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参与中共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报告的起草，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卓元接受南方都市报专访：

　　未来十年政府改革是突破口

　　人物介绍

　　张卓元，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经济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个世纪80年代曾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工作，出任第二任所长，曾受当时的国家体改委委托成立课题组研究国家经济体制中期(1988-1995)改革纲要。1995年至1998年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张卓元专注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研究，提出了加快中央企业改革步伐、积极引进国内民间资本和外资、改善产权结构等一系列主张。他还反对用通货膨胀的政策来支撑经济的超高速增长，主张“稳中求进”的改革发展思路。

　　2013年是中共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开局之年，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的经济工作做出重要部署，会议明确将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动下一步改革。

　　新年需要新气象，改革需要新动力。在世界经济艰难复苏的大环境下，中国经济呈现出增速回落但筑底企稳的态势，明年的宏观经济走势如何？推进下一步改革的突破口是什么？如何才能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这些都成为人们展望新年时高度关注的话题。

　　南方都市报时局版从今天开始推出“展望2013”系列专题报道，从改革的顶层设计、城镇化、财税制度、国际贸易、社会法治、食品安全、社会保障等多个领域采访国内顶级专家。这些领域是突破未来经济发展瓶颈的关键，也是改革总体规划中的重点难点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受益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如今中央多次强调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问题，要从更规范的角度对改革进行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开启新一轮改革已经成为十八大后各方凝聚的共识，下一步改革的路径和突破口将是各方探讨的关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卓元日前接受南方都市报专访，回顾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走过的路径，为下一步改革突破口提出建议。

　　张卓元是十四大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亲历者。作为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他先后参与了中共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报告的起草工作。他还参与了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这两次全会在中国20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如今，年近八旬的张卓元一如既往地关注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问题，并不时提出真知灼见。他认为下一步改革的突破口是政府改革，要转变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正像十八大报告所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抓改革要得罪人，特别是得罪一些既得利益群体。”张卓元对未来改革面临的阻力有充分的预判，他强调要重新认识改革，抓住改革的真义，要认识到形势会逼着人改革，改革将有助于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克服既得利益阻碍要靠顶层推动

　　南都：2012年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二十周年，你曾多次参与中共代表大会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现在回顾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和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先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做出的部署，我国主要推进了哪些改革？

　　张卓元：十四届三中全会出台《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是很好的改革顶层设计。整个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改革推进得比较快，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加入世贸组织、包括政府用间接手段进行宏观调控、包括分配制度的改革等实现得比较好。2003年以后，推进的改革主要有股权分置改革、几大商业银行的上市、集体林权制度的改革、外资企业和中资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统一合并、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等等。

　　南都：20年来的改革对我们的启发是什么？

　　张卓元：我觉得最重要是，当时认真总结了上世纪80年代改革的经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从领导到一般老百姓都有一个共识。因为80年代取得的成效让大家感觉到市场取向的改革大大解放了生产力，而且使得老百姓得到实惠。因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改革的目标，在领导的推动下，各个方面很快就达成共识，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

　　南都：为什么下一步的改革更强调顶层设计？进入深水区的改革与以往改革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张卓元：最大的不同是我们现在的改革要面对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这方面在过去不是太明显，曾经也有。比如1990年我还在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工作的时候，各方面提出要对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并轨，准备破除“计划内”和“计划外”的价格体制。但有些主管部门不愿意放弃价格的管理权，因为有审批权就有利益，一放开就没有利益。当时也有这种利益，但不像现在这么明显。

　　现在主要是垄断行业的利益、政府官员审批权的利益，这些都很厉害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中央比较周密的考虑、有个好的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就很难推进改革。而且还要有强力的推动，要有顶层的推动。

　　还有多年来形成的一个惯性就是，抓发展很重视，也很实在，但好像抓改革要得罪人，特别是得罪一些既得利益群体，所以有些干部不太愿意去得罪人。这种惯性不打破，也很难让改革深入一步。抓发展有政绩，抓改革却容易得罪人，何苦来呢。所以我们要重新认识改革，抓住改革的真义。

　　地方政府公司化介入市场过深

　　南都：在十八大之后，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强调改革仍然是最大的红利。我们应该如何进一步推动经济改革，你认为经济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

　　张卓元：从十八大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提出了要用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推进下一步改革，显然新的领导班子对改革更加重视。因为经济发展到这一步，如果不深化改革，很多积累的问题和难题，包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等方面已经很难推进了，所以必须要通过深化改革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的客观形势要求必须加快推进改革。

　　我认为改革突破口是政府改革，是政府职能的转换。十八大报告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现在要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如果要做到这一条，政府改革很关键。

　　现在政府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三个方面：第一是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介入过深，成了资源配置的主角，比如直接招商引资、直接抓项目、干预很多民营企业项目等，政府应当从介入过深的经济领域逐步退出，不再充当资源配置主角；二是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又比较缺位；三是市场监管方面还不到位，政府很大精力都去推动经济增长了，以至于食品安全等问题层出不穷。

　　南都：政府介入市场活动过多过深，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张卓元：当前较大的问题是不少地方政府公司化，地方政府首脑充当当地经济活动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由于我国长时期都以G D P增速作为政府官员政绩大小的主要考核指标，而政府官员实行任期制，一般五年一任期，不少官员为了追逐自己的千秋业绩，都全力以赴使任期内G D P增速最大化，往往运用手中权力搞粗放扩张、拼资源、拼环境，因为粗放扩张最能在短期内见成效出政绩。

　　我国一些高耗能产业已经过剩，但是至今仍有一些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继续发展这些产业，地方政府擅自降低能源价格(如电价)来鼓励这些产业发展，形成不平等竞争格局，致使产能过剩问题加剧，而作为约束性指标的能耗降低指标则连年没有完成计划。因此，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政府不再以主力运动员身份参与市场竞争，不再带头搞粗放扩张，不顾后果地追求短期GDP最快增速。

　　我还要强调，政府的审批体制一定要下大决心来改革，这项改革牵涉到政府中很多有审批权力的官员，如果不动真格的话，很难推进。这种审批成本太高、效率太低，要花多少钱请客送礼啊！这说明我国的商业环境仍需大力改进，政府的服务意识和职能仍需大大增强。

　　南都：过去十年，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比如国务院部门已先后六批取消和调整了2497项行政审批项目，占原有总数的约七成。这些改革成效怎么样？

　　张卓元：值得注意的是，问题不在于行政审批项目的取消上。比如有10项审批，取消了9项，剩下一项，然后把已经取消的审批项目打包到留下的那一项中去，那这种改革等于零啊！所以只说取消多少项审批是没用的，还要看实质取消了多少。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卓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