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竹移动）
资本与资本主义血亲关系
作者：[韩毓海] 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11月]

　　马克思研究“资本”起家，最经典的著作就是《资本论》。由于马克思对“资本”的理解极其深刻而独到，要领会他的深刻见解并不容易。

　　什么是资本?按照布罗代尔的研究，“资本”这个词早在12世纪至13世纪就已经出现，“它于1211年肯定已经问世”，“资本”这个词源自后期拉丁语caput，意思就是“脑袋”或者“头部”;而这个词源隐喻着资本也就是运用脑袋来赚钱，而“这种繁衍不息的赚钱手段，我们通常称之为资本”①。

　　在梳理了对“资本”纷纭复杂的见解之后，布罗代尔总结说，“马克思赋予该词明确的和排他性的含义：资本就是生产资料”。尽管布罗代尔不同意这样的定义，但是，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或许马克思本人并不一定会拒绝对“资本”作这样的理解。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从来就没有一般地反对过“资本”，特别是“作为生产资料的资本”，这从马克思对普鲁东的批评中就可以明确地看出。

　　普鲁东认为，资本就是利润和利息，只要取消了利润和利息，工人的合作社与合作劳动就会消灭资本;但是，在马克思看来，倘若没有了利润，工人的合作社恐怕一天也存在不下去。实际上，工人所缺乏的恰恰就是资本——“作为生产资料的资本”。因此，工人阶级的斗争并不是简单地“消灭资本”，而是如何利用资本为劳动和劳动者服务，即把资本从资本家的垄断中解放出来。马克思批评普鲁东说：“他的工人永远也无法筹集到必要的资本，否则他们就能同样成功地独自创业了;协作社所能带来的费用上的节约，与巨大的风险相比根本不算一回事;(普鲁东的——引者注)整个这一套办法无非是希望用魔术把利润从世界上清除，而把利润的所有生产者保留下来;这一切完全是施特劳宾人的田园诗，它一开始就排斥所有的大工业、建筑业、农业等等;这些生产者只能承担资产者的亏损，却不能分享资产者的利润——所有这一切，以及其他成百个明摆着的异议，他都由于沉醉于自以为是的幻想中而完全忘记了”。②我们一定要记住：马克思反对的不是作为生产资料的“资本”，而是“资本主义”。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也极为关键，清醒地认识到这一马克思主义精髓，恰恰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即共产党人反对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资本”，更不会拒绝利用资本为中国的发展、为劳动者的生产活动服务。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不仅是资本家对资本加以垄断和独占的一种制度，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里，“资本”主要也不是作为一种“生产资料”而存在。那么，马克思所反对的“资本主义”究竟指什么呢?马克思深刻地指出：所谓资本主义，就是“买空卖空、票据投机以及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信用制度”③。这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和“劳动”一样被异化了，资本不再是生产资料，不再是任何现实的财富。相反，资本主义把一切现实的财富都剥夺(或者转化)为想象的财富或者对于财富的想象。如果用一个中性的说法，这就是把一切现实财富都转化为“投资”。在这个意义上，资本家最初是作为“投资人”或者“投资者的代理人”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它所拥有的并不是财富，而是“信用”或社会对它的“信任”。资产阶级把宗教的虔诚转变为资产阶级道德法则——“信用”，而“信贷”不过就是这种资产阶级道德的外化机制而已。

　　在这个意义上，作用于投资人和投资者代理人的资本家，其所扮演的角色一开始就很像银行。但布罗代尔指出，公营银行和私人银行在根本上是不同的。英格兰银行于1694年建立前，公营银行只办理存款和转账业务，不经营借贷或我们今天所说的有价证券业务。这些活动很早就属于私营银行的业务范围。指出这种差别是很关键的，它表明私人银行所建立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信用制度”。换句话说，私人银行的信用并不是建立在生产与交换的现实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财富迅速增殖的空头许诺之上，而这种许诺往往是不可靠的，这正如今天华尔街所发明的那些金融衍生物是不可靠的一样。

