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形之手”的经济学解释 杨春学 “无形之手”是经济学中最具有魅力的一个术语之一。它难倒还存在有必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吗？是的。这可以引用著名经济学家克洛尔和豪伊特的说明：“现代经济学中最大的困难是，在斯密发表《国富论》200多年后，对于‘无形之手’这一概念，人们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克洛尔和豪伊特，2002：p. 34）。他们所说的“困难”还仅仅限于纯经济学范围内。其实，更大的挑战还在于对无形之手的广义解释中所存在的困难。本文将立足于一种观念演变的框架，考察对“无形之手”的各种解释的成功与失败。 一、起源与复兴 “无形之手”概念之所以得到普及，成为现代经济学家的日常用语，要归功于斯密。他在《国富论》中“无形之手”的论述，可能是经济学文献中引用频率最高的名段之一： “一般地，他确实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自己会在多大程度上促进这种利益。……他所考虑的只是自己的收益。但是，在这种场合，象在其他许多场合中一样，他受一只无形之手的引导去促进一个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自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却往往使他能够比真心实意要促进时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Adam Smith,1980.p.194） 当然，“无形之手”这一概念既非斯密的发明，其所包含的思想也非他首创。 就词源来说，我们难以断定它的确切来源。如果只考虑词语而不是思想内容的 话，我们甚至可以在17世纪早期的作品中发现它的使作前例。据Spengler（1976）的考证，早在1661年，查理二世国王时代的牧师Joseph Glanvill(1636-1680)就已经使用过这一词：“大自然在万物之中都通过无形之手发挥作用”。不过，这并非指的是人类行动的无意识的结果，而是本质上在理性和判断力之外的机械般的相互作用。 Emma Rothschild（2001）的考证更为详尽。大文豪莎士比亚早在Joseph Glanvill 之前就在其文学作品中已使用“无形之手”一词。在其1605年写的著名剧悲《麦 克佩斯》中，主角麦克佩斯，在弑君篡位事件就要发生之前的那一幕戏（第三幕第二场）中，乞求夜色掩盖住他将要犯下的罪行： 来吧，使人盲目的黑夜， 遮住可怜的白日的温柔的眼睛， 用你那残忍的无形之手， 摧毁那使我畏惧的巨大的绊脚石。 斯密极可能知道这一著名的表白，因为18世纪50年代的Edinburgh剧院上演的这一戏剧曾轰动一时。再者说，斯密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巨擘伏尔泰Voltaire的的悲剧作品的崇拜者，而Voltaire在其作品中多次使用“invisible hand”一词。例如，在他1718年创作的著名悲剧《欧第伯》中，欧第伯两次受到“无形之手”的威胁。在此戏剧的第三幕中，高级牧师对欧第伯说，“焦虑不安的国王啊，一只无形之手正悬在您的头上”。这意指复仇之剑的威胁。在第五幕中，Oedipus讲述在Corinth碰到的事时说，当他到某个 给神献礼时，供桌突然擅动起来，随着一阵狂风，一种可怕的声音奔他而来，但有“一只无形之手把我推开，离开供桌”。 即使是考虑到用语的某些思想性，斯密的“无形之手”所表达的见解，在学术史上也并非没有前例。且不说早就流行于神学中的观点（即：不论个人的意愿如何，他都会实现神的意旨），在斯密时代，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家的重大兴趣之一，就在于阐明一种牛顿物理学式的和谐的社会秩序，其中，可以看到社会从个人追求私利的无意识结果中得益。他们包括孟德维尔、弗格森、休谟等。例如，塔克尔在其“商业要素”（1756）中写道：“关键在于既不压制也不消弱自爱，而是给他以这样一种引导，即通过促进他自己来增进公益……。