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是怎样崛起的?
——重读商鞅变法
聂作平
    令人非常意外的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国崛起运动，竟然以近乎开玩笑的方式拉开了帷幕。
    时间是距今两干多年前的公元前359年，地点是当时的绝大多数人心目中，都异常边远的秦国首都栎阳。这天，秦国ZF在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棍，并宣称，如果有谁愿意把这根木棍从南门扛到北门，赏十金。栎阳虽是秦国都城，但比起今天的镇子，其实大不了多少，南门到北门，也就两三公里吧。这么近的路，这么轻的工作，ZF竟然愿意花费十金?围观的人都以为此乃咄咄怪事，七嘴八舌地议论纷纷，却没人接招。一会儿工夫，ZF又加价了：还是这根木棍，还是从南门扛到北门，赏五十金。好半天，终于有个人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把这根并不沉重的木棍扛到了北门。——他果然“意外”地得到了高达五十金的奖赏。
    这起小概率事件的幕后推手有两个，一个是秦国最高统治者秦孝公，一个是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主持变法工作的商鞅。据说，商鞅之所以干出这种令时人和后人都啧啧称奇的怪事，是他怕民众不信任ZF，需要通过这种出高价干无聊事的方式来立信，来表明ZF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会说到做到。所以，这件事的另一个历史名称就叫“徙木立信”。徙木是否真的达到了确立ZF信誉的预期，时过境迁，我们已经很难进行准确的评估。不过，以后人的眼光看，徙木事件给了我们另一种深刻的暗示：ZF之所以为ZF，就在于它为了达到自身目的，从来都不惜采取任何极端的、匪夷所思的措施。
    事实上，一言以蔽之，商鞅变法果真就是一场极端的、匪夷所思的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民风的激进改革。改革的目标是为了大国崛起，公正地说，商鞅做到了。但他本人却惨遭横死，而生活于这场崛起运动下的秦国民众，尽管眼见祖国一天比一天强大，却不仅没能拥有日甚一日的幸福，反而与这个冷冰冰的祖国越来越对立。
一
商鞅并不姓商。他姓公孙，名公孙鞅，因具有卫国国君的远支血统，又称卫鞅。至于商鞅这个名字，那是多年以后，当他在秦国的改革取得了令人目眩的成效，并率军打败了秦国的世仇魏国后，秦孝公把於和商的十五个邑作为他的封地，号商君，后人因而把他叫做商鞅。
    商鞅时代，社会急剧动荡，天下风云四起。当是时，春秋时期的几百个诸侯国，经过几百年大鱼吃小鱼式的兼并，已经只余下了秦、楚、燕、韩、赵、魏、齐七大诸侯和中山、宋等十几个蕞尔小国。春秋时期大师辈出、百家争鸣的盛况，延至战国，已然急剧萎缩。或者说，当时的知识分子已经不再像老子、孔子和庄子那样追求形而上的思想，而是热衷于能够迅速获取功名的权术。这种情况下，商鞅像他同时代的众多年轻人一样，对刑名之学非常推崇。春秋时期百家争鸣，不管各自的观点有多大差异，但要言之，各家学说的核心其实只有两点：其一，君子如何修身；其二，君王如何治理天下。但到了商鞅的战国时代，知识分子已经不再关心君子如何修身，而是只对君王如何治理天下感兴趣。
    秦国的起源，是在公元前9世纪，一个叫非子的人为周王室养马，得到了一小块封地，号为秦赢，得以作为周王室的附庸而存在于偏僻的甘肃一带。一百多年后，非子的后人秦襄公帮助周平王抵抗西戎进攻，并配合平王东迁，平王于是把秦从附庸提升到了诸侯地位。也就是说，到这个时候，秦国才与东方的其他诸侯平起平坐。由于地处苦寒边远之地，文化落后，交通闭塞，民风蛮勇，虽然出现过秦穆公这样的霸主，但大多数秦国国君都碌碌无为，秦国一向被东方诸国看不起，“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国际上根本不把秦国视为平等的成员，而是把它看做未开化的野蛮人部落。
