扯淡经济学之（三十六）何谓“诱使”

在《佃农理论》的第六章，张五常云：

    “假设（不受限制的）市场地租比例为70％（r＝0.7），由于减租，地租比例下降到的40％（ ＝0.4）。地主现在实际上获得年产出的40％，而且没有其他方面的补偿。佃农现在从年总产出中获得的是他原来分成比例30％的两倍。由此，佃农会愿意承担更多的耕作投入吗？如果他愿意这样做的话，这会导致资源更有效的使用吗？

回想一下，当佃农（非土地）耕作边际成本等于佃农的（非土地）投入的边际产出时，便会达到不受限制的市场地租比例。因此，非土地耕作投入的任何进一步增加，对佃农都没有好处。……因此，……即使把土地赠送给佃农，他也不愿意对他所承租的土地进行额外的耕作投入。

同理，地主自己也不愿意承担更多的耕作投入。……”

很显然，这里的愿意与否是从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来说的。但是，张五常接着说：

“但在减租后，竞争会要求佃农这样做。例如，假设在减租前，总产出是200美元，地租比例是r＝0.7，佃农的收入是60美元，这等于佃农从事其他经济活动可能获得的收入。如果受限制的地租率 ＝0.4，佃农会获得120美元的收入，而高于他从事其他经济活动可能获得的收入60美元。为了保持或获得土地，这个佃农将愿意承担不高于60美元的额外耕作成本。”

同样很显然，佃农在这里之所以“愿意”，标准已经不是前面说的“最大化”标准了，而是“为了保持或获得土地”——一句话，就是为了能够继续租佃。也就是说，虽然同是“愿意”这个词，但由于判断标准的不同，其意义是根本不同的。在逻辑上，犯了偷换概念的谬误了。

张五常继续云：“为了说明这一点，假设这个佃农同意承担60美元的额外的非土地耕作成本，这是他在减租后多获得的收入。边际产品的相应价值将会少于60美元，比如说40美元。在这40美元中，地主所获得的收入是 40美元x ，即16美元，佃农所获得的收入是40美元X（1－ ），即24美元。对佃农来说，这24美元是超出他从事其他经济活动可能获得的收入的数量，地主可以再次诱使佃农在耕地上进行投资。”

虽然我比较讨厌滥用类比，这里却不得不自己也犯下贱。又因为张五常喜欢卖苹果，我们也以苹果为例吧。假设你有三个苹果，分别价值24美元、20美元和16美元。有人这样来“诱使”你：“把那个20美元的扔掉，剩下的两个我们一人一个，24美元的那个归你哦。”你会是什么反应？我想假如是我的话，我会冲口而出：“滚你妈的蛋！”但是，如果这人拿着刀子，我就只好照办了，因为这已经成为“威胁”了。对于佃农而言，“威胁”来自哪里呢？张五常说是竞争，“因为其他潜在的佃农愿意这样做。”——这潜在的佃农，是不是很像马克思的就业后备军？

张五常还说：“减租后，一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提高耕作的集约度。一种方式是，保持佃农的投入不变，而竞争促使地主收回部分土地从而减少佃农所承租的土地；另一种方式是，保持佃农承租的土地面积不变，而竞争诱使佃农在所给定的土地上增加投入，这也是有利于地主的。当然，地主也可以两种方式并用。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结果都是佃农在他所承租的耕地上增加了对土地的投入。……两种情况是对同一现象的不同解释。”

不管怎么样，减租后总是还要达到一个均衡状态，而按照张五常的理论，只要适当调整地租比例和佃农人数，分成和定额地租可以具有同样的效率；换言之，减租后会有一个与之等效的定额地租。为简便起见，我们改为考察定额地租减少的情况。比如，定额地租由原先的每亩300斤降为每亩200斤。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地主是不可能收回部分土地另租给他人的，因为这不可能增加他任何的收入。当然潜在的佃农可以贿赂地主而成为佃农，贿赂当然是为了更大的好处了；不过随着佃农人数的增加，最终会达到均衡状态，贿赂就自动消失了。而在张五常“假设不存在任何类型的补偿性支付”（比如贿赂）的情况下，潜在的竞争者只能是地主自己了!因为他要收回土地自己耕种了。佃农所承租的土地减少后，其投入要怎样变化，地主其实一点都不关心，因为他只管按每亩200斤来收地租就是了。可是，佃农要关心自己的投入，而关心的结果就是要减少投入。