　　“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信用制度”——这恰恰也正是资本主义制度根深蒂固的脆弱性所在。既然它所建立的信用制度是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那么在资本主义体制下，资本不再是生产资料，而成为财富自动增殖(通俗地说就是“小钱生大钱”)的魔术。这样一来，“资本”确实被异化了，它被从生产资料异化为“没有现实基础的信用”。但是，这种异化又恰恰将资本的含义追溯到了它的词源、它起源时的隐喻——“头脑”(caput)。

　　布罗代尔说，资本发展的历史说明：脑袋终究比躯干稍胜一筹。这就是说，资本作为“对未来财富的许诺”，从根本上说是虚拟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虚拟经济总是比实体经济“稍胜一筹”;而当马克思睿智地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乃是“头足倒置”时，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把资本分为现实资本、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的话，那么，资本家的银行则总是把货币转化为虚拟资本，而不是现实资本——生产资料。在这个意义上，“虚拟经济支配实体经济”，这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特征。
　　于是，马克思用高度凝练的句子来概括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同时指出这种批判的意义和限度所在：“为什么意识形态家使一切本末倒置?他们头脑的产物不受他们支配。他们这些创造者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还有个人说，我们要教会他们从头脑里抛掉这些臆想，这样——当前的现实就会崩溃。”④如果把资本理解为“利用头脑赚钱”，把资本主义理解为缺乏现实基础的信用制度，那么，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马克思的论断：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形而上学基础上的“头足倒置”的体制。资本家阶级之所以能够攫取社会信用、之所以能够获得社会的信任，绝不是因为他们代表着先进生产力，而是因为他们能够使人们相信，他们的投资行为是符合逻辑和数学法则的，而这些法则是人们头脑的产物。劳动者之所以不能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欺诈性，与其说他们是受到资本家的支配，还不如说是受到了自己头脑中抽象法则的支配。这种被自己头脑中的抽象法则所支配的状态，类似宗教的状态。因此，它被马克思称为“拜物教”的统治。

（斑竹移动）
形而上学“幻影”下的西方经济学
作者：[韩毓海] 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11月]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正是受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法则支配的，这个法则的核心就是资本在流动中扩张，是资本在投资中的积累，资本主义的生产与交换活动围绕着资本的扩张进行，并服务于这个唯一目标。因此，他是资本扩张法则支配下的商品生产与交换。但是，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都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与交换是受“市场”支配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领域里，居于支配地位的“神”是市场法则，而不是资本法则。他们竟然还天真地认为，市场的运行完美体现了数学和逻辑的法则。因此，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础是形而上学，资产阶级经济学是依据数学、逻辑学和语言学的原理来描述现实的。所采用的那些范畴都是极其抽象的，是现实中根本就找不到原型的，是难以理解的“象形文字”。康德所发明的“先天综合判断”支配着资产阶级经济学，并成为这门学问的真正基础。“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是人和自然界的思辨的、思想的价值”⑤。因此，经济学只是形而上学的一个分支。康德的传记作家库恩曾经说，康德反对用数学的方法来研究哲学，却又认为数学可以有效应用在哲学里。

