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劳动价值论还是比较优势决定中国汽车生产成本？

中国汽车业是在合资生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合资公司同时为中外两家母公司的子公司。合资这个概念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提出的，1979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和国外大多合资企业不同，中国的合资公司是国家政策的产物。最初我们提出合资公司的概念，更多是政治上的考虑，是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着眼于引进资本和技术。后期合资公司地位和作用加强，成为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和合作的重要方式。建立合资公司对于中国汽车制造业意义重大，因为合资公司的成立，成功的破解了中国汽车制造的成本魔咒，为中国最终加入世贸组织扫清了障碍，实现了国际自由贸易体制下经济的高速增长。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加入国际自由贸易组织的步伐加快，当时叫关贸总协定，也就是后来的世贸组织，因为旧中国是缔约国，所以我们也称之为复关。为此，中国经过了长期而艰难的多边和双边谈判。这个谈判之所以艰难，在于中国在最大程度的打开国际贸易市场、争取出口产品利益的同时，要为中国众多民族产业提供保护和生存空间。当时国内工业产品价格普遍较高，和国际产品价格反差很大。那个时候我们国内理论界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根本性的原因在于中国经济长期闭关自守拉大了我们和西方国家的距离，造成工业的普遍落后，所以我们的民族工业是幼稚工业，还不具备国际竞争的实力，成本较高，需要国家提供保护政策，提供关税保护。以汽车价格为例，当时国内生产的桑塔纳价格二十多万，而国外同等产品，离岸价约合六千美元，折算成人民币不过几万余元。所以中国入关谈判，焦点就是关税的减让幅度，以及对幼稚工业的保护期限。按照国际惯例，这个幼稚工业的保护期也就是三、五年的样子，这个期限对于中国汽车业等现代民族工业的保护是远远不够，我们当时有很高的关税壁垒，上世纪中国进口汽车关税高达200%。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国内理论界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汽车等重工业产品价格之所以居高不下有了新的认识，其理论依据就是比较优势。比较优势是指一个国家在某种产品生产上具有的价格优势，这个理论最早是几百年前，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提出的，后来瑞典人把这个理论发展成为要素禀赋论，认为不同国家之间，由于构成生产力的各要素的稀有程度不同，也就是它们的禀赋不同，所以商品的相对价格，由于凝聚在该种商品中的要素的稀缺程度不同而不同。比如说汽车生产大量消耗钢材，所以一个铁矿石资源丰富的国家较之于一个贫矿国家，具有生产汽车的比较优势，价格更便宜。那么我们中国的经济学者把生产要素简化为资本和劳动力二个要素，指出这二个要素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稀缺程度完全不同。汽车生产高资本密集度，属于资本密集型，服装生产高劳动密集度，属于劳动密集型，所以汽车是发达国家比较优势，服装是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这个认识等于是否定了幼稚工业的提法，等于说中国汽车生产是否具有比较优势，实际上和汽车业本身成熟或幼稚无关，而是和国家的人均GDP有关，或者是和国家人均占有资本数量有关。

对国内汽车厂家来说，根据后面的结论得出的未来形势比前者更为不利，因为如果价格问题归结于幼稚工业，我们还可以寄望于今后的成长和壮大，如果价格问题归结于资产的人均占有，按照中国国民收入水平，前面则是看不到头的漫漫征程。就是在这样的两难抉择中，中国入世谈判异常艰难，一拖再拖，而国内汽车业界忧心如焚，在一片“狼来了”惊呼声中忐忑不安。然而，传说中的狼最终并没有随着中国的入世如期而至，相反中国汽车生产出现了井喷式增长，国内自主品牌汽车企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空间。这一切的转变实际上来源于中国汽车生产格局的重要变化，也就是中外合资、合作的经营管理模式主导了中国汽车制造的整个市场，是合资、合作方式改变了我们汽车生产的成本结构。合资、合作方式成为国外众多汽车品牌进入中国市场的最重要渠道，几乎完全取代了传统的整车进口模式。原本并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中国汽车制造业，因为实施了国际分工，大部分核心技术留在了国外，大部分制造环节留给了我们国内，成本被优化，双方实现了共赢，成功的破解了价格魔咒。