这种特征的良好计划表明：人类本性上的普遍动机——自爱，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接受这样的引导，即通过追求自身的利益所作的努力来增进公共福利”。在1904年版的《国富论》“编者言”中，坎南教授甚至指出，“我们知道此后不久当斯密聆听哈奇森讲课时，他肯定已非常熟悉《蜜蜂寓言》。我们可以认定，是孟德维尔第一个使他认识到‘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 、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 但无可争议的是，正是斯密以“无形之手”来归纳这一著名的命题，并给予经济学仍至伦理学的根据，并使得用这一概念来强有力地表达的思想广为人知。 就如同经济思想史上经常发生的情形那样，“无形之手”概念也经历了一个复兴的过程。斯密的同时代学者和后来的追随者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短语的妙用。斯密思想的评论家，在20世纪之前，只是偶尔提到“无形之手”。例如，斯密的第一部传记的作者Dugald Atewart（1753-1838）, 19世纪出版的《国富论》各个版本的编者前言，都不曾提及这一概念。在1876年《国富论》发表一百周年的重大庆祝活动中，也没有人提到斯密的这一概念。倒是批评斯密的历史学派，在19世纪末第一次对“无形之手”给予极大的关注。例如，T.E.Cliffe Leslie(1827-1882)认为，斯密关于“无形之手”的论述，表达的是一种“具有因天意而成的有益制度” 的假设，正是由于这一学说，“政治经济学中出现的流言蜚语一直不计其数”。John Kells Ingram在其《政治经济学史》（1888）中也认为，它显然是斯密著作中诸学说的一个“神秘的基础”，具有“半神学、半隐喻的性质”。相比之下，在当时与历史学派的争论中，门格尔为斯密进行广泛的辩护时却没有提及“无形之手”。 只是进入20世纪之后，经济学家才开始普遍关注斯密“无形之手”所表达的思想，以至它现在已经成为斯密思想的一个象征。之所以出现这种复兴，在学术上，主要与一般均衡论的研究热潮有关。虽然瓦尔拉斯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已经提出一般均衡理论，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界才重拾对这项研究的兴趣。在论证竞争性市场均衡的过程中，经济学家把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视为是对具有斯密所称的“无形之手”性质的竞争性市场经济的一种正式表述。 特别是1976年记念《国富论》发表200周年的各种讨论会召开以来，学者们对斯密思想的这一象征给予了更为广泛的关注。这种关注进入90年代后，竟有更强烈的趋势。 自然地，在复兴“无形之手”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更多的、有趣的运用。无形之手的形象也相应在发生变化，有时，甚至成为一只无形的“黑手”。例如，弗里德曼（1998，pp.11-12）指出，“在政府活动领域，正如在市场中一样，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但它的作用正好同斯密的那只手相反：一个人如果一心想通过增加政府的干预来为公众利益服务，那他将‘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去增进同他的打算不相干的’私人利益”。John T. Kennedy（2002）把它描述为“自发秩序崩溃的无形之手”。 所有这一切说明：如何理解“无形之手”所表达的确切思想，仍然是一个值得观注的问题。其实，各种解释，也有共通之处，可以重新进行分类。本文的下面部分将在把各种解释归为两种类型的基础上进行说明，考察这些解释的演变过程。 二、市场机制与“无形之手” ——一种纯经济学的狭义解释 经济学家热衷于运用“无形之手”的隐喻来简化和向大众传播他们对市场的学术性分析结果。几乎每一本经济学教科书都在使用这一短语，以便让读者熟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市场的运行。