而且收入结构分配不合理所造成的。要解决这个主要矛盾，还是要对收入分配进行大的调整。刚才很多专家提出的建议，我都很赞成。比如xiaofan讲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如果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起来了，既增加了消费，又增加了外资企业雇佣中国员工所承担的社会责任；xiaowang讲的从间接收益向直接收益过渡，也应该着手研究了；还有就是增加对农村的投入（包括对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以及农产品出口支持体系的投入），增加农民的收入，农民收入增加了以后，他们的消费意向就会比较强。

在对国内经济失衡进行调整的同时，要辅之以外汇储备的调整手段，包括增加海外投资的能力，增加居民外汇收入的储备，增加资源实物的储备，通过这些手段来缓解外汇储备过多的矛盾。但是，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和解决国内失衡的措施相配合，通过力度较大的改革措施来促进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

xiaosong：

我非常赞成xiaoliu的观点。对于内外失衡的调整，究竟应该从哪做起？从外部来看，可以调整汇率，但更重要的还是内部发生了失衡，所以还是要找内部的问题。造成内部失衡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收入分配的失衡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有些同志说，近两年来居民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收入分配问题有所缓解，但是从大的方面来看，从机制、体制方面来看，这些问题还不能说是解决了。

我最近看了全国总工会的一个调查报告，2002年到2004年，港澳台企业年均效益增长33%，而职工工资增长为零。在被调查的20个省、市、自治区里，职工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占12.7%，低于社会平均工资的占81.8%，这说明现在劳动收益和工资收益严重失衡。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但是由于广大劳动者的收入处于较低的水平，消费肯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报酬水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首先，政府不能像在计划经济时期那样干涉企业的工资自主权和用人自主权。对于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而言，现在它们占的市场份额很大，个体劳动者和农民工的工资如何提高？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把两年一次改成一年一次，将来形势会发生变化了怎么办？

社会保障是二次分配，如果一次分配的差距太大，通过二次分配也不能解决问题。另外，现在社会保障体系中还存在严重的逆向转移问题，越是政府官员越有保障，社会保障水平越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人要有发言的权力、组织的权力和罢工的权力。我们现在也在推行由中国企业家协会、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形成的三方谈判，但这样一种架构并不是实质意义上的三方谈判。多年来，工人的收入并没有得到显著的提高，这说明工会的职能是需要转变的，而工会职能转变不是经济问题，是和……密切相关的。

所以，说到失衡，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行政管理权利和政治架构这个方面失衡。如果不下决心采取一些根本性的措施，这种局面就很难扭转。本来应该由不同的社会群体自己组织协商，但是由于政府的干预，形成了现在的运行机构。特别是地方政府，本来明文规定它是“裁判员”，可实际上它是“足球队队长”，还经常下去踢几场。但是在这种构架下，地方政府也没有办法，他们不管谁来管？工会在遇到各种问题时，没有罢工的权力，没有正常的渠道来表述自己的意愿。2003年我曾经正式写过一个讨论修改《宪法》的报告，认为《宪法》应该给予工人罢工权，报告中说明了为什么要给工人罢工权，如果没有罢工权会出现什么问题，但是这个报告后来就没有下文了。

xiaotang：

要在内外失衡条件下进行综合改革，这确实非常复杂，我们一定要抓住主要矛盾，否则我们可能会陷入一些事务性的工作，而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最近我们和林毅夫、xiaofan一起就“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这个课题进行了研究，现在研究工作进行了一半，底稿已经出来了，还在继续修改。大家对这个问题达成的共识是，未来制约中国发展最主要的矛盾还是收入分配问题，这也造成内外失衡的最核心的原因。

收入分配的问题怎么解决呢？一定要在一次分配上下工夫。收入分配有两种形式——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一次分配是按生产要素贡献的分配，二次分配主要是体现公平原则，如果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二次分配上，就很容易陷入所谓的福利国家的陷阱。因此，收入分配的核心在于一次分配，也就是在资本、地租和劳动力之间的分配。

刚才大家提到的很多数字都表明，劳动力的收入越来越少，而其他的数字相对越来越多，不解决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失衡问题的。在劳动力的分配里，水平最低、增长最慢的是农民的收入，包括农民工的收入。所以在收入分配问题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提高农民和农民工的收入应该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为什么现在劳动力越来越不值钱，或者相对不值钱呢？这是我们追求的高增长、集约化和资本密集型的发展方式造成的，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继续促进中小企业、服务业和农村的发展。

第二，在通过各种手段（包括最低工资等）提高劳动力价格的同时，我们还要提高劳动力的素质，这就要求我们要在教育上下功夫。这里所说的教育，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还包括农民工第一次进城的教育。通过对农民工的培训，提高农民工的素质，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劳动生产率与劳动工资同步增加，保持国际竞争力。

因此，我们在进行新一轮的改革之前，首先要把目标搞清楚，也就是为了在未来大力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按照这种思路，重新设计我们的目标和改革方案，重新设计整个工业结构，这样才能抓住主要矛盾，通过深化改革，走上一条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xiaoliang：

