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预算投资在整个投资资金序列中起到信号引领的作用。在上世纪末至今，我国开始逐渐重视使用现代经济调控手段。就财政政策而言有积极、稳健、紧缩三种水平。财政政策的变化将引领新一轮的趋势。图示1反映了投资总量的资金来源结构。BL1，国家预算内资金，BL2国内贷款；BL3利用外资，BL4自筹资金及其他。看点在于什么呢？财政政策的周期性与民间投资的引导、延迟、接替关系。

图示1 投资资金来源构成比例

20世纪前夜，受制于市场化水平不足，亚洲金融危机，金融体系功能不健全，国内持续以来高水平的财政预算投资，但是相应的贷款增速没能上来。及至到了第十个五年计划，制度经过市场化改革，财政投资的引导力开始体现，00-03年贷款增速逐渐跟进。当然由于投资结构的一些问题，投资效率低下财政赤字压力等等，持续的积极财政政策受到多方面的挑战。一是投资模式单一，不平衡，导致个别产业过热，引发物价压力，同时由于产业结构问题，导致资源能源供应紧张。总之财政不可持续的转为稳健。然而财政萎缩的空缺急需要其他的投资主体予以弥补，我们看到了以下的一幕。

图示2 不同来源投资资金的增速对照

我们还看到，20世纪前夜ZF持续的财政投入在2000年后换来民间投资的强劲增长，在04年国家进行总量调控，抑制投资过热时，增速达到该时期峰值33%。此后虽然没能抱住增速上涨的势头，但是增速的绝对水平维持在30%上下，这得益与财政偏紧同时，促进“非公经济36条”，这是一个政策导向。

及至08年，财政有开始转为积极，当时造就了4万亿的概念，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得了短期的积极效果，但是如同00-05年所经历的那样，在产业结构不能有效的调整，发展模式不同有效转变的条件下，ZF推动型的投资，传统型投资会带来经济过热，物价压力、资源压力、甚至与社会问题相关联。

就像08-11年，乃至我们今天还在感受着的现实，我们得出比较深刻的教训，ZF的主导的投资，一是受到持续性的制约，因为ZF的财力是有限的。同时ZF债务现如今是个敏感话题。二是投资效率问题，ZF的投资往往不怎么符合效率原则。三是ZF过于看中经济领域的投资，唯GDP马首是瞻，偏废了民生领域的改革，也不能有效的创造机会进行软性的制度性变革，往往是意识到财政需要喘息时，才相应出台民间投资放宽政策，可知这些工作可以早早的做在前面。这正是我们最近所经历到的。如今我们又面临稳增长的使命，财政主导的投资自然是投鼠忌器，怕新一轮投资会引发传统模式的复燃。

如此我们很高兴，意料之中的看到，ZF又搬出了民间投资开放的大旗。决策层面上，经历过多次的教训，决策者已经越来越重视民间投资的效率、多元化。同时也逐渐明白了ZF很多时候有心无力，反而应该做当务之急的事。相信多次的思维冲击，一定会形成一种质变，经济更加开放、市场化水平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