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中国经济时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10323

【原刊页号】(12)

【英文标题】Three Advances in China's Distribution System Reform: Prevent Plunging into Lassale's
    "Narrow Distribution Circle"

【作 者】常修泽

【摘 要 题】卷首语

【正 文】
    150年前，德国人拉萨尔曾抛开所有制问题，单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并把这一思想写入《哥达纲领》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进行了批评，认为应该超越分配问题，从更深层次的制度层面来思考问题。今天，中国的情况与当年德国虽不可同日而语，但“超越分配，深入实质”的思维，对我们仍然具有一定的启示。
    2009年特别是2010年以来，收入分配问题进一步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它的着眼点在于，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调整以出口和投资为主的增长方式，需要着力提升消费需求，解决最终消费率低，特别是居民消费率低的问题。这就要涉及到调整分配结构、改革分配体制问题。这是一个经济增长的逻辑，在这样一个格局之下借助于调整分配来促进增长的态势，由此切入，源于消费，高于消费；源于分配，高于分配；甚至源于经济，高于经济，走出拉萨尔的分配“窄圈”，围绕制度创新来做更大的文章。基于此，本文提出收入分配改革的“三个提升”。
第一个提升，由促进经济发展切入，向促进人的自身发展来提升。
目前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如此失衡，从人的角度来研究，反映了人权的某种弱化，特别是劳权的缺失。这里牵涉如何看待“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说”的问题。对此应一分为二。一方面，中国确实劳动力成本低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贸的增长及其外汇储备的增加，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对此“优势”不应简单否定；但另一方面，也必须冷静地看到，这里确有劳动力价格被低估和扭曲的问题。而其实质，则是中国劳权的弱化。对此不应过多地去颂扬。事实上，少数企业的低工资，已经跌破了文明的底线。上述“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同时也是一种“低劳权的劣势”，是利润蚕食工资。因此，现在讨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该提升到人权特别是劳权的高度，使劳动者有尊严地劳动和生活。
第二个提升，由分配制度改革切入，向产权制度改革来提升。
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其中涉及深刻的产权制度。我认为，主要涉及三个产权制度：一是土地制度；二是资源产权制度；三是垄断性经营制度。
关于土地制度。中国的土地制度存在缺陷，具体表现为“双重垄断”：一方面，面对土地的拥有者（特别是农民的土地），权力部门是“垄断买方”，土地要转换性质，必须首先“卖”给ZF，而且价格较低，农民作为土地拥有者的地位未完全实现。另一方面，面对“购房群体”这一最终消费者，权力部门又是上游要素——土地的“垄断卖方”，消费者要购房实际上必须先从ZF处购买土地。这就导致了利益分配的扭曲，房地产企业获取较高的收入。
关于资源产权制度。这体现了资源价格成本构成不完全，导致利益不合理分配。目前中国资源企业的成本，一般都只包括资源的直接开采成本，而像矿业权有偿取得成本、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成本等尚未完全体现，形成不完全的企业成本。可以说，“不完全成本”是目前煤炭行业取得暴利的最主要原因。
关于垄断性经营制度。目前，中国垄断性行业改革相对滞后，有效竞争机制尚未形成。一是市场准入环境不宽松，进入障碍依然严重。二是支配市场的原垄断企业与新进入企业不对等，使得有效竞争难以实现。特别是垄断性行业国有资本“一家独大”的问题依然严重，民营资本进入困难。　　
第三个提升，由财富创造和分配机制转型切入，向ZF和社会方面的转型来提升。
财富创造和分配机制转型，不可避免地要触及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转型问题。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收入比重下降，关键在于劳动力要素所有者还没有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还缺乏一种制度性的安排。一个文明的社会应该具备一种“金三角”的社会结构，有工会代表劳方（雇员），有雇主协会代表资方（雇主），有人大和ZF代表国家。只有社会形成一个劳方——资方——ZF三方制衡的“金三角”结构，才能从制度上为克服“向非劳动者倾斜”的问题提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