我提供一些数据，供大家参考。1994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一直保持顺差，特别是最近几年顺差的增长速度加快。去年我国商品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达到6.8%，今年第一季度上升到7.2%，根据今年一到四月的增长趋势，今年的外贸顺差可能要超过10%。外贸顺差的扩大使我国的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加剧了国内流动性过剩。两缺口模型表明，减少对外失衡的根本是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增加进口，减少经济增长对外贸进出口的依赖。

要扩大国内的消费需求，关键是增加居民收入。由于我国的收入分配格局过分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导致居民收入增长太慢，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纯收入之和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最高点，是62.5%，到2006年这个比重下降到44.8%，在20多年的时间里平均每年下降0.77%。这说明居民收入的增长慢于GDP的增长，这里所说的GDP是名义GDP，也就是限价GDP。消费上不去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

基于这两点考虑，我们要调整内外失衡，关键在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快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使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逐渐回升到合理的水平，比如60%左右。同时，要从制度上保障居民的收入合理增长。

第二个问题，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为了大幅度增加财政对社保体系的投入，我建议将企业的部分利润收归国库，主要用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我们要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把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这项工作做好，这对于刺激消费，让社会公众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都有益处。

楼主的理论不通。完全是误人子弟。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6-27 8:41:01编辑过]

最早支持我的是谢国忠，现在林毅夫、樊纲、唐敏都支持我了，你还有什么说的？

究竟谁在误人子弟？

唐敏：最近我们和林毅夫、樊纲一起就“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这个课题进行了研究，现在研究工作进行了一半，底稿已经出来了，还在继续修改。大家对这个问题达成的共识是，未来制约中国发展最主要的矛盾还是收入分配问题，这也造成内外失衡的最核心的原因。

理论的正确不是靠权威人士的“支持”

我也宁愿相信你的理论正确，提高工人工资，可以增加就业，而且也不损害企业老板的利益。多好啊。

但是理论要用实践验证。给你一个案例：大意是，美国有个城市为了提高工人的收入，出台了最低工资法。但是有个人偏偏不领情，把当地政府告上了法庭。原因是最低工资法出台前，他还有5美元一小时的工作，而最低工资法出台后（政府的法定最低工资为7美元每小时），企业把他给解雇了，理由很简单，企业认为他的工作只值5美元，企业既不愿意给他7美元工资，又不愿意触犯法律私下只给他5美元，因此只好解雇他。这人认为自己的失业就是政府的最低工资法造成的。因此要告政府。

这个案例，说明提高工资，不是增加就业，而是减少就业。

你之所以得出你的结论：原因在于你假设劳动的边际产出不变。从而得出企业多雇佣一个工人带来的边际收益也是不变的。如果工人工资不变，那么企业雇佣的每一个工人带来的边际利润也是不变的（例如你的700）。然而，更合理更符合实际的是劳动的边际产出递减。一个简单的推导，就可得出，当工人工资上升，企业利润最大化下的雇佣量下降。

另外，你把企业老板的欲望分为有效欲望和对金钱的欲望，我认为是无价值的。

回复vincent_wgd：

我完全相信你的案例。但这并不能说明问题。一个州并不能代表整个劳动力要素市场，因此，一个州提高工资，其他州不提高工资，订单就会转移到那些工资低的地方去，会加剧本州的失业。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可以自由转移，货物也很容易流动，这意味着劳动要素也跟着货物在全球流动，于是，全球是一个劳动力的大市场。在这个大市场中，如果劳动力价格普遍上涨，这资本家别无选择，找不到廉价替代品，于是，只好增加雇佣工人。

事实上，你说的那个州加了薪，失业增加了。但如果你仔细观察，其他州的就业增加了。正如我的理论所揭示的那样，其他州增加的就业，会大于这个州减少的就业。只不过我们目光短浅，没有从全局考虑问题罢了。

话虽这么说，劳动力的转移和替代还是要受到地域限制的。因此，一个大国，可以在自己国家内部统一提高劳动力价格，从而扩大内需，以促进就业，实现内部均衡。在国际上，要相互协调，不搞低工资竞赛。

另外，我假定边际产出不变，是假定实物产出不变，而你认为边际利润下降，是指钱，是指我说的“那个边际产出不变的实物”销售不出去。

关于利润问题，我接受凯恩斯的“寡妇的坛子”理论，也就是波兰经济学家卡莱茨基的利润理论，认为资本家的利润就等于他们的消费和投资，再加上货币增量。——这些都是与工资无关的量。资本家消费越多，利润就越多，反之，挥霍的越少，利润就越少。“资本家得到他们花费的，工人花费他们的得到的。”

vincent_wgd：

如果你觉得我的回复没有错，就请支持一下。你的支持并不是对我个人的支持，而是对国家对社会的贡献。因为，就业和需求问题是中国的大问题，也是理论界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你的支持，就有助于正确思想的传播和普及，这必将造福于社会。请不要吝啬言辞。

