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美国经济是多舛的。中东与北非政治乱局、日本地震灾害、欧债危机恶化等意外大事件，分别从油价、全球供应链和外部需求上恶化了其经济环境。与此同时，国内房地产市场低迷，主权债务评级首次被下调，都对其经济形势产生了巨大的不利影响。但是，美国经济同时也是幸运的。正是因为欧债危机恶化使美元成为全球避风港，才有了疯狂的资金继续支撑着美国国债市场、银行体系流动性以及消费者信心。临近2011年年末，美国经济趋于强劲，反而成为发达国家中的一抹亮色。在上下颠簸的2012年大船上，美国还能幸运地航行在持续弱复苏的航道上吗？

私人消费和企业投资支出显动力

截至目前，美国私人消费持续缓慢复苏。2011年中期的一度低迷，主要是受到高油价和全球供应链中断的影响。随着这些负面因素的消退，美国消费再度回归复苏的正轨，且随着2011年第四季度消费旺季的到来，更显强劲。问题是，这能持续吗？这需要深入分析支撑消费的因素。

就业改善、收入增长是重要的支撑力量。与欧洲不同的是，美国就业增长和失业率处于改善的通道中。目前8.6%的失业率尽管仍然较高，但与欧元区失业率在10%以上攀升的境况相比，尚能形成对消费支出增长的推动力量。而失业率下降，与美国企业较为强劲的竞争实力相关。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美国实体企业与金融业的竞争实力和盈利能力仍然可圈可点，持续增加了设备与存货投资支出。

另外两个推动2012年美国私人消费持续复苏的领域来源于金融与房地产。经过五年多的去库存化后，美国房地产供需开始大致平衡，房价下跌趋势终于止住。就战后美国房地产的历史看，平均每个熊市周期大约3～5年。近期公布的美国房价指数、新屋开工与营建许可均大幅上升，新屋成屋销售也连续增长、库存下降到历史低点。量价齐升表明美国房地产底部已经形成，未来可望步入复苏周期。这意味着，房地产这一引发本次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因素，将转化为促进消费增长的新动力。

资料来源：美联储，IIF

1999～2011年美国家庭债务规模及其构成图示

从金融因素看，美国居民从过度负债消费转向“去杠杆化”，导致金融危机中消费支出大幅衰退。到2011年三季度，居民家庭总债务规模已经从2008年危机前接近13万亿美元的峰值下降到11.5万亿美元左右。从最近几个月的趋势来看，“去杠杆”的进程虽然还没有结束，但下降趋势趋于平稳(见附图)。未来美国居民债务是否会再度出现大幅下滑，取决于三大因素：家庭信贷消费需求、银行的放贷能力和个人破产债务豁免情况。其中，个人破产债务豁免是美国家庭债务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会对消费形成影响。因为这反而会因减轻消费者负担水平，为未来再杠杆化埋下隐患。家庭信贷需求2011年以来略显活跃，特别是汽车贷款和学生贷款。房地产市场企稳复苏将有利于推动2012年度房贷增长。信用卡贷款还在下滑，但失业率下降将有助于止住这一趋势。现在较为不确定性的因素是银行的放贷能力。  一方面，美国银行业盈利能力、资本充足水平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另一方面，全球流动性紧张、监管要求提高，还会限制银行放贷的积极性。总体来看，由于美元的避风港地位，欧债危机恶化对美国消费而言反而是利好——资金流入将在2012年继续支撑美国银行体系的放贷能力。

