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最新进展

2010年，后金融危机的中国经济乍暖还寒，如何从制度上防范金融危机、化解金融风险，推进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制度经济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国内高校依托自身理论优势，围绕制度的评价与选择、企业与契约理论及公司治理、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国的体制改革与转轨等开展了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应用检验。

制度有好坏及其程度的差异，什么是好的制度、怎样评价和选择制度、制度是否稳定，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世界银行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龚强认为，当经济体的资本禀赋水平较低时，如果ZF偏好本国工业部门的优先发展，ZF将通过对经济的扭曲以达到其战略目标，从而选择了不好的制度。[1]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杨其静认为，通过比较制度分析可以发现经济增长和某些社会不公平现象是发展过程中硬币的两面，分权和辖区间对流动资本的竞争，以及官员晋升的锦标赛制度安排将促使ZF向企业伸出帮助之手，也容易引发ZF向弱势群体伸出掠夺之手。[2]厦门大学许文彬认为，制度从信息意义上看首先作为编码体系而存在，当该编码体系发展成为公共知识时，稳定均衡总是存在，但当制度性信息远离公共知识时，均衡的存在只能倚赖于一个强大且及时的惩罚机制。[3]山东大学黄凯南认为制度内生演化的重要驱动力是参与者个人主观博弈模型的演变，即使外生参数的变化导致客观博弈形式的变化，如果参与者的主观博弈模型或者其共同信念没有发生变化，制度依旧是稳定的。[4]

企业与契约理论是制度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组成部分，其研究备受高校学者们关注。中国人民大学季剑军认为，企业作为参与国际贸易的微观主体，以生产率水平和组织方式的差异为特征的企业异质性已经普遍成为企业竞争优势和贸易优势的来源。[5]北京大学李金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聂辉华、耶鲁大学经济系沈吉认为，通过适当的内部分享规则或者产权安排，不同类型的团队组合均可实现一定程度的合作，缓解“搭便车”问题。[6]中国社会科学院杜创、北京大学蔡洪斌分析认为，产品的水平差异程度越小，锦标赛机制对厂商维持声誉的激励作用越强；即使厂商之间不存在生产能力的差异，偏向上期“胜利者”的锦标赛规则也比“公平的锦标赛”规则具有更大的动态激励作用。[7]北京大学吴联生、林景艺、王亚平认为，薪酬契约虽然对公司管理层管理行为具有重要激励作用，但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层更关注自身的政治前途且受到ZF薪酬管制的约束，正向额外薪酬对其没有明显的激励作用。[8]北京大学刘慧龙、王亚平、吴联生等研究也发现，在国有控股公司中，政治关联公司的高管报酬业绩敏感性低于非政治关联企业，员工冗余程度更高；在非国有控股公司中，政治关联公司的高管报酬业绩敏感性高于非政治关联公司，员工冗余程度较低。[9]暨南大学苏冬蔚、林大庞认为，正式的股权激励具有负面的公司治理效应，只有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并加快现代公司制度建设，才能强化CEO与股东之间有效的制衡和监督机制。[10]

在公司治理方面，东北财经大学陈仕华、郑文全认为，公司治理研究框架正在向企业层面、企业间层面和社会层面共通融合的方向发展。[11]南开大学公司治理评价课题组以中国上市公司公开信息为依据，总结了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特征，认为多数公司满足了强制性治理的要求，但治理水平等级高或者特别好的公司仍然偏少，自愿性治理有待改进。[12]同时，中央财经大学张学勇、清华大学廖理认为，无论是ZF控制的还是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都可以有效地提升上市公司的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13]中国社会科学院田侃、南开大学李泽广、浙江工商大学陈宇峰认为债务契约在公司治理中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债务契约对预算软约束条件下的“代理成本”未能较好地发挥监督约束作用。[14]暨南大学蒋海、朱滔、李东辉认为商业银行的治理机制和激励契约设计与一般企业不同，银行治理中两个最主要的特征是多重委托代理和多任务性，他们在Holmstrom & Milgrom (1991)模型框架下，揭示了商业银行最优激励契约均衡条件，探讨了我国上市银行的最优激励契约设计问题。[15]