关于最低工资制度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论。最近我提出了“工资与企业增值挂钩的加薪方案”，就是让工资占企业增值的比例由目前的11%上涨到40%左右。实施这项改革后，理论上可以取消最低工资。——只要工人与老板愿意同甘共苦，政策不干涉。

顶。

另外说一点想法，求心老兄所说的工资与企业增值挂钩的加薪方案，可以从生产要素理论当中寻求一点根据，例如，既然说资本和劳动都是生产要素，那么，就可以按照市场价格水平来核算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的具体数量，并让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都享有利润，都承担风险。

再就是，求心老兄所说的“按人发钱”，似乎还需要进一步的理论根据，例如，对货币，对宏观经济，要有更进一步的理解解释。

突破“边际生产力理论”的束缚　——写给美国教授的信
求心Dammos 2007/08/28

　　这是写给美国某一流经济学期刊审稿人的信。我的论文《论发展中国家的有效需求与就业》投到该期刊以后，有三位教授参与审稿，一票支持，两票反对，未被接受。其中一位教授的反对理由是模型太简单，另一位是认为与“边际生产力理论”发生冲突。这是针对“边际生产力”理论的回复。

尊敬的Paddy Quick 教授：

非常感谢您阅读并评价我的论文。

　　看来, 该论文未被采纳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本文的观点似乎与边际生产力理论发生了严重冲突。Gary Mongiovi教授的意见似乎也是这样。

　　事实上，我周围的同行早就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在此之前，我以严格区分利润和“利润产品”来反驳这个观点。关于这一点，在论文中也简单地提到过，但没有全面展开论述，这是该论文的最大缺陷。下面给出补充论证。

１. 尝试突破“边际生产力理论”的束缚 Attempt to break the bondage of “marginal productivity theory”

　　我们有必要在边际生产力理论上严格区分边际产出、边际收益和边际利润。边际产出，就是指增加单位雇工在生产环节上增加的实物产出。边际收益是指把由于增加雇工而增加的边际产出顺利销售出去以后而获得的货币。边际利润就是指边际收益扣除相应的工资成本后的货币盈余。
　　在古典经济学中，生产力水平非常落后，一切产品都是短缺的，只要企业能生产出来，就不愁销路，因此，边际产出与边际收益始终相等。但是，随着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人类的生产力取得了迅猛的发展，企业能生产出来，但不一定能销售出去。这时，我们就会发现边际产出与边际收益的巨大落差。
　　生产归生产，销售归销售。能生产出多少，取决于总供给，这由各种生产要素的充分就业来决定。而能销售出多少，取决于总需求。而总需求由三部分构成，即资本家的消费和投资，以及工人的工资。我研究的问题的前提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情况，这也是目前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情况。
　　当企业的总产量接近总需求时，销售部门就会明显地感受到“边际生产力理论”的束缚，而生产部门不会有这种感觉。在这里，我们感受到的是边际收益的递减，而不是边际产出的递减。当边际收益等于工资时，边际利润为零，资本家停止雇用更多的工人，多出来的人就会失业。这就是现代失业。主流经济学认为此时一个工人的实物产出不足以弥补他的工资，这可能是一桩天大的冤案！
　　假设原来的有效需求（它等于实际产出）是Y0，资本家的饱和需求为A0=C0+I0，同时假设工人的工资为W0，则可以写出下列等式：
　　　　Y0=C0+I0+W0
　　现在我们采取某种强制措施，让工资有一个增量⊿，则实际产出Y1为：
　　　　Y1=C0+I0+W0+⊿
　　很显然，原来销售部门在产量达到Y0时遭遇到边际利润等于零。而现在，这种情形推迟了！即使在Y0＜Y≤Y1的整个区间内，都可以顺利地销售掉产品，而不会遭遇边际利润等于零。总需求及实际总产出的扩大，必然扩大就业，不必赘述。
　　还需交待一点，这就是：我们已经假定工人是极度饥饿的，他的边际消费倾向为1。因此，工资增加（在数量上等于⊿）以后，他们必定会买走相应数量的那部分实物产品。
　　Y1的上限是什么呢？一种可能是触碰到还不十分发达的总供给边界，另一种可能是等于全社会的所有人的饱和欲望。如果是前一种情形，就算达到了充分就业的均衡。
　　现在比较一下实际产出等于Y0及等于Y1时资本家的情形。在两种情形下，资本家都得到了他们期望的利润A0。但不同的是，在后一种情形下，资本家需要垫付更多的流动资金用于支付工资，同时管理了一个更大规模的生产过程，似乎可以说付出了更多的脑力劳动。关于流动资金的问题，在纸币制度下，可以通过增加货币供应而轻易地解决。至于付出更多脑力劳动的问题，我认为这实在算不了什么，是可以接受的。我们还可以通过政府的力量及工会斗争，强迫他们接受。（我似乎听说西方的资本家比较辛苦，支付给工人的工资高，税收也高，而中国的官僚资本家可以轻易地赚快钱，而普通老百姓饥寒交迫，出现两极分化，大概就是这个原因。）
　　当边际利润等于零时，一个企业增加工资或者增加雇工，虽然总需求会有相应的增加，但这些新增的需求必然要被成千上万的企业瓜分掉，使得我们几乎无法实际观察到这种增加，但却会清楚地看到这家企业的衰落。但是，如果我们采取一项强制的政策措施，让所有企业一起加薪，则总需求和总就业的增加是显著的，是可以观察到的（在数学上相当于零乘无穷大的问题）。一般而言，我们被前面提到的坏现象所迷惑，而看不见后面的好风景。
　　在古典失业模型中，由于实际产出已经达到了总供给的边界，即使增加工资并不会增加实物产出，因此以上推论显然不成立。古典失业理论是建立在供给不足、边际产出递减的基础上的，而本文所述的失业理论，是建立在需求不足、边际收益递减的基础上的，因此才叫做“现代失业模型”，以区别于古典失业模型。古典失业的原因在生产上，现代失业的原因在销售上。既然问题出在销售上，而不是出在生产上，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就是让采购部门多支出一些——加薪。由于失业的机制完全不同，因此，解决问题的措施也就截然不同。

