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需要用到发展经济学中的人口迁移理论，比如托达罗模型。。。

首先，你需要明确两个问题：1.农民是否应该市民化？2.农民能否市民化？当然以上两个的分析问题都是建立在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背景下。

对于第一个问题而言，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是不存在的，西方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是伴随着市场化高速推进而进行的，从而使得做为重要的要素的劳动力其流动性能够得以保证。农民的身份转换相对容易，农民职业的转换也往往意味着身份的转换。同时，农民可以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选择居住地。伴随着西方城市化的高速推进和老龄社会的到来，城市化的问题甚至会凸现为谁来养活这些城市人口？如果仅仅考虑一个封闭的地域，无疑农民工作的效率和从业人员的数量是实现农产品供给大幅增加的一个必要条件。所以，有意思的是西方学术界开始探讨市民是否农民化的问题？对中国而言，受建国初期重工业化优先发展模式的影响，户籍制度建立是稳定“三维一体”模式的关键。农民工进城通过等量但不等质的劳动从事很多城市人不愿意从事的工作，虽然他们收入水平相比在农村会有所提高，从事的工作性质也有农业转变为工业或第三产业，但他们身份难以改变。如果说从分工的角度来看，农民工进城工作从全国范围来看是有利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那么政府为何要干预呢？是城市利益集团的存在？是制度的路径依赖效应？还是政绩考核的作用使然？.....需要提醒你的是，大量研究表明小农是理性的，研究这一问题时候需要跳出对现有框架的分析。举例而言，如果按照常规判断农民应该有转变身份的需求，你如果感兴趣研究一下“城中村”问题，可能会得到相反的结论。城中村”实行集体经济意味着：只要加入该村户籍，就可以享受村上的一切分配，如持有农业户口的农民可以享受较高的待遇：他们可以分得宅基地，可以享有二胎生育指标，还可以享受股份分红、物业出租收益等。相比之下，持有城市户口的人并不能享受到比农业户口更多的优惠，甚至丧失了部分权利，这也导致城中村农民尤其是村民农转非的积极性不高。而且为了能从村集体中分到“一杯羹”，“城中村”都出现了“嫁出的姑娘不出门”的现象。非但如此，姑娘的女婿也要把户口迁进来。原来已“农转非”的人，现在又想方设法“非转农”，甚至外来人口也掏高价买个“城中村”的户口。所以研究中国问题一定不要过分模式化！

对于第而个问题，如果能够明确我想就可以明确如何建立成本分析框架了。其实，想说的是框架是在明确研究问题之后建立起来的，而不是之前！此外，可以从供需角度做分别分析，例如，要明确中国各个地区城市化进度不同，实现这样一个转变的动机也不同。

由于这个问题我并没有研究过，一下提供两篇比较经典的人口迁移研究问题的文献综述：

1.Williamson, Jeffrey G. ‘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1, eds. Hollis Chenery and T.N. Srinivasan, Elsevier, 1988.

2.赵忠. 中国的城乡移民——我们知道什么，我们应该知道什么？[J]. 经济学季刊，2004（4）：517-536.

此外，社会学家也在研究这一问题，分析时候注意自己分析的角度！

谢谢版主了.说的非常有道理!给我思路一个新的方向.我会好好综合赞成和反对农民市民化的各种观点的.在此借这个机会再次对各位前辈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