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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毫无疑问将在经济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有待经济理论加以解释的大课题，为经济理论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改革模式的多样化、改革过程的持久性，更是有利于人们从比较角度的探讨、有利于人们加深对改革的认识，自然也会促进改革过程的经济分析－－过渡经济学的建设。中国的改革作为这一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部分，中国改革模式的独特性，使得中国的改革经验对于改革过程的经济分析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如果说１０多年前中国开始改革时多少有点“摸着石头过河”的话，那么，近年来则已经对改革战略和改革过程形成了某种自觉的认识和把握，中国经济学家正试图从理论上对中国的制度变迁道路作出分析和概括，为过渡经济学的建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出版）一书正是中国经济学家这一努力的记录。

　　经济理论是对经济事实的解释，随着经济事物、经济现象的变化，经济理论也要有相应的发展。这一点对于过渡经济学似乎更有针对性。过渡经济学是对改革过程的分析、对不同改革模式的比较。不同改革模式在改革的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绩效，从而使得经济学家对于改革的解释，不可避免地带有阶段性的局限。就这一方面来说，《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一书，也不例外地带有这种痕迹。

　　这本论文集里所收入的论文，是中国经济学家写于１９９０－１９９３的论述改革问题的文章。在这一时间里，中国的改革相对于其它国家来说，显示出巨大的成功。因此，这本书的作者普遍带有这样的倾向性，即中国的改革模式与其它模式相比较，是一种更优的选择，因为中国的改革是在没有引发社会震荡的情况下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市场作用范围的扩大和经济效率的改善；即使不从国际比较的角度而是仅从中国自身的角度看，这本书的各位作者也至少认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模式对于中国来说是最为可行的。

　　随着改革过程的深入，不同改革模式所可能带来的各种效应开始较为充分地体现出来，人们可以更深入地对不同的改革模式作出评判，从而促成过渡经济学的进一步的发展。那么，《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一书对过渡经济学的发展给出了什么启示呢？

　 旧体制会随着新体制的进入而改变吗

　　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已有的改革模式分为两种，一种是前苏联及东欧国家采取的模式，人们通常称之为“激进式道路”；另一种则是中国采取的模式，被概括为“渐进式道路”。所谓“渐进式道路”，就是“不从对资产存量的再配置入手，而着眼于在资产增量的配置上引入越来越多的市场机制”（《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第１９３页，以下仅注页码），其本质特征是“在旧体制还‘改不动’（阻力较大）的时候，首先在旧体制的旁边或缝隙中培育和发展起‘新体制部分’，然后随着整个经济体制结构的变化和各方面条件的变化，逐步深化对旧体制成分的改革”（第１５３页），概言之就是“体制双轨”。

　　这本书的作者在分析“渐进式道路”的可行性的时候，隐含地持有这么一个假定，即，随着引入新体制（或新的交易方式），旧体制会相应地逐步发生变化、逐步缩小，直至最终完成过渡（樊纲虽然提到渐进改革存在着“体制复归”的危险，但他把这一因素纳入摩擦成本中，并认为“新体制的成长有利于减少摩擦成本”）。这一假定对于“渐进式道路”的可行性的重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新体制的崐引入对旧体制的改变不能起作用，反而被旧体制所利用、所同化，那么，渐进改革所表现出来的各种优点就变得毫无意义。因此，讨论上述假定的现实性，就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了。

　　１、公共物品的唯一性。

　　“渐进式道路”倡导“体制双轨”，首先在原有的经济领域中引入新的经济主体，对于新的经济主体，按照新的制度－规则进行交易，所以，“体制双轨”实质上是允许存在两套不同的制度－规则。制度规则属于公共物品，就公共物品的本来意义来说，其消费具有不可排他性，从而使得公共物品的存在具有唯一性。可是，“体制双轨”又确实使作为公共物品的制度－规则的消费具有排他性，改变了其唯一性。不过，“体制双轨”对公共物品唯一性的改变是极其有限的，相当多数的制度－规则是无法“双轨”的。更重要的是，以实体形式存在的公共物品（军队、政府部门、立法部门等）只能是唯一的，而以非实体形式存在的公共物品（主要是制度－规则）又是依存于实体性公共物品的，这样一来，“体制双轨”对制度变迁的作用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公共物品一般来说是不能体制外生长的。

　　２、新体制经济向旧体制纳税。

　　中国渐进改革战略取得成功的最重要标志就是新体制经济获得了高速的发展。新体制经济的增长对于改革当然是有意义的，本书的作者对此有许多分析，认为新体制经济的成长“可以提供不断增长的‘收入增量’，从而为旧体制的改革提供必要的‘补偿’”（第１５３页）。不过，本书的作者忽略了新体制经济成长对于改革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旧体制仍然存在的情况下，新体制经济各主体必然要成为旧体制的纳税者，为旧体制的维持甚至扩大提供资金。这样，也就使旧体制得以继续存活下去，甚至生命力更强。当然，新体制经济各主体作为纳税人，对体制变革会具有某种约束力、具有一定的选择权（如可以通过逃税、少纳税等方式提出抗议），但是，对旧体制的这种威胁相对于向旧体制所提供的支持来说，份量是轻得多的。旧体制能否继续生存下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聚集收入（税收）的能力，对旧体制的不满如果不能通过税收较为充分地表现出来的话，就不会起什么作用。崐　　