　　我们还可以借用马克思的术语来阐述以上观点。马克思把货币资本的循环过程表示为G—W…P…W’—G’。其中G—W是购买阶段，是创造需求市场的阶段，在我看来，是创造被动需求的阶段，而W'—G’是实现利润的阶段。今天的“边际生产力递减”是发生在W’—G’这个销售阶段，而不是发生在W…P…W’这个生产阶段。如果没有新增货币，也没有国际贸易，当这个过程达到均衡时，G≡G’。这就是说，如果资本家在购买要素时付出的越多，那么在销售产品时就会收回的越多。这又回到了卡莱茨基的那句名言以及凯恩斯的“寡妇的油坛子”理论。维持一个较大的货币流量G，对应于一个较高的工资水平，对于扩大总需求，提高社会福利，充分利用闲置要素具有积极意义。

　　其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是，从卡莱茨基的利润公式中看，利润与工资无关。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综上所述，从宏观上来看，工资的多少并不影响利润。这意味着我们已经摆脱了“边际生产力理论”的束缚。

　　这好比是一场球赛，球队的目标是冠军奖金，而观众的目标是看进球。球员为了拿奖金，龟缩防守，观众看不到进球。如果改变某些游戏规则，如加大球门、鼓励进攻等，观众的乐趣增加了，而球队的奖金并不会有变化，甚至因观众乐趣的增加而增加奖金。很显然，这是一个帕累托改进。我认为，只要在大范围内同时地、一致地（而不是要求个别企业或个别地区）提高工资，也是一项帕累托改进。虽然资本家的管理工作增加了，但他们必然能够从社会整体的进步中受益。我强调资本家在工资问题上要有远见，要合作，而不是相互拆台，自我毁灭，搞“低工资竞赛”。

2、消费还是赚钱 Consumption or pursuing money

　　根据效用最大化原理，资本家在消费与赚钱的选择上，会让两者的边际效用相等。但是，我们会发现，在这个均衡点附近，消费的边际效用急剧递减，而赚钱的边际效用非常平坦，两者的斜率的差距极大。这就是说，再增加一粒米的消费，资本家的边际效用会达到零，甚至会变为负值。但是，再多赚一块钱，其边际效用不会有显著变化。因此，在这个均衡点上，我更倾向于说资本家的消费已经完全饱和，而主要精力在于赚钱。
　　您和Gary Mongiovi教授似乎对“资本家始终维持一个不变的奢侈消费及投资”有疑问。
　　先说消费。那个不变的等于有效欲望的消费，是资本家效用最大化的消费，是对实物的欲望。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的生产力没有出问题，是可以满足的——前提只有一个，就是他只要多雇几个工人。原来的论文已经讨论到了，就是工资增加后，资本家的效用函数是否会发生显著的变化？我认为不会。如果这个效用函数没有显著的变化，那么，他们必然要调整（增加）产量、调整（增加）雇工，实现效用最大化。
　　即使退一步说，如果他们的消费会下降，其下降的程度会大到可以推翻我的结论吗？难道多管理几个工人、多管理几台机器，给资本家带来的负效用会大到让他们显著地节衣缩食的程度吗？我相信您和Gary Mongiovi教授不会这样看问题。
　　退一步来说，如果将来理论界真的这样看问题，那么，我们也已经改写了失业理论——我们不再抱怨工人的边际产出不足，而是去指责资本家的懒惰。
　　再说投资。下面会讨论到，投资与消费成正比。工资增加后，单位资本给资本家带来的利润减少，资本家为了维持同样多的消费，应当维持一个更大规模的资本存量，达到均衡时，资本家为了弥补资本折旧，要更多的投资。因此，I1应当大于I0，于是，A1大于A0，我的估计还偏于保守了。
　　事实上，我们先前已经假定资本家的边际消费倾向为零。根据这个假定，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得出上面的结论。
　　In fact, we have already assumed capitalist’s 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 is zero early. According to this assumption, we can reach the conclusion as above.