　　实际上，马克思也是如此。马克思既认为经济学的研究需要采用计算工具，同时又反对用数学的方法代替经济学的方法。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与交换活动并不是受数学和逻辑法则支配的，包括数学和逻辑学在内的形而上学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但它完全不是现实经济活动的基础。我们只要从现实观察而不是从“心的冒测”出发，就会发现一个极其简单的事实：现实经济活动的基础，乃是资本投资活动，这种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活动，并不是受形而上学的法则支配的，而是受资本积累法则支配的。而且，在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领域内，居于支配地位的资本法则还与现实的生产和交换活动相对立，并集中表现为社会上的劳资对立。由于这个极其简单的发现，马克思区别了资本法则与抽象的市场法则，这正如康德区别了“逻辑的矛盾与力的真实冲突”那样。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商品的生产既然是受资本积累法则支配的，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完全取决于资本投资者的判断。因此，评判商品的“价值”，就要看它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资本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要看它能够给资本投资带来多少利润和回报。只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却连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也不承认。他们反而认为，商品的价值就是该劳动产品的价值，劳动产品的价值则体现为生产该产品所需要的社会一般劳动时间，这个社会一般劳动时间又是可以通过数学的方式计算出来的。在马克思看来，这不仅仅是过于表面化的认识，还是十足的荒谬见解。如果按照这种计算，靠“延长劳动时间”就能够创造商品价值的话，那么，奴隶主和封建主会比资本家更容易延长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他们就更能够积累剩余价值了。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为了实现资本投资的利润，为了使利润最大化，资本家不但可以缩短工人的劳动时间，还可以干脆让工人失业，更可以通过生产停顿、消灭劳动产品的方式，使得商品价格被人为抬高。因此，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活动方面，采用完全脱离社会观察特别是金融资本分析的数学计算方法，是十足的书生之见，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作为一种投资或投机活动，是不受数学法则、逻辑法则支配的。

　　在历数了马克思的思想成就之后，恩格斯曾经这样感叹：“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⑥。在这里，恩格斯特别提到了数学。而根据中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的原创性的贡献——北京大学马克思数学手稿翻译组编译的《马克思数学手稿》，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在数学方面的造诣是怎样令专业人士叹服的。这证明恩格斯对马克思数学才能的赞美是准确的，绝非谀辞。

　　不过，马克思研究并思考数学，并不是像后来的经济学家那样，把数学当成客观、明晰和透明的学问，并以数学的客观、明晰和透明来维持经济学的科学性，即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样，以数学为手段来论证经济学模型的不可动摇。恰恰相反，马克思研究数学，就是为了质疑数学。当然，并不是质疑数学这个学科的正当性，是质疑它被用来解释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活动之有效性。数学思维方式的神秘之处其实是：在“质”上不同的东西，在“数”上可以相等，在“量”上可以比较。因此，数学意义上的平等，就是无差异的等同，绝不是差异的平等。数学方式所描述的，是一个没有矛盾和对抗性的世界，是一个无差异的世界。马克思说：“只有不同种商品的等价表现才使形成价值的劳动的这种特殊性质显示出来，因为这种等价表现实际上是把不同种商品所包含的不同种劳动化为它们的共同东西，化为一般人类劳动。”⑦如果在不同的人之间、在不同的人类劳动之间可以画上数学的等号，那么，一个无矛盾、无差异的抽象世界就产生了，一切交换也就成了“等价交换”。但是，如果世界没有差异，就没有交换利润产生，交换活动如果不能产生利润，“商人”这个行当就根本不会存在。那么，交换利润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交换利润产生于两个本质不同的东西在交换过程中不能被抹平的差异，这种差异就是剩余价值。不同劳动之间的交换为什么被视为“等价的”呢?实际上，只要抹平了不同的劳动之间的本质差异性，使得它们在“数”上等同起来，它们之间的差异就看不见了。这样，交换产生的剩余价值也就看不见了，同理，交换产生的利润也就看不见了。商品交换就是这样成了“等价交换”。资本主义交换其实就是被包装成“等价交换”的不平等交换，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从揭示这个秘密入手的。

　　资本主义经济学通过把“不同的人类劳动”等同于它们的“劳动产品”，从而在“物”的意义上抹平了不同的劳动之间的差异，进而又采用数学的方式，将这些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描述为数和量的关系。这样，资本对劳动的支配，也就变成了客观的数学法则对劳动成果的支配(对产品的理性计算)，而真实世界中的劳资对立也就这样被“等价交换”的数学法则掩盖了。了解资本主义生产交换活动秘密的关键，就在于认识“资本”对社会的支配是如何采取了形而上学法则支配社会这种“虚幻的形式”。马克思说，在宗教的时代，人们在自己头脑中造出一个上帝的形象，让它来支配自己的行为。而在资本主义经济学中，经济学家们却造出一个抽象的市场，让它用“看不见的手”来支配生产和交换，他们似乎完全忘记了现实世界是由“资本”投资法则支配的这个极其简单的道理。马克思说：“可见，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正如一物在视神经中留下的光的印象，不是表现为视神经本身的主观兴奋，而是表现为眼睛外面的物的客观形式。但是在视觉活动中，光确实从一物射到另一物，即从外界对象射入眼睛。这是物理的物之间的一种物理关系。相反，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⑧