在这类运用中，“无形之手”被解释为“价格机制”（至于具体的解释形式，是多样化的），引导生产资源从低收益的部门流向高收益的部门，使所有要素和行业的收益均等化，从而实现市场上的均衡。以最为流行的教科书之一 ——曼昆（Mankiw,1998）的《经济学》为例，他写道： “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了所有经济学中最著名的观察结果：家庭和企业在市场上的互动行为，就像被一只无形之手所引导一样，把他们引向令人满意的市场结果。本教科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解释这只无形之手是如何发挥其魔力的。随着你对经济学理解的深入，你将会知道，价格正是无形之手引导经济活动的工具”。 这是最流行的、居主导地位的一种解释。对这种解释的最严格且最为复杂的重新表述是：把一般均衡论视为对斯密“无形之手”思想的全面证明。为论证这一问题，经济学家已经过许多代人的努力。 按照这一思路，往回追溯，里昂·瓦尔拉斯就成为第一位将斯密以文字方式表述的直觉概念重新用数学方式加以精确表述的经济学家。他把“无形之手”解释为价格体系，而把社会利益解释为供求平衡和与此相联的一种内在经济秩序。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一般均衡的论点：各种商品和要素的价格是彼此相互制约的，因而是同时被决定的。当价格体系恰好使所有商品的供求都相等时，市场也就达到了一般均衡。 为了使这一思想更加准确，我们可以重新表达如下：市场的指南针——价格 决定着消费者的收入和生产者获得利润的机会。消费者 选择其有支付能力的一组最优商品 ，企业 选择在这种价格下可以使其获得最大利润的生产计划 。当价格 满足下列关系时，市场就可以达到均衡： 在上述公式中，A是消费者的集合，B是生产者的集合， 是消费者 的初始资源禀赋， 是商品的数量， 是 的一个矢量。 在关于行为人的特征、消费者的偏好和产品技术的合适假设下，这样一种均衡的存在是可以得到保证的。虽然这种古典的均衡观点被明确地定义并且等价于不过是求解一个方程组，但是，这种方法既不是没有争议的，也不是非常令人满意的。但总的来说，那些主要是由于在一般均衡理论方面作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家，例如，肯尼斯·阿罗、杰拉德·德布洛、阿莱等，则对这一思想给出了精密化的表述和严格的数学证明，从而使这一思想达到完善的境界。 具体地说，一般均衡理论证明了“无形之手”隐喻的市场自动调节机制的三方面含义：（1）竞争性市场会自动走向均衡状态（均衡的存在性）；（2）这种市场均衡状是稳定的（均衡的稳定性）；（3）在这种均衡状态中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均衡的最优性）。这种最严格的解释和证明包含着一系列苛刻的假设。 “无形之手”真的在这种数学化中得到了全面的论证了吗？未必！它最起码没有证明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运用“无形之手”概念时的一个直觉，即“无形之手”可以通过“利益扩散效应”而使人们的利益均等化： “傲慢无情的地主看着他那大片的土地，想象自己能吃光生长在其上的全部粮食，全然不考虑他的同胞的贫苦，但这种想法没用。眼大肚小这一俗话，用在他身上，非常贴切。他的欲望无限，可肚子的容量有限，能容纳的食物不会多于最卑贱的农民。剩余的只好施惠于他人：一部份分配给雇来照管家务的佣人和管家；还有一部份分配给经济繁荣时雇来打杂的那些人。所有这些人都是从地主的奢侈和随意行为中获得那份生活必需品的，若期望通过他的人道和公正获得这些东西却是徒劳的。……富人的消费不比穷人高多少，尽管他们生性自私、贪婪，只考虑自己的便利，而且雇用成干的劳动者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满足自己的虚荣和贪得无厌的欲望，但他们只能与穷人分享所有进步的成果。