3、投资如何决定 How to determine invest

　　决定投资因素是极其复杂的，凯恩斯认为它是源于一种冲动，带有赌博的性质。虽然资本家一心一意想赚钱，但并不是不顾一切地疯狂投资就能达达到目的。
　　投资的目的大致分两部分：一是为了维持消费，必须维持再生产，就必须弥补资本折旧；另一部分就是为了赚钱。弥补资本折旧的投资于消费正相关，而基于赚钱的投资，与货币增量正相关。
　　下面讨论一个极其简略的模型。
　　如论文所述，假设资本家的消费已经达到一个饱和常量C，这个常量再除以资本所得份额β，就构成了第一部分总需求。同时，资本家为了维持再生产，需要弥补资本折旧，就要投资。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归根到底，是为了消费。因此，投资的多少，和第一部分总需求成正比，也和C成正比。
　　综合以上两部分总需求，则有: Y=(C+I)÷β
　　Ｉ和Ｃ成正比，假设Ｉ＝ωＣ，于是: Y=(1+ω)C÷β
　　ω是由生产的技术条件决定的，技术水平越高，则单位投入带来的产出就越多，对应的ω越小。（——这就说明技术进步也会引发经济危机）
　　我们已经假定C为常数。于是，总需求的大小，就与分配密切相关了。如果不加调节，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会促使β上升。（——这是引发经济危机的另一个因素。）
　　虽然把投资看成与消费成正比，是非常简略的，有时候波动很大，但无论如何，投资要受到消费的制约。投资的问题完全是另一个问题，我会在稍后另外撰文，把我的研究结果投到RRPE。
　　虽然我一再强调资本家投资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赚钱，但在模型上却看不到任何赚钱的影子，而是仅仅看到了一个维持饱和消费与弥补资本折旧的生产规模。原因是这样的：这是一个经济已经达到了均衡状态的静态模型，如果考察经济尚未达到均衡的动态过程，我们就会发现资本家赚钱了。
　　举例来说，如果我们对一个处于均衡状态的经济突然施加一个外来的需求冲击，如政府突然动用一笔赤字，则这笔赤字在短期内会导致总需求增加、总产出增加、就业增加，甚至投资增加，但过不了多久，资本家把这笔钱赚完了，经济又会回到原来的均衡水平。
　　赚钱还在维持经济系统稳定上扮演重要角色。当经济系统的规模大于均衡规模时，如上所述，资本家通过赚钱让货币从实体经济中退出，系统萎缩，重新回到均衡点。相反，如果经济规模小于均衡规模，则资本家需求无法满足，他们的增加消费的边际效用大于赚钱的边际效用，于是会补充货币、扩大生产，直至均衡规模。
　　如果像卡莱茨基的利润公式那样，有一笔经常性的预算赤字B，则经济的均衡点会稳定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即:
Y=(C+I+B)÷β

　　这时，令人激动的“货币耗散系统”便诞生了。政府是货币源，资本家是货币阱，货币不断地从政府流入资本家的口袋。基于此原理，我提出了“按人发钱”的政策建议，就是说不仅政府可以赤字，家庭也可以赤字，让每个家庭每个个人都有平等机会享受赤字的好处。“按人发钱”基于非均衡耗散系统的另一个解决方案。关于这个观点，关心经济的中国的网络读者已经很熟悉，而且有相当一部分读者表示接受，但仍然有一些经济学家把它看成是异端邪说。因此，我在投稿前把这些内容从该论文中删掉了。
　　再插一句。在我看来，中国近几年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货币耗散”的经济增长。货币的来源有两个，一是政府的货币供应，二是出口赚来的美元及国际游资。如果货币增长受到某种因素的限制，则中国的经济增长便无法持续。

4、要素流动问题 Flow of elements

　　的确如此，如果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很多问题会迎刃而解。但是，我发现，高效率的专业化分工与要素的充分流动性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分工越深、越专业，则要素越难自由流动。反之，可以自由流动的要素，其专业化程度肯定不高。正是考虑到要素的流动性，才有了文章结尾的第三点政策建议：“让所有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资本”。

5、就业与有效需求的重要性 Importance of employment and effective demand

　　在最近的中美高层交流中，美方敦促中方应该通过内需扩大实现经济增长，中方也赞同这个观点，中国政府正致力于扩大内需。要扩大内需，就要从就业数量和就业质量两个方面抓起，没有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就是无源之水，不能持续。没有消费需求，投资必然是无效率的，盲目的。中国的问题就在于投资与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只有扩大消费需求，才会有健康的总需求。而消费需求，必然来源于较高的工资水平和较高的就业水平。