　　资本主义社会崇拜的是“资本”，但资产阶级经济学却说它崇拜的是“劳动产品”，是“物”，是劳动产品的堆积处——商品市场。在资本主义经济学中，形而上学(逻辑和数学)的地位代替了资本的支配地位。资本主义商品交换法则之“客观公正性”，也就是建立在数学法则的“客观公正性”的基础上的。正因为资本法则被置换成了数学和逻辑的法则。所以，人们就很难怀疑它，甚至很难发现资本社会其实是用数学的法则来代替了资本的逻辑，也正是数学法则的客观透明性掩盖了劳资关系的对抗性。如果马克思不是一个批判的哲学家，如果马克思的知识不是如此之广博深邃，如果他对包括康德哲学在内的形而上学传统没有如此精深的了解洞察，那么，仅仅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恐怕无论如何也不会写出《资本论》，他或许能写出的只是《市场论》而已。那样一本著作，或许会被后来的经济学家们奉为“圣经宝典”。但是，马克思写出了《资本论》。马克思发现，资产阶级经济学首先采用数学的方式，将不同的人在“劳动力”的意义上等同起来，然后，又把不同的人类劳动在“一般劳动”的意义上等同起来，这正如从不同的树木中抽象出“树”这个范畴意义，其采用的完全是形而上学的方式，是想象和幻想的方式。因此，这种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就是想象和幻想。例如，卢梭认为人生来平等。但马克思指出人生来平等，这绝不能理解为“人生来是相同的”，因为人生来平等，这是一个政治命题，而人生来相等或相同却是个数学命题。“人生来平等”并不等于“人生来都是相同的”，因而是“相等”的。这是因为，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完全相同，这种事情在现实中是根本不存在的，我们在现实中找不出本质上完全相同的两个人。卢梭自己也承认自然差异性，即人在生理、心理和智力上的差异是普遍存在的。

　　因此，马克思认为人只有被还原于数字才能等同，正如每个人只有在逻辑上被还原为“抽象的人”才能“等同”一样。而这种还原首先就取消了人，即取消了具体的、社会的、政治的、性别的人，而那种观念的、数字意义上的、抽象的人，实际上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马克思说，“人类平等”这个法则其实是商品社会的需要，这个口号实际上是“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它意味着“人作为抽象的劳动力”是相同的、是可以等同的，它也意味着应该根据“一般劳动时间”的标准，无差别地支付工资。因此，这种“平等”，不过是将不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为“一般人类劳动”，不过是把人视为“无差别的劳动力”，并在“劳动力”的意义上抽象地等同起来罢了。这就是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也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础，即“价值表现的秘密，即一切劳动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类劳动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义，只有在人类平等概念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的时候，才能揭示出来。”⑨要把不同的人在“劳动力”的意义上等同起来，从而把不同的人类劳动在“一般人类劳动”的意义上等同起来，就需要一个“公约数”，即马克思所谓的“一般等价物”，而这个“一般等价物”就是货币。

（斑竹移动）
数理推理掩盖下的资本主义根本矛盾
作者：[韩毓海] 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11月]