然而这种生产模式，因为汽车品牌以及核心技术掌握在国外汽车厂商手里而饱受诟病。民间舆论几乎一致谴责国内几大汽车制造厂商不作为，没有能够实现以市场换技术。我们开始反思，甚至出现了否定合资模式的念头。国内自主品牌汽车制造商也在不断尝试对合资品牌的挑战，虽有一定斩获，但总体发展很不理想，在高端产品上缺乏竞争实力，在低端产品上也由于合资品牌价格下探，生存空间被挤压。中国汽车市场是否存在一个价格魔咒？怎么样去认识比较优势？我们能不能走出比较优势的限制？下面尝试着为您进行解答。

比较优势是不同国家间商品交换的一种数量关系，它是汇率作用下形成的价格，所以它不是价格的本质。认识价格的本质，这个世界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价格围绕商品价值波动，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凝聚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以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原则上同样的一件服装和同样的一辆汽车之间的价格比，基本是一致的，根本就不会存在所谓的比较优势，因为两件产品的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不变的。那么为什么会存在比较优势现象、而且现实中我们也确实印证了比较优势的存在呢？

主要的原因有两条：一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影响。实施市场经济的国家，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密集型产业被利润率挤压，发展空间不足，价格和价值产生严重背离，社会整体效率低，有关著述可参阅笔者“揭穿市场经济的欺骗性”一文；二是国际贸易方面的问题。我们中国所有自主品牌汽车生产企业，之所以生产成本高，原因在于我们这些企业关键生产设备或者关键技术都是进口的，这些进口的设备和技术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但是因为不同国家消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代价，也就是人工工资是不一样的，所以产生了比较优势的现象。我们举个例子，一件服装和一辆汽车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分别是一个工时和十个工时。在中国一个工时一元人民币，在美国一个工时一美元。只要这个服装和汽车是中国或者美国独立生产的，那么它们的价格就分别是一元人民币比十元人民币、一美元比十美元，这种情形下根本就没有什么比较优势。如果我们中国的汽车生产需要美国的设备和核心技术，那么中国汽车生产中所包含的十个小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很可能有五个小时是美国的社会必要时间，其余五个小时才是中国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上述假设条件下，按照一美元兑换六元人民币算，那么中国生产服装和汽车的成本分别是1元和35元，而美国生产服装和汽车的成本依然是1美元和10美元，可见服装是中国的比较优势，而汽车是美国的比较优势。在我们的这个示例中，外贸是不平衡的，因为美国无论是服装还是汽车成本都高于中国，所以美元会持续贬值，直到最终美国服装生产成本高于中国，而汽车生产成本低于中国，并且双方贸易没有逆差为止。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原来比较优势并不是先天存在的，它并不是由产品的内在价值决定的，而是由于资本在国际上的流动所产生的一种现象，受汇率的影响。我们中国汽车制造之所以成本高，并不是我们自身生产成本高，而是由于我们中国的汽车工业广泛进口了西方国家的设备和技术所产生的。一旦我们在设备和技术上实现了自主和创新，那么我们中国汽车生产成本就不会高于国外。为什么中国自主品牌汽车制造企业在低端汽车市场有一定的空间和优势，就是因为这样的企业对国外的设备和技术依赖度很小，或者利用了国外过剩和落后的设备和技术。反过来讲，我们国内汽车制造在高端汽车产品上，严重依赖国外的设备和技术，在价格上完全受比较优势的控制，没有任何成本优势。

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并不能否定劳动价值论，它并不能告诉我们产品的真实成本到底是多少。它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我们采用的生产方式是否是经济的。如果我们买来的设备和技术，我们自己根本没有能力消化，没有能力实现自主，那么这种生产方式就是不经济的，你永远也跨不出价格的魔咒。它同时也告诉我们，对于任何国家来说，汽车生产远远都不是汽车制造厂商自己的事。如果我们这个国家缺乏基础装备制造的整体实力，汽车制造厂商必须通过进口设备和技术来满足生产的需要，那么我们汽车制造厂商就没有资格谈自主，合资就是它的最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