6、与30年代比较 Compare with 1930’s

　　今天的中国，与30年代的美国相比，其最大的优点在于已经从理论上实践上完全突破了“健全财政”的束缚，突破了金属货币的束缚。突破了这两个束缚，就可以维持一个大规模的“货币耗散系统”。这表现为与大规模的货币供应相对应的大规模的投资，以投资弥补总需求的不足。但是，中国的困境集中体现在底层老百姓。虽然经济增长，但工资占GDP的份额太低，老百姓得到的实惠太少。30年代的罗斯福总统苦于没有钱，而今天的中国虽然有很多钱，但投资转化为工资的比例（大致就是我多次提到的11%）实在太低，一笔钱投入经济中，迅速耗散。
　　凯恩斯估计当年西方国家的投资乘数为2，而我估计中国目前的乘数很低。我估算乘数的方法是用凯恩斯在《The Means to Prosperity》一文中使用的“两步法”，而不是象现在教科书中的那样，仅仅考虑边际消费倾向。设投资转化为收入的比例为11%，工资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为80%，则投资乘数=1÷（1-11%*80%）≈1.1。
　　投资乘数低是中国目前的难题，也是政策措施大打折扣的根源。而乘数低显然是因为工资低，而不是边际消费倾向低。
　　还有一点不同是过剩的形式不同。如果说30年代的过剩是源于无序生产而导致的生产过剩（后来通过按订单生产得到克服），那么近几年中国的过剩是无序投资导致的“产能过剩”。在政府宏观调控下，产能过剩得到缓解，于是又演化为要素过剩：即大量的失业和“流动性过剩”。
　　要解决要素过剩，迫切需要突破“边际生产力理论”的束缚，这与突破“健全财政”束缚及“金属货币”束缚相比，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甚至更重要。
　　关于中国的失业状况，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说：“（虽然官方说）失业率4.6%，只是登记失业率，没找到工作的大学生不纳入这个范围，因为他没去登记，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也不算失业率。我们做过一个调查，事实上，将大中城市下岗、待业等情况包括在内，总失业率接近8%。” 失业人员的构成还有向低龄人口和高知识人口蔓延的倾向。在中国，处于失业状态农村劳动力，大约还有将近一亿。

7. 其他

　　Harrod-Domar 模型是供给增长模型，适用于充分就业环境，我的增长模型是需求增长模型，适用于非充分就业环境，两者没有冲突。您关于在中国存在严重剥削的结论是非常正确的。

　　不知道以上观点是否成立，能不能让您重新评价该论文的价值，尤其是是否从理论上成功地突破了“边际生产力理论”的束缚，这是我非常希望得到明确答复的。我也希望其他几位审稿人给出明确意见。

真诚的
Sincerely
dammos

靠，第一次听说经济学问题可以用数学完全证明，你不是天才就是傻逼

天狗吃月亮可以休矣！
——揭开真实工资之谜

党爱民 2007-10-2



　　真实工资与就业量之间关系，是长期困扰经济学家的一个古老话题，也是目前世界经济学前沿的重要课题、热门课题。

　　Keynes（1936）如同许多经典经济学家那样预言道，真实工资与就业量之间反向变化，也就是后来常说的反周期。Keynes（1936，p.17）写道：“故在通常情形下，就业量增加，真实工资率必减。这是经典学派认为不可或缺的重要事实，作者亦表同意。 In general an increase in employment can only occur through the accompaniment of a decline in real wages. Thus, I am not disputing this vital fact which the classical economists have(rightly) asserted as indefeasible.”针对Keynes的预言，Dunlop（1938）和Tarshis(1939)提出了真实工资顺周期（procyclical）变化的证据。就是说，他们最早提供了真实工资与就业、产出同步运动的证据，经济学家后来使用“顺周期（procyclical）”这个专业术语。Keynes（1939）为此专门撰文答复，表示同意他们的证据。之后，有为数众多的经济学家对此预言作了大量的研究，如Bodkin(1969)、Mitchell,et al(1985)、Bils(1985)、Schor(1985)、Rayack(1987)等。总结这些研究结果，比较一致的结论（Hoehn,J.G.,1988）是：战后的美国，典型工人的真实工资适度顺周期，或者至少非周期。
　　这个结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几乎是宏观经济学家的共识。然而，即使这样的结论，也令古典经济学家颜面尽失。因为，实证结论并没有像他们的理论模型预期的那样——真实工资反周期。为了弥补理论的缺陷，宏观经济学家编造了无数“天狗吃月亮”的神话，比较有代表意义的包括keynes(1936)和Fisher(1977)提出的粘性工资模型，Friedman（1968）及Lucas and Rapping（1969）提出的不完全信息模型。还要包括有粘性价格模型，以及生产力冲击模型。近几年，隐性合约模型又活跃起来，其目的都是为了堵上理论的窟窿。


　　然而，非常不幸，对于这个“弱周期或非周期”结论，Solon(1994)提出了挑战。他认为，有些研究出于反周期的偏好（biases）不恰当地处理了数据——给低熟练工人在经济周期高峰时以更多的权重，从而模糊了真实工资顺周期的事实。他认为，通过对纵向微观数据的分析表明，自1960年以来，实际工资充分地顺周期。因此，弱周期的观点是不妥的。他还认为，那些设计用来预言（假想的）实际工资非周期的理论是多余的，而那些预言实际工资充分顺周期的理论变得更加可信。

