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运

研究一种理论，我们离不开对其逻辑结构的了解。逻辑结构是作者构造文本的基础，是文章的骨骼与架构。在理论中，它以作者的思维方式与现实背景为基础。我们分析东方社会理论自然也离不开这一方式。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是对传统西方理论的继承与发扬，在它身上有着基督教救世，赎罪的烙印，也有着工业社会寻求扩张，无穷征服的痕迹。因此，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有着它内在的张力：一种是寻求历史规律，建设大同社会的价值取向；另一种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因素对作者理论的影响，它以宗教，理论，生活等多种方式影响着作者的理论触角。我们正是想通过这一线索来解构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以给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有一点启示
一，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是以启蒙思想，进化理论作为自己的世界观指导的，并吸取了基督教教义的精华。
象对待欧洲资本主义一样，马克思也是用理性的观点去分析东方社会理论，把东方社会作为一种客观的研究对象去观察，体验。由于已经存在西方社会这样一个模板，因此，东方社会的重要任务就在于如何来根据这一示范去构架一个合理的理性社会。用韦伯的话讲，就是使东方社会“脱魅”的过程。这其中渗透着深层的社会进化论的痕迹。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找到一种行之有效的建构社会理论的方法。东方社会按马克思的理解来看，是普遍性下的特殊性的体现。普遍性，具体地讲，世界历史的向前发展都有其一般的规律，是对特殊性的一般概括与总结，而东方社会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部分，因此，它具有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向与规律；同时，它又是历史积淀的产物，具有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以社会有机体的形式存在着。东方社会之所以在发展的过程中指向一个终极的目标，实际上是以西方社会的现实存在为客观依据的。启蒙思想的根本信念在于启蒙人的理性能力，使人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分析判断事物的能力，改造客观事物的能力。马克思的哲学信念正是与此不谋而合：“哲学家的任务不仅仅在于解释世界，更重要的在于改造世界”。正是在这种信念的指导下，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具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我们在思考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的出发点的时候，实际也蕴涵着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理论的终极意义的思考。基督教以拯救在世终生为目的，以建设天国社会为手段，把处理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作为终身奋斗的事业。受它影响，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体现了西方社会特有的价值取向。在当时的世界历史格局下，东方社会已该变了其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方式，受到了西方社会的冲击，马克思在此时把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作为东方社会发展的目标与参照系。当然，马克思设想的东方社会有更为宏阔的前景与理想境界，但是，归根结底，代表了西方社会基督教思想的出世意义。
二．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的提出是对它以前的社会发展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更是对他的哲学理论的深入与完善。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他的哲学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哲学思想是社会理论的指导与归纳，而社会理论则是哲学思想的体现与贯彻。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是以下述内容为基点的：认识与实践的关系是马克思解决社会问题的最根本途径，如何正确处理好认识与实践的关系是我们解决社会问题的重中之重。认识与实践在社会问题中的表现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双重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具体而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作为最根本的矛盾形式，它根本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方向与途径。这是我们分析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先决前提与一般基础。然而，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并不是这一公式的僵化照搬，它有着更为一般意义上的假设前提，在社会发展的抽象状态下，社会不会偏离的太远，如果社会处于一种畸形状态下，它受各种难以预测的固有因素的困扰，是否还会循规蹈矩，不受这一因素的影响呢？从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分析来看，这一答案是否定的。
马克思研究东方社会的内容来看，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1。东方社会的生产方式是亚西亚生产方式，经济基础是自然经济为主；2。东方社会的政治制度是专制制度3。东方社会的组织形式以村社或家族与国家相抗衡的形式出现。4。文化上则分别以印度教，儒教，东正教为主要内容。我们关心的不是静态的东方社会结构，而是思考在十九世纪末这个世界格局大变革的时代，东方社会向何处去，东方社会结构如何变革的问题。在我们列出的上述结构层次中，那一种因素成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呢，诸多因素之间到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动态变化之中呢？马克思援引他的一般社会原理，认为社会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东方社会不仅仅作为一种西方社会形态的延伸，而是作为一种有机体而按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其低级的经济形态，僵化的政治体制，封闭的思想境界是东方社会所特有的。