    公元前362年，秦孝公继位。这是一个只有21岁的热血青年。就在几年前，当他的父亲为国君时，曾经在与魏国的石门大战中大获全胜，这是秦国多年以来对东方诸侯的一次少有的胜仗。父亲的壮举与秦国的尴尬都在激励着这个企图励精图治的年轻君主。他耻于秦国的落后状况，决心施行改革，以便使被诸侯轻看的秦国强大。为此，甫一上任，秦孝公就发出了求贤令。在求贤令里，他极其沉痛地指出了秦国面临的困境：“国家内忧不断，根本无暇顾及外事，三晋攻占了我们祖辈所据的河西，诸侯看不起秦国，这真是莫大的耻辱啊。”(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并宣布：“不管是我国干部群众还是外国友人，凡是有能力有办法使秦国强大的，我就给他官做，并分封他。”(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商鞅就是在得知秦孝公的求贤令后前往栎阳的。相对于秦国，他是一个外国人。一个外国人，不远千里来到秦国，不仅是为了使秦国崛起，他还想给自己搏一个出人头地的锦绣前程。
    在这之前，卫国人商鞅在秦国的仇国魏国谋生，充任魏相公叔痤的家臣。公叔痤虽已年迈多病，却有识人之明。他认为商鞅是个人才，极力向魏惠王推荐。但魏惠王对商鞅不屑一顾。公叔痤又提议，即便你不肯用他，那也必须杀了他，免得他为别的国家服务。但魏惠王的反应，正如商鞅在获知此事后对公叔痤说的那样：他既然不肯听你的话用我，又怎么会听你的话杀我呢?就在秦孝公继位前一年，公叔痤在与秦国的战争中被生擒。商鞅在魏国失去了主子，再加上第二年秦孝公的求贤令传来，他便义无反顾地奔赴了远离中原的栎阳，希望在那个被东方文明国家视为蛮夷之地的边远小邦混出个名堂来。
二
虽说秦孝公下了求贤令，但也不是随便哪个冒充人才，他都会亲自接见。这样，自以为怀揣利器的商鞅也不得不找门子走捷径，那就是通过秦孝公特别宠信的近臣景监，由他向秦孝公推荐自己。关于景监，有人认为他的身份是宫中太监，但至少目前史料还不足以证明或证伪。司马迁只说他是孝公的“宠臣”、“嬖臣”，总之，就是领导身边说得上话的红人吧。
    秦孝公与商鞅在正式确立主仆关系之前，一共交谈了四次。第一次，商鞅向秦孝公大谈帝道，也就是如何用三代圣君的办法统治国家。秦孝公对此很不感冒，不时低头打瞌睡。第二次，商鞅向秦孝公讲解王道，也就是儒家提出的仁义治天下的主张。这个还是没能提起秦孝公的兴趣。第三次，商鞅试着给秦孝公分析霸道，也就是用法令和武力治理国家。这一回，秦孝公来劲了。事后，他告诉景监，你那个朋友还不错，我还想和他谈谈。第四次，商鞅终于知道秦孝公要的是什么了，他一上来就摸着了秦孝公的G点，给他头头是道地讲解强国之道。——秦孝公的G点就是，他没有耐心去做什么三代的圣君，他要的东西非常实际，就是如何让秦国以最快的方式做大做强。
    从商鞅四次改变自己的政治主张，以便适应秦孝公之所需来看，他其实并没有理想。或者说，他的理想只是希望秦孝公在给他施展身手的政治舞台的同时，顺便给他鲜衣怒马的高官厚禄。与此相反，秦孝公则是有理想的，他的理想就是尽快使秦国强大，不仅不能再让东方诸侯瞧不起，还要进一步使他们臣服甚至干掉他们。当商鞅如愿以偿地成为秦国这个以秦孝公为董事长的无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时，老板的理想也就成了他的理想，老板的灵魂也就成了他的灵魂。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名存实亡，诸侯鼎立，争战不已。本质上说，每个诸侯国的国君，都盼着自己一枝独大，成为天下霸主。为此，先后有多个诸侯国，进行了多次政治、经济改革。但像商鞅变法的步子那么大，以至于大得扯着蛋的，却再也找不出第二个。
    商鞅变法分为两步推进。第一步是在公元前359年，第二步是在公元前350年。从秦孝公任命商鞅为主持变法工作的左庶长开始，到秦孝公去世后商鞅本人惨遭横死为止，商鞅新政在秦国持续了l9年。l9年的兢兢业业，秦国的确如同秦孝公和商鞅规划的那样，非常神奇地从西方崛起，不但击败了老对手魏国，还把疆土向东方扩展了一大步。一百多年后，奉国能在七国中秀出，成为战国的终结者．也和商鞅变法密不可分。
    吊诡的是。尽管秦国的崛起非常成功，但秦国依然被东方诸侯轻看。先前是把这个国家看作夷翟之邦，后来则把它视为虎狼之国。～句话。军事上的强大和经济上的富足，这些表明国家强盛的元素，并没有为秦国赢得比以前稍好的国际形象。相反，东方诸侯从轻看秦国变成了仇视秦国。秦国的国际形象比以前更差了。至于生活在商鞅时期的秦国民众，他们对商鞅这个一心帮助自己祖国崛起的外国人，更无好感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