　　还值得一提的是，Schor（1985）使用马克思的“工业预备军”的理论，对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瑞典、英国、美国等九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研究，表明在1955-1970年间，真实工资强烈顺周期。
　　Hoehn(1988)曾经作过一个数字仿真研究，结果显示产出与实际工资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高相关”。
　　最近几年，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文献仍然在大量地的发表，他们相继发现了很多强烈顺周期运动的证据。如Shin(2003)研究美国的真实工资顺周期。Hart(2006) 对英国1975-2001年的数据经过分析，表明英国的真实工资强烈顺周期。Anger（2007）对德国的研究也表明存在强烈顺周期的事实，指出效率工资下降1.7%，则失业率上升一个点。Bils（2007）认为，虽然被测量的总实际工资相对地非周期性，但新雇员的工资率更多顺周期。Shin and Solon（2007）认为：长期工人的实际小时给付充分顺周期，而且一个重要的部分或许归结于超过基本工资的补偿。还有一点，这些研究普遍认为，经常转换工资的人的真实工资较不流动的工人的真实工资，表现为更加强烈的顺周期性。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结论，目前国内翻译出版的教材中也有零星的介绍。刘树成等翻译的布兰查德、费希尔（Blanchard and Fischer）合著《宏观经济学（高级教程）》第18页有个简单介绍，给了个数据表，但作者的立场是“微弱顺周期”（可我看那些数据已经不弱了）。曼昆的《宏观经济学》第4版第320页给出了1960-2000年美国的GDP变化和真实工资变化的对照图，从这个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顺周期变化的趋势，作者也认可顺周期的事实。作者在后面还列出了与此相关的几篇重要文献，如bils(1985)和Solon(1994)。伯南克的《宏观经济学》教材第474页只是简单地提到了顺周期变化的事实，没有深入讨论，也没有给文献。

　　在这些实证数据面前，宏观经济学家的尴尬是可想而知的——他们深信不疑的理论与实证数据截然相反。于是，他们一方面极力掩盖事实真相，避免提及实证数据，一方面又绞尽脑汁寻找办法堵窟窿。然而，他们的努力几乎是徒劳的，目前的补救措施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几乎等同于天狗吃月亮。



　　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根本错误在于他们严重违背微观经济学基础——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假设人的欲望无穷大（等同于假设人的肚皮无穷大）。然而，西方经济学的祖师爷马歇尔早就说了，欲望是可以被满足的，但他们却视而不见。

　　党爱民等（2004）指出，经济学研究的欲望，必须限定在对市场上所有商品的欲望，不应当涉及长生不老、飞天、遁地等幻想欲望。由于人对任何单一商品的欲望有限，而市场上的商品种类也有限，因此，人对商品的欲望是有限的。他们把这个欲望定义为“有效欲望”。

党爱民等（2004）还给了另一个证明。就是假定人对货币的欲望无穷大，且货币的边际效用不变，那么，当消费商品的边际效用等于货币的边际效用时，人们便不再增加消费，而是转为无休止地赚钱。

卢映西（2005）从时间有限的角度论证了消费能力的有限性。她认为，任何消费需要时间，因此，在有限的时间内，人的消费能力必然是有限的。

模型检验

例1：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可知，中国200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83084.8亿元，工资总额为19790亿元，约占GDP的份额为10.8%，农林牧渔总产值为39450.9亿元，占GDP的份额为21.5%。如果把农林牧渔的产值全部看作劳动收入（肯定高估），则全部劳动收入占GDP得份额约为32.3%[1]。由此推出非劳动要素所得份额约为67.7%。假设富人集团的自主需求（也叫主动需求、饱和需求）为100，则总需求等于100÷67.7%=147.71。
　　这道题目的含义是这样的。约占人口20%的富人集团，在消费100以后，已经吃到肚皮撑住了，但占人口80%的穷人才得到47.71， 才达到达富人的11.9%[（47.71÷80）÷（100÷20）*100%]，远远没有达到温饱。此时如果增加产量，富人必须吃更多，就会撑破肚皮，出现负效用。如果消费不完，就会导致生产过剩、产品市场无法出清。
　　例2：根据美国政府“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提供的数据[2]　（Table 1.12 National Income by Type of Income）,美国2005年的国民收入为108876亿美元，劳动报酬为70296亿美元，以此求得劳动所得份额为64.6%，于是可以推出非劳动要素的所得份额为35.4%。假设富人集团的自主需求为100，则总需求为100÷35.4%=282.49。由此可以得出，当富人达到饱和时,广大穷人也已经达到45.6% [（182.49÷80）÷（100÷ 20）*100%]。如果考虑到企业还要弥补资本折旧，那么，穷人和富人在消费方面基本上差别不大、基本上实现了各自的有效欲望。
正如上面的计算结果那样，美国面对的需求不足就没有中国那么严重，发展得比较均衡，两极分化不十分明显。这两个实际例子，或许揭示了穷国和富国的全部秘密。
　　根据美国国家“经济分析局”的资料，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工资占国民收入的份额都在50%以上，40年代以后，一直维持在60%以上。而中国工资所得占GDP的份额，却由1980年的17%[3]下降到2005年的10.8%，工人工资加农林牧渔总产值合计占GDP的份额由1989年的53.9%下降到2005年的32.3%。
　　据Checchi(2005)提供的数据,2003年几个OECD国家的劳动份额大致如下:日本65%,瑞典64%,英国62%,加拿大61%,意大利61%,德国60%,法国58%,挪威52%。
研究发现，凡是富余的国家，其工资占GDP的份额较高。与之相反，那些贫穷的国家，工资占GDP的份额明显偏低，而且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呈下降趋势。虽然本文不能提供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所得份额的数据，但透过这些国家不断攀升的基尼系数，也可以了解他们收入分布的真实状况。