他们被一只无形之手所引导，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等量于若土地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产生的那种分配，因此，就这样，既没有打算，也不知觉，却促进了社会的利益，给不断增多的人类提供了生活资料”（Adam Smith, 1976,PP.184-185）。 因此，萨谬尔森等人也承认，如果按照斯密的愿意把“公共利益”定义为包括道德上公正的收入和财产分配，而不仅仅是产量最大化，那麽，自1776年以来，就根本没有哪一位经济学家证明过“无形之手”所包含的思想（A.萨谬尔森和D.诺德豪斯：P.1138）。 比一般均衡论者更为宽泛但较为模糊的解释是：把“无形之手”视为对竞争性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性的一种表述。有些学者引证斯密关于“屠夫-酿酒者-面包商”的那一著名论述，强调“无形之手”隐喻的是市场交换的自愿和互利性质，认为这种特性意味着只有重视他人的利益才可能实现自身的利益，从而使社会达到一种繁荣的、和谐的状态（Cropsey,1979,p.173；Sugden,1986,p.2）；有些学者强调竞争的性质，认为“无形之手”就是“竞争的残酷之手”，正是竞争迫使人们明智地运用其资源，以此追求自身的利益，从而无意识地对社会利益作出贡献(Rosenberg,N. ：1979)。 三．自发秩序与“无形之手” —— 一种广义的解释 与上述的解释不同，影响越来越大的另一种解释是：把“无形之手”视为隐喻从个人行为的无意识结果中自发产生的秩序，或者说“非人为设计的制度”之形成和功能（沃恩，1996）。这是对“无形之手”最为宽泛的解释。按照这种解释，市场机制仅仅是“无形之手”的众多具体化表现形式之一。 这种解释是哈耶克重新发现和传播的结果。他的努力使经济学家以一种新的角度来挖掘那些包含在“无形之手”之中却被遗忘的思想传统。他明确地把斯密的“无形之手”概念视为自发秩序理论的核心内容(哈耶克：2003,pp.524-525)。更具体地说，“无形之手”就像在分散化决策模式下可以引导个人经济行为达到有效的资源配置（或者说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竞争均衡）一样，也会带领人们在竞争结果不是最优时创造出促进人们相互作用的制度。通过哈耶克的影响，“无形之手”的运用范围已经超出对市场秩序的解释，而扩大到对各种社会经济制度的起源的解释。这类解释可以视为是对斯密“无形之手”思想的拓展或明确化。 其实，在前面所引的那段斯密的名言中，有一个不大被重视的修饰语，即“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中一样”。也就是说，斯密认为，“无形之手”所描述的机制，是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经济现象之中的。在他看来，经济世界的宏伟轮廓并不是从一个组织者的头脑中想象出来后由一群明智的人谨慎地加以实施的计划描绘出来的，而是无数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行动的自发结果。 只要阅读《国富论》，我们就可以明确地认识到散见于全书中的、对这一论题的一般论证。劳动分工、货币的发明、资本的积累、适合于社会需要的人口增长、财产制度，这些都是保证经济社会顺利运行的自发现象。例如，关于劳动分工，他认为，这种制度“原非任何人类智慧的结果，尽管人类智慧预见分工会产生普遍富裕并想利用它来实现普遍富裕”，“这种制度是不以这广大效用为目标的一种人类倾向所缓慢而 渐形成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交换。 据现在的学者考证的结果，斯密“无形之手”所表达的，是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家探讨的核心问题：“自发秩序”的形成。按照这些启蒙思想家的解释，社会的规则、法律、惯例、道德等，都是漫长的经验积累过程的产物，它们并非由于人类预见到其益处、从而有意识地、自觉地创建出来的，而是无数按照自己的计划追求各自之目标的人的无意识的产物。而自发秩序就是体现在这些有形和无形的“制度”中的各种非个人的社会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Ronald Hamowy ,1987）。 