自1978年以来，市场导向的改革使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央-地方的财政分权和基于GDP的官员晋升锦标赛被认为是两个关键性的制度诱因。中国人民大学郭庆旺、贾俊雪研究表明，在财政分权体制下，纵向ZF级次减少和辖区ZF数量增加对县级地方ZF支出规模具有显著的负效应。[16]复旦大学范子英、张军认为，给予落后地区更多的财政转移支付，当转移支付的量能够使得落后地区参与分工的效用超过分割时的效用时，即使在分权的体系下，落后地区也会主动放弃市场分割，采取策略性分工政策，提高市场规模效用。[17]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杨其静认为，在中国式分权体制下，政治关联一方面能够帮助企业（尤其是民企）获得实际的产权保护和廉价的公共资源，突破各种管制和进入壁垒，另一方面也会抑制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建设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不利于企业和国民经济长远的健康发展；[18]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力量的发展可以显著地抑制政治联系的影响力。[19]对于官员晋升锦标赛，中山大学徐现祥、王贤彬认为，中国地方官员对政治激励做出有利于辖区经济增长的反应不是绝对的，年龄越大，政治激励的作用越小；任期适度延长，则有利于政治激励作用的发挥。[20]中山大学王珺、殷宁宇认为，转轨时期我国地方官员在面临经济业绩指标压力下表现出趋中行为，这种行为选择的形成，一方面可以归结于转轨时期出现的刚性责任制使地方官具有自主性空间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每个地方官面临着名义权力、经济资源与晋升概率等三个因素的不同组合对其选择趋中行为提供了多种可能性。[21]

制度经济学研究归根结底要为中国的体制改革服务，回答为什么要进行体制转轨以及怎样解决转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胡德宝认为，渐进式改革模式是一种符合中国国情、在市场体系不完善条件下的必然选择，垄断行业不能实现全部私有化的政策，需要采用混合所有制，引入适度竞争。[22]但是，复旦大学刘瑞明、石磊认为，体制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不仅本身存在效率损失，而且由于软预算约束的存在，拖累了民营企业的发展进度，对整个经济体构成了“增长拖累”。[23]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张曙光认为，为解决国有企业改革中出现的国家与企业利益分配关系、经营者激励和企业家定价等问题，有必要重建“全民所有制”。[24]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陈彦斌、姚一昊则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资本投入，未来中国经济保持健康持续增长所依赖的主要动力是人力资本、科技进步和制度改革。[25]

[1] 林毅夫、龚强：《发展战略与经济制度选择》，《管理世界》2010年第3期。

[2] 杨其静：《分权、增长与不公平》，《世界经济》2010年第4期。

[3] 许文彬：《制度的信息意义考察——理论与模型》，《经济研究》2010年第2期。

[4] 黄凯南：《主观博弈论与制度内生演化》，《经济研究》2010年第4期。

[5] 季剑军：《论企业的异质性》，《江汉论坛》2010年第4期。

[6] 李金波、聂辉华、沈吉：《团队生产、集体声誉和分享规则》，《经济学（季刊）》2010年第3期。

[7] 杜创、蔡洪斌：《差异产品市场上的声誉锦标赛》，《经济研究》2010年第7期。

[8] 吴联生、林景艺、王亚平：《薪酬外部公平性、股权性质与公司业绩》，《管理世界》2010年第3期。

[9] 刘慧龙、王亚平、吴联生、张敏：《政治关联、薪酬激励与员工配置效率》，《经济研究》2010年第9期。

[10] 苏冬蔚、林大庞：《股权激励、盈余管理与公司治理》，《经济研究》2010年第11期。

[11] 陈仕华、郑文全：《公司治理理论的最新进展：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管理世界》2010年第2期。

[12] 南开大学公司治理评价课题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状况评价研究——来自2008年1127家上市公司的数据》，《管理世界》2010年第1期。

[13] 张学勇、廖理：《股权分置改革、自愿性信息披露与公司治理》，《经济研究》2010年第4期。

[14] 田侃、李泽广、陈宇峰：《“次优”债务契约的治理绩效研究》，《经济研究》2010年第8期。

[15] 蒋海、朱滔、李东辉：《监管、多重代理与商业银行治理的最优激励契约设计》，《经济研究》2010年第4期。

[16] 郭庆旺、贾俊雪：《财政分权、ZF组织结构与地方ZF支出规模》，《经济研究》2010年第11期。

[17] 范子英、张军：《财政分权、转移支付与国内市场整合》，《经济研究》2010年第3期。

[18] 杨其静：《政治关联与企业成长》，《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6期。

[19] 杨其静、杨继东：《政治联系、市场力量与工资差异——基于ZF补贴的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20] 徐现祥、王贤彬：《晋升激励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级官员的证据》，《世界经济》2010年第2期。

[21] 王珺、殷宁宇：《我国经济转轨时期地方官的趋中行为假说与解释》，《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22] 胡德宝：《经济转轨背景下改革的路径与模式选择——以中国自然垄断行业为例》，《兰州学刊》2010年第1期。

[23] 刘瑞明、石磊：《国有企业的双重效率损失与经济增长》，《经济研究》2010年第1期。

[24] 张曙光：《试析国有企业改革中的资源要素租金问题——兼论重建“全民所有制”》，《南方经济》2010年第1期。

[25] 陈彦斌、姚一昊：《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1978-2007年》，《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