那么，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说，亚里士多德最早揭示了货币的起源。亚里士多德说：“五床等于一屋”，但是他马上就补充说：这绝不是说“床就是屋子”，而是说五张床等于若干货币，这些货币又可以换一间屋子。亚里士多德知道，床与屋子是本质上不同的东西，是不同劳动的产物，之所以要假定床和屋子之间存在“等一性”，这是因为如果没有“等一性”，就不能交换。没有可公约性，就没有相等。因此，也就没有形式上的公平交换。这就是说，货币作为数的公约性，或者作为一般等价物，不过是应付实际需要的手段，而这种需要就是交换的需要。但是，亚里士多德却能了解床不是屋子，即本质上不同的劳动产品是不能等同的。这是因为，希腊人建立价值尺度的基础不是抽象的逻辑，更不是数学，而是政治学，而在政治学的视野里，人是划分为不同阶层的，从事着不同职业、不同劳动，他们之间是不“平等”的，更是不能“等同”的。在古希腊，货币还不是支配社会的“唯一的神”，劳动力还不是商品。所以，亚里士多德就不可能产生“不同的事物在抽象的数和量上是等同的”这样的想法。
　　但是，商品社会里的人却不能了解这样简单的道理。这是因为，在这样的商品社会里，作为劳动力的人成为了商品，而把人还原为“等量劳动力”的依据就是数学;作为劳动力的人因此变成可以计量的，即在数的意义上是可以等同的，同时资产阶级经济学还认为数学是客观的、明晰的、透明的。

　　数理逻辑是资本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再生产逻辑，资本法则的最抽象的合法性表述就来自数学法则对现实中实际上占支配地位的“劳资法则”的取代，也是形而上学对现实的政治关系的取代。历史学家黄仁宇曾经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再生产特征，归根到底一句话，即“数目字管理的社会”。他采用这个概括，一举抓住了资本社会的要害：以无矛盾的描述来掩盖劳资矛盾的对抗性，以数学取消了政治学，这便是把阶级统治转变为“数目字管理”。数学作为经济学解释世界的方法，其要害并不是揭示了现实对抗，而是神秘地掩盖了现实社会关系的对抗性，特别是资本支配劳动这种现实政治性。它掩盖了这样的事实：从事不同劳动的不同的人，他们之间是不能“等同”的，作为阶级和阶层而言，他们之间也是不平等的。与“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这种明显的剥削不同，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只要臆造出“一般劳动”这个形而上学范畴，只要抹平了工厂里工人的创造性劳动与“抽象的一般劳动”之间的差异，剩余价值就产生了。因为一切“工人工资”其实都是按照“一般劳动”的标准支付的，“一般劳动”作为价格尺度，只是资本家在劳动力市场上购买劳动力的“平均价格”，根本就不是对工人实际劳动创造的评价。

　　《资本论》第一卷从“产业资本”入手，作出了这样的分析。马克思揭示出产业资本内部一开始就存在着两个不同的体系：(1)、工厂里的工人“集体劳动”与同等数量工人单个劳动的相加是不同的;(2)、劳动之前谈好的工资与劳动结束后给付的工资也是不同的。前者是“空间的差异”，后者是“时间的差异”，剩余价值就是从这两种差异中产生的。尽管上述两种差异很难被看到的，但如果看不到这种差异，也就看不到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

　　马克思分析说，一方面，资本家占有的是工人在工厂里“集体劳动”的成果，却按照“每个工人个别的劳动”分别给付工资。马克思这样说：劳动者是在劳动场所进行集体协作劳动的，“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⑩，资本家获得的就是这种集体协作产生的生产力。但是，劳动者的工资却是按照个人的分散的劳动力的平均数来计算并给付的，这两者之间的差额就是剩余价值。科学技术的发展、机器的采用都是协作劳动的产物，它无一例外地缩短了必要劳动时间，使这种“时间的压缩”产生剩余价值。但是，这些剩余价值却被“一般社会劳动”和“一般劳动时间”这两个形而上学的抽象范畴掩盖、抹平了。

　　真正的“集体协作劳动”产生的生产力，与每个工人个别劳动力的简单相加(一般劳动)这二者之间存在着差异或者不平衡，如果看不到这个差异和不平衡，就看不到真正的剥削和产业资本发展的动力。实际上，这确实很难发现。所以，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根本就不必通过“延长工人劳动时间”这种蹩脚的作弊来达成，他只要“老老实实”按照“一般劳动时间”分别付给个别的劳动力工资就可以了。“一般劳动”作为一个极其抽象的标准，它的决定权、计量方式完全掌握在资本家手里。因此，资本家总是能够理直气壮地说，我给付的工资是“非常合理的”，因为它是按照“一般劳动”和“一般劳动时间”这个标准给付的。