但是，斯密在经济学中的这一思想传统，直到近一个世纪之后，才被门格尔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得到复活。门格尔指出，“法律、语言、国家、货币、市场，商品价格、利率、地租、工资等等上千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发展的无意识结果”，因故，社会科学面临的根本性挑战是：“为普遍利益服务并对这种福利的发展极为重要的各种制度，为什么能够在没有一种引导它们之建立的共同意识的情形下形成之？”（Menger,Carl,1985,p.146）。 门格尔的这一思想被视为是“对苏格兰思想家看不见的手的概念的更进一步表述”，使之变得更为具体和丰满（霍维茨，2003：P186）。他不仅描述了这些“有机的”秩序（自发秩序），而且还对它们如何形成的问题，提出了简明的理论分析。特别地，他关于货币起源的解释被视为是自发秩序理论的一个经典案例。物物交换的困难在于：很难碰到双方想要对方的物品的情形。于是，某些个人将会努力去猜测别人的偏好。那些拥有符合他人偏好较多的物品的人，就能更快地完成更多的交易，从而变成富人。其他人将会意识到这一点，并效法他们，也开始使用那些物品作为交换的媒介。随着这类媒介物越来越少和每个人的需求越来越大，就能渐进地选择出哪些物品比较合适作为交换的媒介，并最终定格在某种物品上。那就成为货币。在货币的这种形成过程中，关键是参与者根本就不必意识到他们是在参与创造货币，甚至没有一个人有意识地往这方面努力，但他们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启动了一个发现货币的过程。至于政府，只不过是以集体有意识的方式，使货币在法律上成为一种标准而已。 门格尔之后，使“无形之手”的这种解释思路得到极大完善的经济学家，首推哈耶克。他，一方面给这种解释提供了一种坚实的认识论基础，另一方面深化了对“无形之手”发挥作用的过程——自发秩序的形成过程的认识。我们只需以哈耶克对市场秩序的分析为例，就能清楚地理解他在这两方面的贡献。 哈耶克认为，社会经济秩序的难题在于：如何最好地发现和利用蕴涵于个人之中的多样化而又零星的知识。这里所说的“知识”，不仅仅包括以集中的形态存在的、系统化的理论和数据，也包括只能是个人拥有的、关于特定时空的“本地的知识”（local knowledge），更包括以不完整的、零星的形态存在于无数个人的思考技巧、习惯之中的“实践知识”。特别地，后两类“分立的”知识，基本上都属于以无法言传的形态存在的、私人的“默会的知识”(tacit knowledge)，但却是对社会协调最重要的。自发演进的制度的作用就在于，唯有它们，能够使每个经济主体所掌握的分散的知识为社会所用，并且提供一种使错误的知识为人们所发现并改正的程序。因为它们的形成过程其实就是个人在行为互动过程中交流这类知识的过程。 作为自发秩序的一种典型，价格体系之所以能引市场经济并赋予它以秩序，就是因为价格体系记录下了人们在参与市场活动的过程中留下的那些零星知识，并通过对由此而形成的价格重新整合，创造出新的知识（哈耶克：1989）。更为具体地说，竞争是一种激励人们努力去发现和创造知识的过程，而价格的形成却是传播知识或信息的过程。当人们进行交易决策时，他们是通过行为，而不是书写可说出的话语、数字，来沟通他们对于这一正在讨论的商品的供求知识和偏好。价格的波动本身就提供了间接地获取他人知识的途径，借此就可以协调与他人的行为。简言之，价格体系能使“默会的知识”明朗化，市场的参与者通过卷入某一制度性过程中，超越自身知识和信息的不可避免的零碎性、主观性、不可言传性，从而自发地形成秩序。 那么，制度究竟是如何作为个人按照规则行动的无意识的产物而出现的呢？哈耶克的解释是进化论的。其出发点，涉及每个人的“无知”，没有人确知未来将会产生什么，也没人确知别人将采取什么样的行为。但是，个人在为增进自己的福利而努力的竞争过程中，会坚持运用那些获得成功的行为模式，并将其看作是在某种特定情形下如何行动的准则。如果其他人观察到这种成功的行为模式，他们就会加以效法。随着这种模仿过程的持续，以及遵循这种行为模式的人数的增多，人们就可以预期别人也会采取同样的行为，从而更有可能增大合作的收益。一旦这种行为模式被普遍接受，它就成为一种社会制度。注意：在这一过程中，学习和模仿是无形之手引导制度自发出现的机制。 