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风云，农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权兴衰。如何对待农民，是历朝历代治乱成败的首要因素。
分析我国当前形势，困难之多、压力之重和挑战之大，前所未有。过于依赖投资拉动的老办法解决不了新问题，或紧或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只能救一时之急，高耗地、高耗水和高耗能的城市化（特指地级以上城市的过度扩张，下同）已经退无可退。应对这种复杂局面，我认为需要抓住主要矛盾，把农民放在推进城镇化（特指县城和中心镇建设，下同）的决策起点上，把农村宅基地所有权首先归还农民，纲举目张地打破可持续发展的瓶颈约束，走上由内需主导的常态增长轨道，处变不惊地应对各种突发性风险和挑战。

当前收入分配的复杂矛盾是城乡收入差距还在拉大，

农民缺少工资性和财产性收入，靠种地过不上富裕的生活。

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地市州党政机关机构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明确要求试行地、市合并。至2003年底，全国除港澳台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实行了“市管县”体制。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城市化，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根据我调研的情况，片面推进城市化正在透支国家的承载能力，全国655个城市中有400个缺水，有200个严重缺水，但仍有182个不切实际地要建设国际大都市；一些城市的高房价，以及接连出现的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交通安全事故、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和环境污染事件层出不穷，失衡的利益格局迟迟得不到有效调整。
有人形象地比喻说：“正在崛起的中国，有两块胸大肌特别突出：一块是城市房地产，一块是出口加工。这两块胸大肌之所以发育超前，是因为把农民的土地增值收益和农民工的剩余劳动及社保扣除当成丰乳剂，抹在了上面。”这个比喻道破了城市化背后的真相，就是公开剥夺农民的土地。我粗略地计算过，在近30年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民流失土地增值收入40万个亿。这是一个危险的博弈，通过牺牲农民支撑城市化的增长幻象，只会加剧复杂的国内形势，所有的城市最终都会被毁于一旦。
2004年以来，中央连续发了8个一号文件，每年都会强调一个重要的政策意图，就是告诉农民多种粮食，为此几乎用尽了补贴、免税等各种各样的扶持手段。应该说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但由于政策制定者本身脱离实际，加上17个涉农部委打乱仗，粮食增产不增收的状况很普遍，全国800个产粮大县无一例外都是财政弱县和农民穷县。再看看江阴、昆山和张家港这些百强县，没有一个是因为种粮而强的。我还发现，黑龙江省70个产粮大县中，有43个财政收入不足亿元，有21个还没有摘掉贫困县的帽子，有60个仍靠财政转移支付维持政府运转。
我算过一笔账，全国2.5亿个农户承包了18亿亩耕地，平均每个农户的经营规模大约为7亩，人均大约为1.39亩。但平均数不代表大多数，现在有14个省份人均占有耕地不到1亩，660多个县人均耕地不足0.5亩，也就是说这些省和县的农户经营规模更小。这些数据，并不包括各地侵占耕地后以次充好的情况。我还算了一笔账，农民种稻谷、小麦和玉米三大粮，扣除农资成本上涨因素，近三年的亩均净利润是185.2元。也就是说，即使按每个农户7亩地的平均数计算，夏秋两季的种粮净利润还不到2,600元（185.2元×7亩×2季）。这就是农民种粮收入的家底。
这种情况怎能不让人忧心忡忡？中央要粮食安全、地方要可用财力、农民要增加收入三者之间是有矛盾的，不设法解开这个结，产粮大县就会认为一号文件是让听话的老实人吃亏。农民为什么贫穷？我看穷就穷在没有稳定、合法的财产收入，不挖这个穷根，用尽补贴、免税等办法也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从我去过的地方看，农民有的撂荒多年，有的把承包地租给别人，青壮年外出打工，种地的都是妇女、儿童和老人，并不指望从中能有多少收入。每年夏秋收获季节，新闻媒体都会拿一、两个农民种粮增加收入的事例进行宣传。我想说的是，这种小概率事例是不能证明全局的。
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应该思想更解放一点，动真格地改革农村产权制度。我认为，农村产权这层窗户纸不捅破，农民贫穷的问题就找不到发病症结。市场经济的前提是产权清晰，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虚化了产权主体，农民不是自己宅基地和承包地（林地、牧场）的所有者。我去过很多农民家庭，父老乡亲们两手空空，除了简单的生活和生产资料外，甚至连一件像样的贷款抵押物都拿不出来。要知道，现在很多行业的前景都取决于农村的购买能力。农民的腰包鼓不起来，整个国家就会失去内需拉动力。
纵观历史风云，农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权兴衰。如何对待农民，是历朝历代治乱成败的首要因素。一个朝代建立初期，都注意痛定思痛，惩农民之所恨，扬农民之所善。一个朝代最终走向灭亡，也在于羽毛丰满后不再自我约束，各级官员私欲膨胀，通过各种倒行逆施疯狂兼并土地，蔑视农民。正如制度经济学派的创始人道格拉斯·C·诺思所言：“一旦无效率的制度选择沿着原来的错误路径走下去，就会陷入一种‘自动锁定’的状态，初始的制度设计会不断强化现存制度的刺激与惯性，要想脱身而出就显得十分困难。”
有必要指出，土地集体所有制实行的55年，争论一直就没停止过，安徽省小岗村农民当年按手印搞包产到户，本质上就是一种抵制和反抗。后来中央接受了这个事实，在全国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土地使用权交给了农民。由于对土地所有权留了个尾巴，致使一些地方借口“非经政府征地，任何农地不得合法转为非农用途”，肆无忌惮地侵占农民的宅基地和承包地，暴力和血腥事件造成了越来越尖锐的社会冲突。平心而论，房地产开发商在农民土地上盖起的房子，一转手就有了“合法的”产权证。这种掠夺的直接后果，就是把农民整体上推向了对立面。
我深感忧虑的是，很多人直到现在还昧于国情，“拿农村的地、做城市的梦”，把农民排除在城市化之外。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每次自有规律可循。自唐朝黄巢起义开始，后继的农民战争都相继提出了“均田地”的主张。如北宋王小波、李顺的“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南宋钟相、杨么的“等贵贱，均贫富”；明末李自成的“均田免粮”；太平天国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等口号，充分反映出农民对自身利益和命运的强烈要求。事实上，毛泽东领导的现代中国革命，走的就是一条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对于这段镌刻在岁月丰碑之上的历史，所有有识之士都应当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