　　另一方面则是从“时间”上来说的。劳动开始前谈好的工资，与劳动结束后实际给付的工资之间存在差异，给付时间上的差异同样产生剩余价值。这是因为，“工资”作为对劳动力的投资，一开始并不表现为货币工资，仅表现为劳动双方确立的信用，体现为一纸由资方主导的契约(有时连一纸契约合同也不存在)。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一切国家里，给劳动力支付报酬，是在劳动力按购买契约所规定的时间发挥作用以后，例如是在每周的周末。因此，到处都是工人把劳动力的使用价值预付给资本家;工人在得到买者支付他的劳动力价格以前，就让买者消费他的劳动力，因此，到处都是工人给资本家以信贷。这种信贷不是什么空虚的幻想，这不仅为贷方碰到资本家破产时失掉工资所证明，而且也为一系列远为持久的影响所证明”。11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之所以是资本家有意无意的“帮凶”，就是因为它所制造出的“一般劳动”这个极其抽象的概念，这个尺度严重低估了现代工业生产力所创造出的社会财富。资本家可以这样辩解：“一般劳动”作为评价标准，并不是自己制定的，而是由劳动力市场制定的，但是，一旦把“一般劳动”的价格让劳动力市场去决定，劳动力的价格就势必会被进一步低估，无产阶级创造的财富量也会进一步被低估，这些被低估的劳动力和财富当然是统统被资本家占有了。同样的，“一般劳动时间”这个极其抽象的概念掩盖了商品生产的目的，是为了给资本家积累剩余价值，而不是为工人提供劳动机会。所谓“一般劳动”和“一般劳动时间”，其实就是卢梭所谓“树”的概念和尼采所指出的“圆”与“三角形”那种东西。马克思说：“用一个简单的几何举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为了确定和比较各种直线形的面积，就把它们分成三角形，再把三角形化成与它的外形完全不同的表现——底乘高的一半。各种商品的交换价值也同样要化成一种共同东西，各自代表这种共同东西的多量或少量。”12
　　于是，马克思感慨万千地写道：“可见，人们使他们的劳动产品彼此当做价值发生关系，不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物只是同种的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恰恰相反，他们在交换中使他们的各种产品作为价值彼此相等，也就使他们的各种劳动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因此，价值没有在额上写明它是什么。不仅如此，价值还把每个劳动产品转化为社会的象形文字。后来，人们竭力要猜出这种象形文字的涵义，要了解他们自己的社会产品的秘密，因为把使用物品规定为价值，正像语言一样，是人们的社会产物。后来科学发现，劳动产品作为价值，只是生产它们时所耗费的人类劳动的物的表现，这一发现在人类发展史上划了一个时代，但它决没有消除劳动的社会性质的物的外观。彼此独立的私人劳动的独特的社会性质在于它们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并且采取劳动产品的价值性质的形式——商品生产这种特殊生产形式才具有的这种特点，对受商品生产关系束缚的人们来说，无论在上述发现以前或以后，都是永远不变的，正像空气形态在科学把空气分解为各种元素之后，仍然作为一种物理的物态继续存在一样。”13

　　我们这里之所以要用“感慨万千”这种说法，当然是因为马克思当年政治经济学的批评，即他指出政治经济学只是用数学、形而上学的方式观察人类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它只是用形而上学臆造了“市场”这个范畴，用建立在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信用”这个道德法则上的契约，掩盖了“资本”对于社会的支配。马克思的这种批评，对于今天流行的经济学派是完全有效的。

　　注释

　　1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236页。

　　2 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3 4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3、509页。

　　5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2页。

　　6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6～777页。

　　7~13 马克思：《资本论》，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5、89～90、75、378、202～203、50、91～92页。