哈耶克成功地使“无形之手”成为解释制度形成的一种理论思路。其核心是：自我生成的制度是自发秩序的之源。然而，他却没有完全成功地完成这一理论课题，在其晚年，越来越明显地转向更宽广的社会理论，逐渐地偏离了无形之手思想的要旨。其实，正如格雷（1980）所评论的，哈耶克“从来没有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市场交换领域之外，这种秩序是如何形成并维系的”。其他学者也一再指出类似的问题。最突出的难题是，要分析宽广的社会秩序，不仅仅涉及某个社会秩序本身，还必须理解各种社会秩序的彼此互动的方式；而且，这意味着不能把解释市场秩序的原理应用于更宽泛的社会秩序之形成，不同类型的自发制度具有不同的内涵，需要不同的理论来解释其运行机制（布托斯、麦克夸德：2000）。 现在，有大量的文献使用数学和博弈论的概念工具来研究自发秩序的形成过程，使之更一般化（Andrew Schotter，1981； TRobert Sugden，1986），从而使这类问题得到某种程度的缓和，但仍然没有根本解决之。 四、对各类解释的比较 一说到“制度”或秩序，我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有一个设计者，他预先在心里精心构思，然后胸有成竹地付之实践。这个设计者可能是某个权威机构（政府），或者是由个人组成的某个群体的、协调一致的集体行为。在这类情形中，社会秩序将通过设计者的意图来运行。但是，“无形之手”概念所揭示出来的是秩序形成的另一种方式——自发的演化机制。 这种“自发秩序”的形成本身没有任何特定的目的指向。在这一点上，不同于“人为秩序”，也不同于“自然秩序”。在哈耶克看来，“自然秩序”，虽然独立于个人的意志和行为，但却被假定为先验地存在于外的，实为自然界的现象；“人为秩序”则是人类有意识设计和安排的产物。而“自发秩序”却是介于这二者之间的第三类秩序形成方式。 不论对“无形之手”解释有多么不同，学者们的理解已达成某些共识，它成为隐喻引导社会秩序自发形成和演进的机制。这些共识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点。 第一、个人的行为意图与事后的结果之间往往存在着很大的不一致性。 追求自身的利益或目的是启动“无形之手”的动力。人的行为动机是复杂的、多样化的，但最大限度地追求自身利益却是其中最强大的动力，社会就是由这样的人所组成的。在大多数场合，每个人只谋求私利，并无其它目的，特别是毫无增进社会利益之意图。然而，个人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不论是出于自私还是利他，都会产生一些他们并未能预料甚至一无所知的结果——形成某种制度或秩序。 第二、之所以会从个人行为的这类无意识结果中形成某种秩序（即“自发秩序” ），是因为在个人行为之间的互动过程中存在着某种机制，使各自追求自己的目的之个人间的合作成为可能。 这种秩序的形成，对个人而言，是出意料之外的，但对整个社会而言却是必然的结果，是个人行为互动过程的“自然的”产物。这意味着，这种结果的产生并非是偶然的，应有某种程度的稳定性和重复性（Brennan & Pettit,1993）。具体地说，这个过程的个体参与者“看不见”或预想不到自己的行为会导致这样一种非本意的秩序，但是，它一旦形成之后，却是人们可以认识的。所以，哈耶克有时也用“拓展的合作秩序”来描述之。 要注意的是，形成这一结果的过程本身也是无意识的。当事人并没有打算引出这一结果，他们只是在追求自己的目标的实现，而“自发秩序”是这种个人追求的“副带产品”.这一论点强调，即使参与“自发秩序”形成的当事人对这一形成过程毫无所知，这一过程也会产生这一结果。这种无意识的转换，正可谓“造化无痕”。这就是为什么把这种形成机制称之为“无形的”之原因( Ulmann-Margalit 1978: 271)。 有的学者认为，“无形之手”只是一个术语，并非一种描述。“无形性”并非某个过程被称之为“无形之手过程”的一个必要条件。自发秩序不必对参与者来说是不可知的。对“无形之手”的现代讨论允许当事人知道其行为的这种结果，但要求当事人并非有意识地要引出这一结果。这种结果应是这种行为的一个无意识后果，是有意识地追求其他东西的一个副产品（Brennan & Pettit,1993）。 