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的伦理经济学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1年11月27日
人们在能力或对工作的贡献上表现出来的差异并没有大到足以解释富人和较穷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的扩大。

　　约公元前100年，一位罗马贵族曾经计算过，要想过舒适的生活，一年需要花费10万赛斯特斯（sesterces，古罗马货币名）。这大概相当于一位贫穷的城市居民维持生活所需财富的200倍。若以今天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所需为基准，按照同样的比例，一个美国人要想跻身中上层，门槛将达到350万美元。美国经济近来变得越来越不平等，不过，与古罗马共和国相比，仍要平等得多。
　　时下关于经济不平等的新闻好的要远远多于坏的。好消息非常之好：不平等导致的最大的道德问题——获得那些藉以维持生活的最基本经济商品的不平等的途径——已经变得不那么严重了。遭受这种底层不平等（bottom-inequality）的人群比例很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低的。
　　诚然，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古代罗马人位于底层不平等的行列，但最近几十年的该统计数据令人振奋。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1970年有26%的世界人口忍受着饥饿。该比例目前是13%——仍然过高，但食物平等上的改善是显而易见的。食物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电力是个相对新的成果，但苏联时期普遍电气化的梦想几乎已经成了现实；国际能源署显示，超过80%的世界人口能够连上电源。医疗保障和卫生生活条件现在被视为基本商品，而获得这些基本商品的途径变得越来越公平。在占世界人口大约80%的国家里，平均预期寿命不低于65岁。
　　坏消息事关收入最高的人群行列。在美国、英国和几个其他国家，上层的不平等日益严重，即精英群体和其他群体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美国底层的80%民众确切地说并没有在受苦：在过去几十年里，平均来说他们变得越来越富有。但是富人，尤其是超富群体，正以快得多的速度积攒财富。世界顶级收入数据库（World Top Incomes Database）显示，三十年以前，收入最高的10%的人群囊括了整个国家全部收入的32%。这一比例现在已经上升到了46%。前1%的富人的比重翻了一倍多，从8%到了18%。在英国，高薪酬委员会（High Pay Commission）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收入最高的0.1%人口所占全部收入的比重从1.3%增加到了6.5%。
　　上层不平等的加剧从原则上说是糟糕的。人们在能力或对工作的贡献上表现出来的差异并没有大到足以解释富人和较穷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的扩大。危害从实际中就可看到。上述薪酬委员会做了很好的说明，即上层不平等可以瓦解社会团结、降低公司效率并拖慢经济增长。同时，跟《社会水平尺》（The Spirit Level）这本书一样，它还指出上层不平等的加剧与社会健康和行为问题的增加是相关的。
　　尽管如此，我们还可以举出可以减轻这些危害的四个因素。第一，一个社会中财富的分配通常由该社会群体中的一致性判断来决定。人们还没有——至少现在没有——完全反对富人和穷人之间存在差距。这也意味着该问题并没有被广泛地视为严重性问题。第二，精英群体还可能用额外的资源做些好事。古代罗马人为民众提供面包和马戏（即用来拉拢民心的小恩小惠），而复兴时期的王子们则为艺术家提供赞助。在现代工业社会，财务上得到保障的精英可以在文化、社会和经济发展上成为政府的可替代对象扮演有益角色。
　　第三，比起与底层不平等相关的好消息，不管富国的上层不平等都带来了什么样的罪恶，都谈不上严重。随着英美等过大众群体越来越富有，在精英群体获益的同时认为这些人从在明显的道义上失势的说法越来越难以站得住脚。就连被《社会水平尺》定义为导致社会问题的穷人可以肯定更多是从精神和社会上而不是严格的物质意义上来判断的。
　　最后，若人们确实认定最近上层不平等的加剧是不公平的，那么这股潮流是可以用比底层不平等少得多的麻烦加以逆转。我们需要大的变革来增加世界上剩余部分生活条件较差的地区的粮食产量或贸易，但在发达经济体内遏制富人可以更为容易。可选方法如下：羞耻感、税收、对公司薪酬或在利润尤其高的金融部门的收入差距的限制。就连超富群体为减少不平等而付出的牺牲也不值一提。正如比尔•盖茨指出的那样，拥有几百万的财富之后，更多财富就不再有什么意义了。用他的话说就是：“这是同样的汉堡”。
　　爱德华•哈达斯是路透Breakingviews的经济专栏编辑。2004年和2011年分别加入Breakingviews，期间有一年任《金融时报》Lex专栏的助理编辑。在成为专栏作家之前，爱德华在欧美做过23年的股票分析师。拥有哥伦比亚大学、牛津瓦德汉学院和纽约州立大学学位。
　　作者为路透Breakingviews专栏作家，本文仅为个人观点；更多独立评论和分析请访问breakingviews.reuters.com；Breakingviews专栏译文由财经网独自担责，中文版权归财经网独家使用（编译：闫桂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