1.“马克思区别了资本法则与抽象的市场法则”
点评：是韩毓海自己区别了资本法则与抽象的市场法则吧。

2.“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商品的生产既然是受资本积累法则支配的，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完全取决于资本投资者的判断。因此，评判商品的“价值”，就要看它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资本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要看它能够给资本投资带来多少利润和回报”
点评：这一见解只要把“资本积累法则”换成“市场法则”，就不但是马克思的观点，也是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这个韩毓海一定是昏了头，把这一经济学家的共同观点说成是马克思所独有的。

3.“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反而认为，商品的价值就是该劳动产品的价值，劳动产品的价值则体现为生产该产品所需要的社会一般劳动时间，这个社会一般劳动时间又是可以通过数学的方式计算出来的。”
点评：这是资产阶级学者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理解，而不是对前述“资本积累法则”的看法。由此可见韩的思想之混乱。

4.“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作为一种投资或投机活动，是不受数学法则、逻辑法则支配的。”
点评：这是强加给西方经济学的违背事实的指责。西方经济学存在的缺陷，并不是认为经济运动的规律受数学法则和逻辑法则支配，而是所建立的数学经济模型没有正确反映经济活动的事实。

5.“马克思研究数学，就是为了质疑数学。当然，并不是质疑数学这个学科的正当性，是质疑它被用来解释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活动之有效性。”
点评：一方面是“为了质疑数学”，另一方面又是“质疑它[……]之有效性”。学术讨论用得着这样振振有词装腔作势吗？

6.“数学思维方式的神秘之处其实是：在“质”上不同的东西，在“数”上可以相等，在“量”上可以比较。因此，数学意义上的平等，就是无差异的等同，绝不是差异的平等。数学方式所描述的，是一个没有矛盾和对抗性的世界，是一个无差异的世界。”
点评：这种见解充分显现出这位韩先生对数学反映客观事物的作用的无知！

7.“如果在不同的人之间、在不同的人类劳动之间可以画上数学的等号，那么，一个无矛盾、无差异的抽象世界就产生了，一切交换也就成了“等价交换”。但是，如果世界没有差异，就没有交换利润产生，交换活动如果不能产生利润，“商人”这个行当就根本不会存在。那么，交换利润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交换利润产生于两个本质不同的东西在交换过程中不能被抹平的差异，这种差异就是剩余价值。不同劳动之间的交换为什么被视为“等价的”呢?实际上，只要抹平了不同的劳动之间的本质差异性，使得它们在“数”上等同起来，它们之间的差异就看不见了。这样，交换产生的剩余价值也就看不见了，同理，交换产生的利润也就看不见了。商品交换就是这样成了“等价交换”。资本主义交换其实就是被包装成“等价交换”的不平等交换，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从揭示这个秘密入手的。”
……
“因此，马克思认为人只有被还原于数字才能等同，正如每个人只有在逻辑上被还原为“抽象的人”才能“等同”一样。而这种还原首先就取消了人，即取消了具体的、社会的、政治的、性别的人，而那种观念的、数字意义上的、抽象的人，实际上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马克思说，“人类平等”这个法则其实是商品社会的需要，这个口号实际上是“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它意味着“人作为抽象的劳动力”是相同的、是可以等同的，它也意味着应该根据“一般劳动时间”的标准，无差别地支付工资。因此，这种“平等”，不过是将不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为“一般人类劳动”，不过是把人视为“无差别的劳动力”，并在“劳动力”的意义上抽象地等同起来罢了。这就是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也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础，即“价值表现的秘密，即一切劳动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类劳动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义，只有在人类平等概念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的时候，才能揭示出来。”⑨要把不同的人在“劳动力”的意义上等同起来，从而把不同的人类劳动在“一般人类劳动”的意义上等同起来，就需要一个“公约数”，即马克思所谓的“一般等价物”，而这个“一般等价物”就是货币。”
点评：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一窍不通。