　　基于“有效欲望”或“有限消费能力”这个微观基础，而不是基于“肚皮无穷大”这个臆造的谎言，我们就可以展开就业问题的深入研究了。

党爱民等（2004）首先对总需求给出了一个公理性的模型：如果资本家集团要吃100个饼，而分配比例资本家50%，则资本家只需生产200个饼，就可以满足有效欲望。如果资本家的分配份额再高一些，占70%，则资本家生产的饼就会更少，只需生产143个饼。这就是说，总需求的大小就等于资本家集体的有效欲望除以资本所得份额。资本所得份额越大，总需求就越小，工人的日子就越艰难。

党爱民等（2004）进一步揭示了资本家雇佣工人的规律。资本家雇佣工人，不是为了做慈善、更不是为了学雷锋，他们是迫不得已。他们雇佣工人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他们的需求。工人的产出越多、工人的工资越低，则工人给资本家带来的利润就越多，资本家就越容易满足“有效欲望”，他们就雇佣越少的工人。反之，如果工人的产出减少（如减少工作时间、降低劳动强度等）、或者工资增加，则单个工人给资本家带来的利润就会减少，资本家为了实现他们的需求，迫不得已，要雇佣更多的工人，直到满足“有效欲望”。有报道说，法国实行35小时工作周以后，显著地提高了就业率。

党爱民（2004）提出的这个模型，就是一个严格顺周期的模型。党爱民等（2004）石破天惊地指出：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要素是吉芬商品，劳动力价格越高，劳动力需求就越多。现在看来，诸多经济学家长期的实证工作成果，有力地支持这一结论。

资本家的雇佣原理可以做一个这样的比喻。狗拉雪橇，要几十条狗，而马拉车，最多也就“驷马”而已。道理在哪里？就在于狗的力气小，马的力气大，役使者以满足自己的需求为原则，而不是对动物做慈善。

从宏观角度来看，工人工资的增加，必然会带来有效需求的增加，有效需求增加必然会带来就业的增加以及产出的增加。

党爱民（2007）在最近在给Quick教授的信中进一步指出，几乎所有失业工人的边际产出大于他们的工资要价，把失业说成是工人的边际产出不足以弥补他们的工资，是一桩天大的冤案。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欲扩大国内需求，取得经济发展，就要不断调整要素分配比例，使工资所得份额不断提高。中国未来10年的发展，应当把重点放在提高工资所得份额上，使工资所得份额由2005年的10.8%，上升到10年后的40%左右。这将极大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扩大国内需求，为建设和谐共富社会奠定基础。
尽管一个企业增加工资或者增加雇工，必然会使得总需求有相应的增加，但这些新增的需求要被成千上万的企业瓜分掉，使得我们几乎无法实际观察到这种增加，与之恰恰相反，我们会清楚地看到这家企业的衰败。但是，如果我们采取一项强制的政策措施，让所有企业一起加薪，则总需求和总就业的增加是显著的，是可以观察到的（类似于数学上零乘无穷大的问题）。一般而言，我们被前面提到的坏现象所迷惑，而看不见后面的好风景。

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提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著名论断，现代系统科学进一步地推进了对“整体与部分”的研究，发现有时候却表现为“整体小于部分之和”（Xu, G. Z.，2000）。这就是说，个别企业加薪导致衰败的结论，并不能直接照搬到全体企业。目前，出现在就业问题上的理论困境，完全在于我们过分依赖基于微观层次上的肤浅经验，完全停留在关于一厂一业的结论上，从而妨碍了我们从宏观层次上去认识和把握失业问题的本质。
Holland（1998）在《EMERGENCE》一书中，向我们揭示了那些由很少的几条规则出发，却产生了让人迷乱的系统的过程。本文提出的模型虽然简单（几乎等同于公理），但它恰恰就是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运行必须遵守的规则。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经济现象、社会现象，几乎都和这几条简单的规则有联系。认识这些简单的游戏规则，对于参与棋局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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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与此对应的数据为:1978年53.9%，1989年53.9%，1997年42%，2004年33.3%

[2]请参考美国官方网站

http://www.bea.gov/national/nipaweb/index.asp

[3]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下同。

dddddddddddddddddddd

有时间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