第三、这种自发秩序虽然没有预设的目的性，但由于它形成于个人之间非零和的博弈过程，会趋向于把私利的追求转变为一种促进社会利益的手段，从而消解个人的初始动机。 个人可能完全地沉湎于自己的行为，而没有考虑其他人的行为，也确实没有意识到其行为对别人福利的影响，但是，这仍然可能导致一种使所有人的福利都达到最优的状态。 也就是说，对个人而言，既非有意为之，也不知其然，社会的利益却由此得到增进。以哈耶克的话来说，“非经设计而形成的秩序可能远远优越于人们刻意追求的计划”（Hayek,1988:p.8）。这种优越性不仅体现在涉及信息处理能力和可达到的复杂程度，还体现在道德上（只有它允许个人的自由）。. 概言之，经济学家达成的共识是：由无形之手引导的自发秩序是一种自我生成和自我维持的秩序，是一种抽象的、与具体目的无涉的人际关系模式（或制度）。这种人际关系模式是稳定的、可以预期的。 “无形之手”的机制是其解释能力的关键。如果没有这种机制，那么，它就只不过是对一种有待解释的惊奇之事的陈述。如同阿马蒂亚·森（2002：p.257）所评论的那样，那就实在算不上是什么“深刻的洞见”。正是通过对无形之手的机制的理解，我们才能领会自发秩序的奇迹是如何产生的。但是，正如前面所说的，对于这种机制，除了市场的情形之外，经济学家还没有提供一种阐述清晰的一般化的理论。至于无形之手的优越性，正如下面将要讨论的，更成问题。 还要注意的是，即使是在达成共识的领域内。对无形之手的解释的认识论基 础也存在着某些根本性的差别。以一般均衡论形式的解释假设人是完全理性的、 拥有充分信息的；但哈耶克等人的解释却强调人类理性和知识的有限性。这种差 异，即使是在价格机制这一公认的“无形之手”的情形中，有时会引出绝然不同 的含义。 一般均衡论假设：每个都掌握有关于其问题情景的结构的大量知识，知道自己的效用函数或生产函数、所有相关的市场价格，也知道旨在实现自己的效用或利润最大化所需的全部知识。最大化所要解决的仅仅是隐含在数据中的最优解问题。由于在这种模型中，行为主体不可能进行有意义的学习，必须引入某些外生的力量以保证“价格是正确的”，从而使均衡得以实现；于是，就出现瓦尔拉斯模型中的“拍卖者”。 如果把这个问题追问下去，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瓦尔拉斯模型中的“拍卖者”就可以很容易地转化为兰格模式中的“中央计划委员会”。兰格的论证就是，如果市场中实现均衡需要这些假设，那么，借助于同样的假设，一个中央计划委员会也可以实现“一般均衡的社会主义”。倘若中央计划委员会 能知道所有人的效用函数，又懂得资源、技术和制度的限制，它就能够精确地复制市场调节过程所产生的结果。在兰格看来，这一论证就足以得出结论说，计划是可行的，至少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哈耶克拒绝兰格的论证。在他看来，一般均衡论所描述的至多只是社会学习过程的终点状态，但对可能导致均衡结果的竞争性过程中所发生的学习过程，从来没有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描述。每个人并不拥有关于自己的充分知识，也不知道有哪些自己可以利用的机会，甚至于也不完全明白自己的偏好。对市场参与者来说，这些信息不是“给定的”，而是通过市场过程中的行为互动而发现的。市场是制度的一种集合，在这些制度中，并且借助于这些制度，个人不断地修正他们对世界的理解，逐渐地改进他们的有关知识的精确性和细节。相比之下，“一般均衡的社会主义”之所以不可能，一是“中央计划委员会”不可能获得和正确利用个人的“默会知识”；二是它也没有竞争的激励。 五、“无形之手”的规范含义 不论把“无形之手”仅仅解释为市场机制，还是解释为自发秩序的形成机制，其政策含义都是拥护斯密所说的“简单明了的自由制度”。 应该对这一政策含义做出什么样的注解和延伸，却又是颇令人头痛之事。如果按照某些通俗但使人误解的注释，从“无形之手”引伸出来的，却是名声不佳的“放任自由主义”，亦即“最小政府”。即使是哈耶克，也断然否定“正统的”古典经济学家有这种主张。不过，“无形之手”的思想，再加上某些政府行为的非效率证据，确实使其奉信者强调对政府权力的限制。 这就把我们引向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即“无形之手”的规范性质——自发秩序的优越性问题。