　　３、旧体制因新体制而“再生”
　　随着新体制经济的发展，附属于旧体制的实体性公共物品（如办公用房、设备等）开始具有越来越高的市场价值，在保护存量的前提下，公共物品的这些收益的归属自然落入旧体制之中。这样，旧体制所掌握的旧资源因新体制经济的发展而获得新的生命，旧体制甚至可以凭借这些存量成为与新体制经济竞争的有力对手，因为其成本更低、进入更容易。这种“再生的旧体制经济”一方面赞成按照新的规则进行交易（因为它们从中得利），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失去旧体制（因为它们从中获得最大的租金），“体制双轨”在这里陷入停滞。

　 成本－收益的分析有效吗

　　这本书对于过渡经济学的最大贡献，也许就在于作者们都努力对改革过程进行纯理论的分析，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概念讨论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冲突、改革的成本与收益，这样一来，中国的“过渡经济学才真正获得了正统经济学的概念基础”（第１０页）

　　对改革过程所进行的成本－收益分析，使人们对改革所要触及的利益关系有一个清晰的把握，便于寻求各种降低改革成本的方案，使改革成本最小化。从这样的分析出发，本书作者普遍认为改革应力求在不损害既定利益的前提下进行，“既然改革成本与利益分配和利益冲突直接相关，寻求最佳的改革道路或方案的努力就必然转化为使改革方案尽可能少地损害部分人的利益的思考”（第１０页）。承认既定的成本－收益分布、承认既定的利益关系而进行改革，这似乎是改革方案选择的一个合理的出发点。可是，进一步的思考使我们发现，这犹如在扑克游戏进行过程中途改变游戏规则一样，这时候，参与游戏的每个人手中都拿到牌，也知道相应于既定规则自己手中牌的好坏，现在突然要改变规则，那么，牌好的人自然不愿意，牌差的人倾向于赞成，这样，就很难（甚至不可能）在游戏规则的修正上达成一致。更为关键的还在于，由于参与游戏的人手中都有牌，因此，每个人都会提出有利于自己牌的规则，于是，即使是经过每个人之间的讨价还价，也难于提出一个公平的规则。

　　因此，纠缠于既定的成本－收益似乎在这里陷入了困境。有必要转换一种思路，即如何使人们对自己今后（或一段时间以后）的成本－收益状况不确定。扑克游戏在发牌之前先确定规则，就是这个道理。参与游戏的人在没有拿到牌之前，对于自己将拿到什么牌是不清楚的，因此，能够就一个公平的规则进行讨论并确定。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已经不能指望在人们手中无牌的情况下制定规则了。那么，又有什么出路呢？有两种思路值得讨论。

　　第一、拉长人们的预期。对于人来说，有意义的成本－收益都是有时间性的，人们也只能把握到相对短时间内的成本－收益状况，超过一定时间，情况就变得模糊、不确定。因此，如果在改革方案的选择与实施之间引入时滞，使得参与讨论的人不能清楚地辨认他自己在改革方案实施时的状况，那么，改革方案就能够较顺利地通过。另外，还要求改革方案的效力维持一个最低限度的时间，以防人们的短期行为。改革作为一个过程，其时间是很重要的。如何拉长人们预期的长度，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许多改革方案就无法出台，或说许多长期改革方案就无法出台。从整个改革过程来说，２０年其实并不长。

　　第二、矛盾的激化。矛盾的激化、暴发，也是造成不确定性的重要方式。当矛盾激化到使个人对其自身利益在改革前后的相对位置难以判断时，既定的成本－收益就被打破，人们更多的是指望确立一个公平的规则。不确定性就是要去掉人们手中的牌。所谓激进，就是在短时期内去掉人们手中的牌。布坎南曾经说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战时紧急状态下对标准民主程序的背离却是符合民主的基本假定，因为只有在这期间，集体的目的或目标才具有如此的广泛性。”人们往往认为在矛盾激化、暴发的情况下，所发生的成本最大，其实，在这个时候，既定的成本－收益的计较已无法存在，通常的成本－收益概念在这里不再有效。当然，笔者在这里并不是主张激化矛盾，实际上，这种状态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如果说直到前些年人们还更多的注意如何在不打破利益均衡的情况下推进改革的话，那么，在今天，人们不禁要问，保护存量的改革能否真正推进改革，或者说，哪些方面可以以存量的不动为前提进行改革、哪些方面又必须以改革存量作为讨论的出发点。这本书是对作为过渡的改革过程的分析，与此同时，它也不可避免地成为经济学（包括过渡经济学）发展的一个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