总之，减少定额地租是不可能提高耕作的集约度的。其实张五常也承认这一点：“在下两章我们对增加耕作集约度的意蕴进行检验之前，有必要指出的是，台湾从1949到1951年的减租期间，没有任何法律禁止地主减少每个佃农承租的土地规模，也没有任何法律禁止地主接受佃农迫于竞争压力而提供的更多的投入。但是根据几个学者的看法，台湾的减租是对固定总额的限制，而不是对地租比例的限制，这就意味着地主诱使佃农增加投入的动机将被消除。”这个说明意味着，张五常很清楚，如果“台湾的减租是对固定总额的限制，而不是对地租比例的限制”，他的“下两章”——这正是张五常最为得意的部分——直接就没了。而张五常实证的结果是，对地租比例的限制提高了耕作的集约度，并造成浪费。那么，这个结果就表明：在任何情况下，定额地租都是有效率的，但分成地租却不是。

我们也不妨看看,在潜在佃农的竞争下，那些在职的分成佃农们，会不会用增加投入来贿赂地主从而保持自己承租的土地不变呢？答案是不大可能。因为潜在的佃农的贿赂多少就是多少，而在职佃农的这种曲线贿赂要打折扣的，地主他也会不干！

所以，如果数据没有作假的话（这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张五常处理数据的方式，二是原始数据），张五常应该另外寻求解释。很明显，张五常认为增加投入造成了浪费，这是因为他使用了边际产量下降定律。但是，万一边际产量是上升或者说处于奈特的“团性”之内呢？张五常的逻辑是：如果这样的话，他们老早就这样干了，不用等到减地租。

那好，还是让我们用张五常自己的理解方式来说明。张五常说：“要是我们让生产的方法自由转变，开头一段的边际产量曲线上升就没有问题了。”可问题是，生产的方法并不能自由转变，它是有成本和风险的。生产方式的转变与否，有个阀值问题，这和社会结构、风俗习惯乃至人类的心理可能都有关系。因为减租，佃农变得相对富裕，应对风险的能力增强，就比较有胆量尝试一些新的但成本较高的方式：效果不好就放弃，效果良好则再接再厉。这实际上相当于边际产量曲线向上平移了，而张五常是假定工资率不变的，所以劳力和其他投入增加，也即增加耕作集约度，直到新的平衡。

在《佃农理论》的“肥料和其他投入质量上的变化”一节，张五常说：“有关减租后肥料投入的调查表明，施用的肥料从农家肥转向了商品肥。不可否认，后者成本较高，但效果也较好。在自由市场上，所施用肥料的质量（无论是由地主承担还是由佃农承担）必须是与年地租额最大化相一致。但减租后，如果要获得较高的年产出，佃农就得施用成本较高的肥料，这对地主来说是有利的，同时也是竞争所要求做的。”显然，张五常所谓的“效果也较好”，是从总产量意义上来说的。如果从边际产量的意义上来说，“效果也较好”，则从总产量意义上来说，效果会更好。

事实上，从张五常《佃农理论》的数据看，并不和我们的分析相矛盾：正是减租带来了生产方式的革新，提高了生产率，在新的生产函数下，增加后的耕作集约度则刚刚合适，没有什么资源浪费。反而是，要证明张五常减租导致资源浪费的结论，还需要更强的数据支持：

他必须证明减租前后生产函数曲线没有发生任何的平移，或者竟是向下平移的——也就是要排除生产函数曲线向上平移的可能。

而如果真的排除了生产函数曲线向上平移的可能性，减租后耕作集约度的增加，当然是资源浪费，但它也意味着：要么台湾的佃农白痴，要么台湾的地主白痴，或者两者都白痴，再或者就看张五常自己了……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