对社会制度的起源作出科学的论证，与从一般人的利益的观点来衡量这些制度的价值，是两项同样正当而又完全不同的学术研究任务。我们可以同意哈耶克等人的看法，认为各种经济组织，在起源和功能方面都含有自然机体的自发性。但同时，我们对它们的真正价值可以保留自己的判断。过多地思考经济制度的自发性，会产生乐观主义，也会产生悲观主义。虽然我们觉得这种关于经济制度自发性的概念似乎是合理而有效的，但对它们的仁慈性的论证看来是不够的和值得怀疑的。 门格尔—哈耶克传统坚持，在分散化个人决策的群体中无意识地演化出的制度是有效率的论题。这种论点，即使仅仅运用于经济市场，也还需要一个明确的前提，即“适宜的法律和制度环境”，更何况他们把这一论点扩展到政治领域——延伸到制度结构本身的形成。哈耶克甚至于将合同法、私有制的形成也归结为“自发的制度”。 布坎南批评哈耶克把自发秩序原理（即“无形之手”原理）运用到制度和法律结构本身的形成上的观点。他认为，市场的自发秩序确实是能反映市场参与者的价值最大化的秩序，只有在这种意义上，可以把它视为是“高效率的”。但是，“如果把这个逻辑推理扩大运用于在某种历史演变过程中出现的制度结构（包括法律），看来含义就很清楚：我们见到的那套制度结构必然包含制度的或结构的‘效率’，…。旨在不断提高效率的政治经济学家或试图改革社会结构、改革法律和规则的任何人，已经没有活动余地了。设计、建设和改革制度的任何尝试，根据这种严格意义上的逻辑，必然是效率很低的行为”（布坎南：1989：p.76-77）。 范伯格（1986）运用博弈论分析有关理论的结果，也指出：哈耶克的观点只有在一些定义很好的相互依赖性的情形中，才是正确的。范伯格指出，有效率的规则只能预期在纯协调博弈中自发演化，而不能在比如说合作博弈中自发地演化。即使哈耶克的“自发秩序”中包含着某种均衡，且这种均衡意味着个人将没有动力去改变他们现在的行为模式，那也只是一种博弈中的纳什均衡。众所周知，纳什均衡不必然是帕累托最优的。 更何况，人们很容易设想一个自发的社会，其中每个人好像被一只无形之手的引导去促成一个令人不愉快的结果。“公地悲剧”、“囚徒困境”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诺斯提出的“路径依赖”也说明，为什么有制度安排会被锁定在无效率的情形上。作为人类行动的非故意的结果而出现的那种秩序的优良与否，最终取决于人类在其中行动的规则与制度的种类，以及他们面临的各种真实的选择。 在现实中，为了解决这类问题，人类不得不自觉地设计出某些体现集体意志的制度。经济学中对“制度”形成的另一种传统解释，是对这类事实的反映。这种传统把制度视为是理性的经济行为人有意识的集体行动的表达，例如，成文法是人类在具体的立法和宪法中有意识的、自觉设计的产物。 从制度形成的历史上看，要区分哪些制度是有意识设计或谈判的结果，哪些制度是纯自发地形成的，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更多的情形是：制度是自发因素和人为设计的混合过程的产物。就某种制度的起源来说，其触发因素极有可能包含着极大的偶然性或自发性，但制度的正式形成却往往是人类有意识安排的结果。否则的话，经济学家近期热衷的“最优制度设计”理论，还有什么意义呢？ 门格尔—哈耶克学术传统对社会秩序自发性的强调，从积极方面而言，仅仅只能是意味着：由于自发秩序的存在，人们对自己的目的之追求，绝不致于堕落到放肆妄为的“霍布斯丛林”的境地。哈耶克之所以把所有的自发秩序都视为优于“人为秩序”的最佳者，也许是他过分强调个人的“默会知识”的重要性的结果。 我们不同意门格尔-哈耶克传统借助于“无形之手”的思想而对制度形成中“人为的政治智慧”的否定——拒绝理性改革，更不能同意“自生的”制度天生最优性的观点，但必须重视关于制度是具有明显试错性质的、历史累积过程的产物的观点。这一观点提醒我们重视制度形成的复杂过程中个人知识的局限性、经验积累的重要性和芸芸众生的无意识贡献。惟有小心谨慎，理性改革，才可能最大程度造福人类。社会传承的规则和制度，体现着前人累积的知识和经验。“个人是愚蠢的，而种群却是明智的”。试图在彻底清除所有传统的基础上设计出一种全新的制度和秩序，只能说是对人类社会本性的全然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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