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世界国家三种可能的实践战略（二）

——发展中国家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化主义（14）

   二，不平衡增长。赫希曼提出了不平衡增长的理论，作为对“大推动”思想的回答。他说，“大推动”所需要的各种资源正是低收入国家所缺乏的。那就是它们不发达的原因。他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平衡增长的战略设法创造一些强使人们做出投资决定的局面以此来弥补这种欠缺。要形成这种局面，就要有意使不同部门之间出现“不平衡”。如果使经济的某些部分增长，配件的缺乏就会对经济形成压力，从而迫使人们进行投资。选择经济发展的先导部门时，应当使配件部门的投资非投入不可，而不是任意自流。

   应用这项战略的最重要的领域是关于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投资的ZF决策。ZF的作用往往包括提供这种基础设施的职能，以便使企业主从事直接生产性的、有利可图的投资。然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对于直接的生产性投资基本上是任其自流的。前者并没有使后者处于非投资不可的境地。结果，基础设施的投资往往很不经济，因为它们在很长时期的不到充分利用。更好的办法就是ZF只提供最低限度的基础设施，而通过诸如保护关税和津贴的办法去鼓励企业主投资于直接生产活动。随着这类投资越来越多，经常设施的缺少就日益突出，生产成本因之增大。于是企业主就极力要求ZF提供这些服务。这种压力，对ZF来说，可以成为更合理地分配基础设施投资的标志。因此，让基础设施落后于生产活动，经济发展反会快些，对现有资源的利用也会更加合理。

   赫希曼把这种办法应用到其他事情上去，诸如：投资选择，技术工艺选择，以及其后的资本保证供应。为了保证生产投资的不断进行，他建议最初选择的活动必须最大限度地促进后向带动（原料工业部门）与前向带动（使用其产品的工业部门）。那些投资不是以生产最后制成品来开创工业活动，而是应当使之促进靠近投入——产出矩阵中央部分的活动。

   虽然赫希曼教授对某些不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有深入的了解，他的战略却忽视了重要的政治、社会与行政因素。需要哪一类政权来执行这种不平衡增长的战略呢？不用说，国内的统治权力应由一个集团——即企业阶级——来执行，需要一个完全同情私人部门的发展并为其利益服务的政权。ZF不负责全面的中央计划与计划的执行。ZF通过在适当时候提供适当的社会基础设施并维持法律与秩序的途径来最好地履行其职能。后面这个任务特别困难，因为城市工人和中产阶级都将受到通货膨胀、低工资和收入日益不均之苦。与此同时，人们看到ZF对企业家征税不足，甚至给他们津贴来增加他们的利润。使问题更形严重的是，城市工人还受到社会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在住房、教育和福利计划方面）所造成的不稳定影响之苦。此外，采取资本密集的操作，将会增加失业，或者至少不会减少失业。如果国家不赞成或者完全剥夺工会活动的时候，这种情况就会出现。而且当局不容许对外国企业在本国的活动在政治上进行任何反对，也不允许地区平衡的要求影响“不平衡”决策。当然，这一切都预期要有高度的全国团结。

   在行政管理方面，这项战略的要求虽然低于“大推动”的要求，却还是很高的。在行政管理上对于高压统治的需求是很大的。

    三，通过劳动力无限供应而实现的资本形成。

   刘易斯相信在若干不发达国家实际上存在着无限供应的劳动力可以用于资本形成。农业部门的变相失业。国内服务业的大量从业人员，人口增长速度快于生产性就业的增长速度，以及妇女一有机会就愿意参加工作——这些都是劳动力的主要来源。经济发展是通过使用可再生产资本的部门——资本主义部门——的增多而实现的。这个部门的生产率水平比其他经济部门为高，其他经济部门处在自给自足的水平。当经济发展的时候，资本主义部门扩大了，而自给自足的部门缩小了。刘易斯还认为，拥有可再生产资本的资本家阶级具有储蓄倾向，并且把它的利润的一大部分进行再投资。因此，为了使资本主义部门增长，就必须使利润增长。至于国家本身是不是资本主义的，那并不重要。

   资本主义部门必须雇用劳动力来使它拥有的资本运转。随着这种部门的扩大，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不断增加。由于这种模式假定劳动力的供应几乎是无限的，所以增长的过程不会因缺乏工人而停顿下来，至少要等到所有的剩余劳动力都被吸收后。而且，随着资本的积累，它使劳动生产率提高，而技术发明则使得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都能提高。最后，假定其他因素保持不变而且增长过程继续保持，则利润额，可能还有利润率，都会不断上升。然而，如果生产率增加而工资增长率使利润额下降的话，增长就会放慢甚至停止。这将导致储蓄和投资下降。因此，要使这种模式取得成功，重要的是要把工资控制住。

   资本主义部门支付的工资，是自给自足部门工人的工资和平均产量所决定。为了把工人从农场和农村吸引过来，资本家不得不以高工资的形式提供适当的刺激。等到工人从自给自足部门大量被吸引走而使绝对数下降时，平均产量就上升，从而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也必须上升以保持差距。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上升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食品价格同工业品价格相比的相对上涨。把工人吸引到资本主义部门的过程会提高实际收入并增加对食品的需求，从而使农民有可能把大量的粮食投入市场。如果由于产量的弹性不足而不出现上述情况的话，粮食价格就会上涨，从而使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必须相应提高。再者，当自给自足部门的实际工资也增加时，要维持差距，就得增加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然而，如果食品生产确实继续增加，那么工资就还得不断提高以跟上自给自足部门的平均产量。解决的办法是双重的：增加粮食产量，以土地税的形式抽走剩余部分，以不使农民从增产中得到好处。如果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那么在全部剩余劳动力被吸收以及两大部门的生产率提高到几乎相等的水平以前，资本形成就会继续。

   纳科斯有一个类似的模式。他也主张利用变相失业来形成生产资本，即：兴建道路、堤坝、灌溉渠。为了把这类活动的成本减低到最小限度，他主张用现有的食品生产来供应这些工人而使留在农村或农场的工人消费量保持不变。

   就像其他发展战略一样，这些模式看来也需要一整套特殊的条件。不论是生产资料完全由国家所有，或者是ZF由企业上层分子所统治，刘易斯的模式都是可行的。因为无论哪种情况，农村人口和工业劳动力都无法影响资源的分配或收入和财富的分配。ZF不得不实行一种政策，把自给自足部门和工业工人的工资保持在最低水平。做到这一点的手段，主要是土地税、控制有组织劳工活动、不实行任何开明的劳工立法以及高压统治等。如果工业是由私人企业主发展的，那么就得在经济上让他们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以鼓励投资。因此，垄断大概将得到准许，企业税和高收入税大概会保持在低水平上。国家将提供基础设施投资、信贷便利和其他体制安排，以使企业主们进行投资。结果，国家就没有什么资金来投资于一般的福利活动了。无论无何，把收入转移给工人阶级不会符合这个模式的逻辑。这个模式设想城乡劳动人民会很驯服地接受现状，或者国家有能力强制造成一种稳定的局面。但是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累退税以及镇压结社权等政策是难以长期坚持的。最后，由工业化而产生的，并由实业家们的生活方式而加重的社会调整问题，是和平衡增长与不平衡增长的理论中的社会调整问题同样尖锐。今天，几乎没有一个不发达国家能采取这一战略。

   在行政管理上，主要任务是维持国内稳定，对工人阶级实行高压统治以防止不满的表现。还需要建立一套征收土地税的复杂而可靠的机构——一套不易因贪污而偷漏税收的机构。在土地持有量很小的国家里，这个问题就更难解决。

劳动者2012年8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