改变这一社会发展的畸形状态，需要从两方面入手来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是社会内部的革命与改革；另一方面是西方社会新兴因素的引入。对东方社会的内部结构的分析，马克思采取了通过特殊揭示一般的方法：中国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预示着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开始。就中国社会自身而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西方商品经济的冲击之下已支离破碎，然而，一种代表新兴经济的经济形态尚未建立起来，社会经济以一种畸形的形式存在着：脆弱的民族经济，四分五裂的小农经济以及代表外国利益的工业经济形成了中国社会独有的复合经济形态。而反映社会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却由于自身特有的滞后性还停留于极其保守的封建专制的色彩，紧紧束缚着社会结构的其他因素的正常发挥作用：皇权专制，宗法制度是导致社会裹足不前的根本因素，经济的因素似乎在发展了两千多年的政治制度面前变得极其微小。印度社会的结构由于地缘的关系和中国有极为相似的处境，但由于各自的信仰不同，社会环境的差别使得印度社会具有与中国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但两者共同的事实是自己的经济基础政治结构都受到了西方外来势力的侵入与冲击，马克思在此时更为关注在这一特殊历史景遇下两个文明古国的发展道路。像斯宾格勒说的，当一种文化被自身的外在东西所累，成为一个个僵硬的外在建筑时，这种文化、文明也就走到了尽头。此时的中国与印度急切需要有一种外在的动力与运动改造它自身的肌体。马克思通过提取两种社会中共性的东西，采取比较古代社会与现实东方社会的方法来探索一种东方社会自己道路的思想。如果说马克思在研究东方社会的时候还处于一种观察社会变迁，动荡状态的阶段时，那么他后来的对俄国社会的研究则处于把社会发展道路纳入价值观念的新阶段。俄国社会不同与中国与印度的地方在于它完整的农村村社制度，独立的经济基础使俄国的农村与城市处于完全隔离的状态，在经济形态没有受到外来势力的冲击时，俄国的政治运动已轰轰烈烈展开了，此时，上层建筑独有的前瞻性具有了领导历史潮流的能量，非西方社会的历史发展以俄国社会最具有代表性。
我们注意到马克思在研究俄国社会与中国，印度社会时关注的角度与侧重点是不同的：第一，历史环境发生了变化，西欧社会的工业化程度进展飞速；第二，俄国的革命形势使马克思提出了实现它的价值预设的新途径。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完善了他的社会发展理论，证实了他的唯物历史观。从哲学意义上来讲，社会发展被看作是对“人与环境”这一悖论问题的具体思考。人的本性在马克思的前人那里常常被认为是永恒的，要么环境决定人，要么人塑造环境，争吵了几千年。马克思从研究欧洲社会的发展入手，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大功绩就是在不到二百年的时间里创造了比以往任何社会都多的物质产品，而这是以往任何社会都无法达到的。研究社会的本质就在于分析清楚社会背后的人的本质。把人从重重重压之下解放出来 。目的是明确的，但实现目的的途径却千差万别。东方社会正是另辟蹊径的深刻表现。
三，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是他的历史唯物观的一以贯之的表现。
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并不矛盾，它是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矛盾在特殊社会状态下特殊体现的解释。生产力从一般意义上讲，根本决定着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但当社会发展还处于生产力极其低下的状况下，社会发展又是由什么决定呢？此时，人与自然界的矛盾呈现出人处于弱势地位，几乎无力与自然界进行抗争，人只能以生物性，群体性的方式进行生存。“适者生存，优胜劣汰”是生存与发展的普遍法则。因此，物种的繁衍是初级人类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马克思在研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时，注意到了古代社会发展的轨迹中呈现出生产力的生产与人的生产的相互作用过程，而人的生产往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人的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被自己创造的外在东西束缚住了，这些外在的东西以文化，制度的形式体现出来。人在此时就不仅仅体现为生物性的活动，更大意义上是以社会性的动物而出现的。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社会性，人的本质更多体现在生产劳动过程之中。人的属性从自然与社会两种属性中体现出来。在马克思研究的东方社会中，经济状态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社会组织以血缘，亲缘关系为主，社会处于隔绝孤立的状态。另一方面，外来的国家已经处于商品经济比较发达，资本对外扩张的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东方社会的人民究竟会处于什么样的生活状态之下，东方社会向何处发展？这是马克思 历史唯物观下蕴涵的子命题。按马克思的理解，东方社会是内外矛盾夹击的社会，存在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外来入侵与抵抗入侵的双重矛盾。因此，社会的发展必须以两条斗争进行：民族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矛盾；民族自主发展与吸收西方文化之间的和谐关系。马克思认为由于历史环境的变化，可能会导致社会形态的发展道路摆脱以前的西欧社会模式，以一种“减少痛苦或缩短痛苦过程的方式”进行。尤其俄国社会很可能在抓住历史机遇的情况下，实现社会形式的质的飞跃。可以说，这是对人与环境关系的最新解释。环境在某种情况下会给社会发展主体以意想不到的机遇，如果主体能够抓住机遇，就会带来新的面貌。日本社会的发展正好证明了这一点。日本社会的改革过程是内部社会力量加以整合吸收西方社会先进经验的过程。俄国社会能否利用传统的公社制度来吸收西方社会先进的生产力是马克思考虑的重点，这也是“卡夫丁峡谷”的立意所在。俄国农村公社的完整性使俄国社会具有东方社会的完整性特点。另一方面，俄国国内风云变幻，革命形势推动社会变革，推动社会改变过去闭塞，落后的社会状况。马克思正是在此时看到社会发展的契机，认为俄国社会极有可能利用社会变革的客观条件来实现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
马克思门对东方社会的剖析，初步显露出了用社会系统的观点分析社会的方法。在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分析中，他不仅仅注意到了东方社会自身的封闭性，专制性的特点，而且注意到在俄国社会的外围是发达的西方社会生产力，迅速向外扩张的资本。这些造成了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多变性。俄国社会有可能不遵循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发展的道路。社会系统由于偶然因素的干扰造成了社会发展的突变状态，因此，更好地体现了社会发展是价值与历史相统一的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