三大风险可能随时成为暗礁或巨浪

2012年美国经济将会面临三大挑战，这也是构成其经济复苏航道上的暗礁或巨浪。预测这些挑战有一定难度，正如2011年之初没有人能预见到中东地缘政治危机和日本大地震的巨大影响一样。在风险未成现实的背景下，美国经济有望继续疲软复苏，表现或优于欧洲和日本；但一旦风险爆发并急剧恶化，美国经济将很难独善其身，即所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第一大风险来自欧债危机的演变趋势。欧债危机近期难以解决已成事实，市场将持续动荡。最大的风险是，在市场不断预期“欧元”崩溃的情况下，预期变成现实，部分国家退出欧元区导致欧元瓦解。届时，全球金融市场将会掀起另一场“雷曼海啸”。对美国而言，最好的情况是欧债危机继续持续，但处于可控状态。这样一方面全球的资金继续流入美国将有利于美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欧洲内部需求也不至于大幅萎缩，还可继续支撑美国的出口增长。如果欧债危机迅速出现转机，对美国也是不利的。因为资金的流出将重新将美国债务风险暴露出来，正所谓“水落石出”。潮水退后美国将陷入“裸泳”者的困境，其债务问题将再次成为投资者关注的焦点。当然，近期内这种情形发生的可能性很低。

第二大风险来自于政治危机。在国内，美国国会两党围绕债务上限问题争执不下，导致2011年主权信用评级被下调。这已载入美国的经济史册。目前，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如何解决财政赤字问题上仍然没有形成共识。前者拒绝考虑提高税率，后者不想改革医疗和社保等福利计划。特别是随着美国大选来临，政治纷争更为明显。在国外，中东和北非的政治危机尚未进入可预期的稳定阶段，这对国际油价的走势而言尤为重要。欧洲国家也可能爆发政治动荡，因为解决欧债危机需要大幅紧缩财政，意味着居民税负提升、收入和福利水平下降。在当前高失业的背景下，欧洲国家需要有足够的政治智慧确保不会出现大规模的抗议罢工甚至是社会动乱。当然，贸易保护主义也是一股政治风险，IMF因此一直在不断提醒世界各国要保持通力合作。贸易保护一旦盛行，世界将重蹈20世纪30年代的“二次探底”覆辙。最后，东亚地区也面临一定的政治风险，朝鲜半岛和南海都可能成为火药桶。

第三大风险可能来自高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牵累的主要是美国和欧洲，新兴经济体则保持了相对较快的经济增速，俨然成为全球经济的“救世主”，对拉动美国的出口复苏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目前，新兴市场国家正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危机压力，可能对美国出口的拉动效应带来负面冲击。在金融危机中，许多新兴市场都加入了量化宽松的大局，信贷高速增长，资产泡沫快速积累，货币持续升值。以“金砖四国”为例，目前中国最大的金融风险是房地产市场和地方政府债务平台，有可能威胁内需的增长，特别是投资可能会出现硬着陆。俄罗斯需要确保政治权力交接中不出现问题，以及国际能源价格相对有利。巴西和印度作为同时兼备“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的国家，汇率已开始经历了大幅度贬值。如果局面掌控不力，很可能演变为新一轮的新兴市场货币危机。

最可能情形仍是美联储掌舵缓慢前行

综合来看，2012年美国经济最可能的情形是延续自金融危机以来持续“弱复苏”的势头，但表现会好于欧洲，增长速度上略强于2011年。在此背景下，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将肩负着巨大的重任。

美国财政部需要在财政赤字压缩和推动经济增长上进行微妙的平衡。根据IMF的数据，2011年美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为9.6%，2012年有限地下降到7.9%；总债务规模占GDP的100%，2012年将进一步上升到105%。要确保美国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不仅需要美国国会两党尽快达成政治共识，更需要美国财政部在“增收减支”上做文章。很显然，在经济疲软复苏的情况下，要做到这两者是非常困难的。近期美国开始从伊拉克撤军，围绕税率出台最大限度的平衡方案，明确表态不会出资救欧洲等行动，都是在做这方面的努力。但是，相对美国积重难返的庞大债务规模而言，这只能是杯水车薪。因此，美国财政政策对经济复苏的推动将是非常有限的。

美联储将承担最重要的推动经济持续复苏的角色。零利率水平承诺将维持到2013年。对于历史而言，这个超长的利率周期将会产生何种后果很难预测，但美联储也只能如此做最积极的努力以应对最坏的结果。在两轮QE政策和一次“扭转操作”之后，美国长期利率维持下行趋势，对推动内需复苏和美元贬值的总体趋势功不可没。未来，如果欧债危机大幅恶化，或者美国经济复苏动力再次衰减，以及美国债务可持续性遭到投资者质疑，不排除美联储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