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期偶然浏览红歌会网，看到了《卢世源：一位老工人眼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系列文稿。初步阅读这些系列文稿，深切地感知了卢世源表达了当下工人阶级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对年过80高龄的、仍为探索公有制改革困境、建立有利于劳动者的经济体制而不懈努力的卢世源先生，甚为钦佩。

文章的开头，谈到发表此文的缘由，卢先生说到“不知是否因为我的孤陋寡闻，在政治社会经济学界，多年来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其中有一个成员，为将工人阶级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势地位而出谋献策，也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以后还可能在这方面动点脑筋。既然指望不上，我才不得不用握惯榔头的手，拿起笔来，为我所在阶级中的广大劳动群众的福祉和未来命运，设计一个与己比较有利的蓝图。本文理论水平低下在所难免，即使贻笑大方，也顾不得了。我已经八十多岁了，如果不把我的思考写出来而带进坟墓，于我何益，于社会何益？”

卢先生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要创造人类幸福，全靠我们自己”的精神，也使本人强烈地感受到作为工人阶级一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与卢世源先生一样，我也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先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后进入国有企业干到退休。与卢先生相同的是，本人没有上过大学，但却成了图书馆和新华书店的常客，在长期坚持实际观察和理论学习的基础，对现实的经济规律形成了系统的认识，并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本人生于三年自然灾害的1959年，于文革十年间在本乡读完高中，后回队务农，并经历了农村改革之后，于1983年2月顶替入路，进入国有企业，直到退休。

因为家庭负担很重，因此我在小学高年级时，就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到队里争工分；1972年，即在读初中的同时，就开始担任生产队记工员，过早地接触了与工分相关的矛盾。1974年始写日记，此后在不断改进过程中，我形成了序时观察与专题积累相结合的综合日记方法，这是我进行学习、观察、思考、积累和研究等各种活动的基本形式。也是我能够从事经济问题研究的基础。1975年，担任班团干部，开始了第一个积累――干部工作经验的专题积累。1976年六月，开始学习“两论”，并结合实际的基础上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后，从“两论”到《论持久战》，从毛泽东的哲学到列宁的《哲学笔记》、从马克思到黑格尔；从《周易》到《孙子兵法》，进行了内容广泛的专题学习，并实质性地掌握了辩证分析方法。这是我能够研究经济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基础。

1977年9月，在多方面了解和长期观察的基础上，我发现了生产队工分制的变化规律，并进而认识了生产队发展规律。当时曾以此发现为基础，向公社领导提出过改革工分制的建议。1980年12月，从常州新华书店买回了《资本论》，并开始学习经济学方面的知识。

1983年2月，顶替入路，开始了对国有企业的观察和了解。1983年11月，开始自修经济管理专业课程。同年，发现班组结构及其变化的三角形分析方法。1985年2月，为班组建立“十分制考核制度”。1986年8月，进行日记总结时，意识到“资产阶级消灭了，无产阶级也消灭了……”。1992年5月，进行了按劳分配专题研究。1994年元月，在思考转换铁路企业经营机制问题时，我试图通过改革工资制以满足按劳分配规律的要求，结果发现工资不是按劳分配的合理形式。由此，我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1995年4月，完成《关于试行按劳分配机制的意见和建议》，并发常州有线电视台。10月，完成《论社会主义生产力基本特点及发展要求》和《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模式》的重要论文写作。1998年，形成经济实体理论，并完成《关于在五年内完成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研究产值计酬法等待。

总起来说，从经济研究的角度而言，我的人生转变可分为三个阶段：高中毕业前后一个时期，为基础学习阶段，主要是哲学学习与日记写作习惯的形成以及干部工作经验的积累，为工分制与生产队发展规律的发现作了准备；从1976年7月到1982年这一期间是认识劳权模式（生产资料公有制＋劳动所有权）的时期；从1983年到1994年期间则是对苏联模式（生产资料公有制＋产权制度）的观察了解与思考研究阶段。从1995年至今则是劳权经济理论系统化与运用阶段。

就性质而言，我的改革理论与现行改革理论的根本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人民为中心，强调劳动所有权的体现上面，因而可以称之为劳权理论。我把我的理论称为劳权经济学。我的劳权经济理论，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基础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力基本特点，关于按劳分配，关于劳动者及其利益要求，关于生产资料公有制；二是基本理论：即在基础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实体理论；在经济实体理论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经济实体理论基础上形成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等等；三是基本理论的应用：例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关于苏联模式错误的分析，关于生产队模式及农村改革的理论等等。

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我在劳动经济实体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系统认识。这些认识与卢世源先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看法是不同的。但是我们在基本的方面是相同的：即，我们同样都是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用劳动所有的基本观点来思考和解决公有制企业的改革问题的。

卢先生谈到“我居住地附近原有五家历史悠久的国有大中型企业，1980年代以来，先后垮掉了四家，数以千计的职工下岗失业。经济改革的成本，几乎全由破产企业的‘主力军’们承担，他们未获改革之利，先遭其害。……”。“改革理所当然地引起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对自身利益——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变动的强烈关注，人们因利害感受不同而心态迥异。我写这篇‘论文’的动机，如上所述，直接起因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工矿企业的衰落，职工群众遭遇厄运，触景生情，进而思考，深感对造成这种局面的因果关系大有研究之必要。”

在改革之前，我国的所有制形式基本上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一统天下，但是，在改革的过程中，虽然我们一再强调“毫不动摇地发展公有制经济”，实际情况却是大量的集体企业和国有中小型企业在改革中都姓了私，而剩下的少数几个国有大型企业也进行了所谓的产权改革，职工的聘用也采用了劳动合同制，也就是说，即使是国企的职工使用也已经雇佣化了！说好了“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为什么劳动者当家作主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最基本的权利要求却没有得到体现，反而遭到了排斥呢？

面对如今的改革局面，无论是从工人阶级的利益要求出发，还是从国家的稳定和长远发展的角度考虑，我们都必须认真研究，探查其因果关系。

国有企业及其它公有制经济在改革中的衰落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受到侵害，其实这两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国有企业及其它公有制经济之所以在改革中会走向消亡，是因为在经济改革中忽略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要求；而不能体现职工利益要求的公有制经济，只能是一种病态经济，走向消亡是必然的。在进行国有企业改革时，中央曾明确“搞好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必须确实尊重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充分发挥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坚决维护职工的经济利益，保障职工的民主权利”（见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但在实际的改革中，千千万万的职工下岗失业，成为了事实上承担改革成本的主力军。这种实际走向与文件要求完全相背离的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呢？这里的问题比较复杂，要理清其中的关系，需要进行系统的探讨。

谈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谈到国有企业改革，必然要涉及至到改革前的苏联模式，而要认识苏联模式的错误，又必然会涉及社会主义理论。而从源头上讲，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息息相关，因此，我们对公有制经济改革中问题的探究，还得从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否正确的这个源头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