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讨论中国税收的问题，或许对于官员来说这是个值得骄傲的话题，但对于真正研究经济的人来说这个话题其实很沉重，因为毕竟税收不是经济的目的，怎么样用这些税收来把国民经济的蛋糕做得更大更好才是真正的目的，在讨论中国税收的增长过快时我的心情变得愈加沉重，中国经济已经病得很重使得通过宏观经济干预来使经济发展走上健康轨道似乎是唯一的办法，而税收的增收为我们当局调控经济提供了强大的后勤保障，从这个方面来说税收的增长似乎是令人欣慰，然而我们却在税收的使用方面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错误的政策使得中国经济体的病症愈加严重，前景令人担忧，正是由于这种担忧促使我思考经济政策错误的根源。

    2010年我国完成77390亿元（扣除出口退税后为70062亿元，不包括关税、船舶吨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比2009年的63104亿元增收14286亿元，增幅为22.64%。其中，税务部门负责组织的税收收入完成66862亿元，增长20.8%；海关代征进口税收完成10528亿元，增长35.9%。全国共办理出口退税7328亿元，增长13%。

    中国的经济的增长速度已经是世界的奇迹，而中国税收的增长速度却两倍于经济的增长速度，这更是一个令人费解的奇迹，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思索这其中的原因，比较主流的观点是由于腐败和庞大的官僚体制导致的行政开支过大，但我认为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就是对经济概念的理解错误，简单的说就是在引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手段的时候没有充分考虑到其中的原委，导致在运用宏观调控手段的时候犯了学理层面的错误。

    根据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同时增加税收和**支出的时候会产生数量为1的平衡预算乘数，所以**可以通过同时增加税收和**支出来达到既平衡财政预算又提高GDP的目的，GDP提高的数额等于税收增加的数额等于**支出增加的数额，因此这就给了**一个干预宏观经济的政策手段，这也就是我国税收增长过快的一个内在动力。为什么说是内在动力，就是由于金融危机严重打击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再加上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使得出口型企业利润微薄，出口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无法延续，因此必须依靠内需来提升GDP解决日益严重的失业和实体经济危机，而国家在拉动内需的大背景下推出了一系列的大规模的**投资，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建设，这在一定程度是的确是对经济回暖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却耗费了大量的税收，而这些税收都来自于人民的财富。问题出来了，**拿人民缴纳的税收来投资振兴经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且还增加了GDP这有什么不好的呢？正是在这种观点的指引下我们看到中国税收增收速度远远大于经济增长速度，甚至**支出成了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这不得不说是对西方经济理论的挑战，然而我们是正确的吗？在我看来我们大错特错了，这并不是特色而是政策导向的错误，是对基础层面上对西方经济理论的错误解读。

    学了这么久的经济学发现经济学中的很多新领域的开拓都是基于对构建经济理论的基础层面的分析而不是对理论体系中数理经济模型的分析，也就是说只有重视基础分析才能更好的理解理论体系中的数理模型，也只有在正确的基础分析上才能建立正确的数理分析模型。上面所说的运用平衡预算乘数来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于是同时扩大税收和**支出来刺激经济增加GDP的问题就出在这个基础层面，具体说来也就是社会制度层面，很多人认为今天的中国是资本主义，这是普通老百姓略带情绪化的看法，而在标准的经济学学术研究中这个观点是不成立的，也就是说在基础分析层面上中国不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或者说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而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中的许多参数的隐含假设就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完全自由的市场，因此在引入西方经济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其中的假设在我国是不是成立，在我看来平衡预算乘数的假设在我国就是不成立的。