楼主热心肠，转载三篇文章，我看了，其中若干观点不敢苟同，但对韩毓海先生的其中的一个观点深表赞同。照抄如下：

“《资本论》第一卷从“产业资本”入手，作出了这样的分析。马克思揭示出产业资本内部一开始就存在着两个不同的体系：(1)、工厂里的工人“集体劳动”与同等数量工人单个劳动的相加是不同的;(2)、劳动之前谈好的工资与劳动结束后给付的工资也是不同的。前者是“空间的差异”，后者是“时间的差异”，剩余价值就是从这两种差异中产生的。尽管上述两种差异很难被看到的，但如果看不到这种差异，也就看不到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

　　马克思分析说，一方面，资本家占有的是工人在工厂里“集体劳动”的成果，却按照“每个工人个别的劳动”分别给付工资。马克思这样说：劳动者是在劳动场所进行集体协作劳动的，“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⑩，资本家获得的就是这种集体协作产生的生产力。但是，劳动者的工资却是按照个人的分散的劳动力的平均数来计算并给付的，这两者之间的差额就是剩余价值。科学技术的发展、机器的采用都是协作劳动的产物，它无一例外地缩短了必要劳动时间，使这种“时间的压缩”产生剩余价值。但是，这些剩余价值却被“一般社会劳动”和“一般劳动时间”这两个形而上学的抽象范畴掩盖、抹平了。

　　真正的“集体协作劳动”产生的生产力，与每个工人个别劳动力的简单相加(一般劳动)这二者之间存在着差异或者不平衡，如果看不到这个差异和不平衡，就看不到真正的剥削和产业资本发展的动力。实际上，这确实很难发现。所以，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根本就不必通过“延长工人劳动时间”这种蹩脚的作弊来达成，他只要“老老实实”按照“一般劳动时间”分别付给个别的劳动力工资就可以了。“一般劳动”作为一个极其抽象的标准，它的决定权、计量方式完全掌握在资本家手里。因此，资本家总是能够理直气壮地说，我给付的工资是“非常合理的”，因为它是按照“一般劳动”和“一般劳动时间”这个标准给付的。”


韩先生将他的观点分三段。

第一段和第二段是说，协作劳动与个人劳动，二者所产生的生产力是不一样的。在资本主义大工业机器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上，前者的劳动力表现为“一般社会劳动”（集体劳动）；后者的劳动力则表现为“一般劳动”（个人劳动）。在此情况下，资本家按照与每个工人所鉴定的劳动契约，支付酬劳，而不是按照协作劳动所产生的集体劳动成果，支付酬劳。所以，“工人工资是按照个人的分散的劳动力的平均数来计算并给付的，这两者之间的差额就是剩余价值。”  这一点，我以前忽略了。但是，我还是要指出，在资本主义大工业机器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上，工人们之间的协作劳动（集体劳动）按照社会化大生产所表现出的“一般规律”进行的，具有历史自然性。在这里，资本家则是充当整个的协作劳动中的类似于“音乐总指挥”。为此，资本家实际上起着一个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劳动职能。因此，将“这两者之间的差额就是剩余价值”，归为资本的剥削，似有不妥。

第三段是说，若干人之间的协作劳动所产生的生产力，大于若干个人劳动力所产生的劳动力之和。即1+1＞2。继而，韩先生指出：“如果看不到这个差异和不平衡，就看不到真正的剥削和产业资本发展的动力。” 韩先生认为，资本家巧妙地利用了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下的“游戏规则”，把“‘一般劳动’作为一个极其抽象的标准，它的决定权、计量方式完全掌握在资本家手里”。我认为，这个差额是资本家的相对合理的投资回报，是资本家（企业家）正当劳动的所得，并非是真正的剥削。这个差额是资本获取利润的基本形式，同时这个差额也是引发劳资双方在收入分配上出现两极分化现象的根源之一。

这使我想到J58网友关于机器体系是否可为资本带来利润的帖子。大工业机器生产体系是与协作劳动（集体劳动）相一致的，就如同计算机的硬件与软件的关系相似，但社会化大生产最终还是取决于其物质技术基础，即硬件的效能。或则说，有什么样的大工业机器生产体系，就要什么样的生产组织方式以及劳动协作的工艺流程和岗位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