    为什么说上述假设不成立，这就要从平衡预算乘数的由来说起，在带正负号运算的情况下平衡预算乘数就是税收的乘数加上**投资乘数，运算中由于分子分母相等故平衡预算乘数为1，一个重要的参数边际消费倾向被约掉了，从而使得平衡预算乘数与边际消费倾向无关，而真相的确如此吗？从投资乘数的计算方法就可以看出来是有关的，因为投资乘数就是一个等比数列的总和，而计算这个总和的隐含前提就是边际消费倾向不变，因为如果边际消费倾向这个参数变化那么原数列就不再是等比数列，也就无法计算投资乘数，从而平衡预算乘数也就会变化。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投资乘数、平衡预算乘数计算的前提在投资过程中边际消费倾向不变。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中这个假设显然是成立的，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就是由无数的中小企业构成的，而充分竞争的市场和资本高度的流动性又能够保持各个行业在经济增长和衰退中保持步调的一致性，也就是说不存在某个行业的异军突起和大起大落，所以这些企业能够在经济体中客观上起着平均分配财富的作用，而财富的平均分配也就能够确保经济体的边际消费倾向保持不变。然而中国并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对经济的干预较多，国家主导的垄断行业较多因此客观上会造成财富分配的不公平，而财富分配的不公平必然导致边际消费倾向变化，因此西方经济理论中的平衡预算乘数计算也就不成立。具体来说，在不记社会贫富差距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经济中**增加税收对国民来说大致是同等的财富减少，而**的支出又能通过无数的中小企业大致同等的将财富回流到国民手中，这样整个社会并没有因为**同等数量的收入和支出产生贫富分化，因此边际消费倾向也就能保持不变；就如同把两根吸管插进两个杯子里，**把两根吸管含在嘴里吸一口然后又吐回去，结果是两个杯子里的水都没有减少，即使存在贫富差距富人多交税也就相当于其中一个杯子更大同时插入的吸管也更大，因此虽然吸入的水多但是回吐的水也同样多，即富人虽然会多交税收但是由于知识、能力等方面具有优势所以能够在**支出的时候赚比平常人更多的钱。而如果其中的一个杯子能够运用某种手段阻塞令一个杯子中的吸管，那么它就能在**回吐水的时候获益，这正是中国的情况，由于制度的原因中国存在着大量的国有垄断行业，这些垄断行业就在客观上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这些利益群体至少在获得**财政支出上彼此之间是存在利益冲突的，相互之间的利益博弈、角逐甚至政治游说，为的就是能够获得尽量多的获得国家对本行业的投入，这样就使得这些垄断行业利益群体能够获得绝大部分的**支出，而这些垄断行业往往又能够得到国家税收方面的照顾，即上缴的税收不多但是得到的**支出却很多，而这些利益群体占中国总人口的比例是非常低的这必然会造成社会贫富分化从而使得整个社会的消费需求降低，边际消费倾向降低。因此再用平衡预算乘数的思想来制定经济政策必然会出现很大问题。

    所以也就得出了中国**支出的基本影响：每一次**企图通过平衡预算乘数思想来拉动经济都会产生劫贫济富的效果，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从而减小社会边际消费倾向减少社会消费需求并且使得下一次的**投资拉动经济的成效更加微小，成效甚微的结果是**更大规模的投资刺激计划，然后导致更大的贫富差距更小的边际消费倾向，如此往复从而陷入恶性循环。

    实际中的例子很明显，石油利益集团、铁工基利益集团、水利电力利益集团等等获得了大量的国家投资资金。国家大规模投资高铁、高速、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使得与这些行业相关的国有垄断企业赚得盆满钵满，钢筋水泥等建筑设施的产业异军突起，而投资这些工程的所需要的巨额税收又来自于本已不堪重负的广大民营企业，而这些民营企业解决了中国绝大部分的就业，这客观上使得中国经济体出现了分裂，一方面是获得巨大垄断利润的国有企业，另一方面是在微薄利润中艰难生存的解决了绝大部分国民就业广大民营企业。如此下去必然会造成经济进一步的不健康发展，因此**必须致力于减少大规模的支出和过快增长的税收，放弃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为解决了中国绝大部分就业的广大民营企业减税，只有这些民营企业的发展才能使得财富分配趋于公平化，社会贫富差距减小，让中国经济获得长足的健康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