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告诉我们幸福来之不易，极度贫困会使追求美好生活的意图落空，而政治经济学研究如何获得美好生活，蕴含着马歇尔所说的“逐渐消除贫困和无知的希望”，作为一门“财富的学科”获得了社会道义的支持。“追求幸福”是经济学的伟大目标。但“财富增长促进幸福增加”只是一个假定，其后经济学的发展逐渐背离了亚当•斯密的传统，变成关心财富而忽视幸福。正如大部分经济学家仅知有《国富论》，而不知有《道德情操论》一样。

边际革命之后，经济学借“显示偏好理论”来刻画人类行为，背后隐藏的观点是一个人可以通过增加收入来提高幸福，至少在大部分情况下，收入提高对人的幸福而言具有正面意义。由此，在公共政策的导向上，就有“提高全社会的收入水平”以增进社会福利的方向。庇古在1932年就提出：我们很清楚地认识到经济福利水平的变化将导致社会福利水平也朝同一趋势发生变化。

伊斯特林的悖论

但随着收入的增加幸福会接踵而至吗？原本以为这是铁板钉钉，结果却出人意料：收入增加幸福并不一定增加。伊斯特林系统研究了收入与幸福的关系，发现了这一悖论，被后来的研究者称为“伊斯特林悖论”，也叫做“幸福悖论”。伊斯特林力图构建一个更好的幸福理论。这意味着要在现有研究的幸福的经济学与心理学路径上，更进一步。

心理学上的“定值理论”认为人会积极适应现状，比如天有不测风云，致使个人可能因为失业失恋失去自由等，由此幸福偏离了一个量值。但人们会及时积极适应现状，恢复到原先的量值。因此客观条件的改变对人的幸福而言并无太大的作用。是以，如果公共政策的目标旨在增进人们主观的幸福感，定值理论可能使一切政策上的努力化为泡影。客观福利无助于主观幸福的改善，“定值理论”是拦路之虎。

不过定值理论并非无懈可击。尽管布瑞克曼（Brickman）等人1978年的研究指出，遭受重大意外事故的受害者（如截瘫者和四肢麻痹者）并没有预期的那样不幸福，支持了基于心理适应的定值理论。但这项研究的局限是样本太小，只有29个受害者样本。1990年莫奈德（Mehnert）等人对675个残疾人的调查则推翻了布瑞克曼的结论。莫奈德等的研究证实，如果健康状况恶化，将对人的主观幸福感产生长期负面的影响，且人们无法完全适应不断恶化的健康状况。除了健康对幸福感有较大影响外，家庭状况对幸福感也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丧偶在通常情况下带来的负面影响至少要延续十年。这是弗雷德里克（Frederick）和陆文生（Loevenstein）1999年的研究所证实的。

傅瑞（Frey）和史图策（Stutzer）检验了贝克尔（Becker）1981年在《家庭论》中提出的理论，证实婚姻的一项好处是：结婚的人比单身的人赚得多。当然由于收入与主观幸福度之间的关系存疑，所以他们又考察了其他的因素。结果发现，比起单身的人，或离婚的，或分居的，或丧偶的来，结婚的人有更高的主观幸福度，而且身心更健康（较少的浪费和较少的沮丧忧郁）并且更加长寿。这从家庭状况和健康两个方面证实了对幸福的正面影响。

由此，伊斯特林总结目前关于幸福的研究并认为，物质生活和其他非物质条件都会对幸福产生影响，而家庭和健康状况恶化会对幸福产生长久而负面的影响。而且人们的幸福感还与期望与适应有关，目标与实现之间的落差也会影响幸福。而期望目标又受与过去比较及与当下的他人比较的影响，随时间转移而变化。与过去相比称为“习惯形成”，与他人比较称为“相互依赖的偏好”。按照汪丁丁在《情境笔记》中的说法，在某一时点结合历史与社会的具体情形做出决策，叫做“情境理性”。而情境理性支撑下的决策可以避免简单的物质主义，从而在头顶的星空审视韦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野。

不过主流经济学对幸福的研究不涉及目标与期望，隐含的假设是幸福不依赖于情境，所用的基本方法是工具理性，这与真实世界是相悖离的。伊斯特林在“情境依赖”的偏好基础上表明，增加一定数量消费品所产生的幸福，在人们适应新的生活水平，或其他人的生活水平也相应提高的情况下，要比原先的预期低。并且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物质目标会随现实境况的改变而改变（适应理论），因而人们的幸福感因物质条件改善而未有很大的变化。其隐含的结论是，人们更应该关注挑战自己，并且放长眼光来审视自己的一生。伊斯特林将“情境依赖”与“适应”相结合，构建了比原有单一心理学“定值理论”或传统经济学理论更为完整的理论框架。

平行的世界

弗兰克（Robert Frank）认为给定一个时点，一国的幸福度与相对收入存在很强的正相关性。而除了收入极低的情况外（赤贫、绝对贫困），当收入随时间推移而增长时，幸福度的变化却又很小。寥寥数语，点出的却是经济学中静态和动态两个不同视角。关于这点，伊斯特林（Easterlin 1974）的研究证明，在一个国家里，给定某一个时刻，收入与幸福之间的关系明显，“最高阶层群体比最低阶层的群体更幸福”。但在国家之间，收入与幸福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穷国人的幸福似乎不必富国人少。后来雷亚德（Layard）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区分：人均收入在15000美金/年以上的国家间，幸福差异并不明显。而低于这个标准，富国比穷国更加幸福。在印度、墨西哥和菲律宾等国家，幸福感随收入水平增加而增加。而且有意思的是，人均实际收入上升60%以上，按照很幸福、相当幸福、不是很幸福排列的人口比例几乎没有变化。所以总体而言，收入与幸福可能并没有正相关性。

当然，幸福与收入关系千万重，伊斯特林、傅瑞以及史图策等人尽管证实了收入增加与幸福之间并非正相关，而弗兰克深入一步，以两个“平行的世界”为世人展示了追求幸福的可能途径。弗兰克以“平行世界理论”来检验幸福与绝对收入的关联：假设有AB两个社会，A，人均有200平方米的房子，B，人均有100平方米的房子。这两个数字都超过目前中国的人均居住面积，并且AB之间没有交叉。

现在列出一些可能影响幸福的因素，比如说要从两个社会中做出选择，A人均200平米但上下班要在拥挤的交通中花费1小时；B人均100平米但上下班只要15分钟。柯娄济（Koslowsky）等1995年的研究证实，即便经过长期调整，大部分人还是会觉得交通压力难以忍受。长期交通压力会抑制免疫功能，从而缩减寿命。根据伊斯特林的观点，健康将对幸福产生长期负面的影响，并且很难调整适应。对于健康，平行世界理论还指出另外一种选择的情况，A人均200平米但每天忙碌没有时间锻炼；B人均100平米但每天有45分钟锻炼时间。锻炼会使身体处于较为健康的状态，会增进幸福。所以B选择通常是更合理的，尽管不少数据表明人们在工作上花费的时间越来越多，这可能是因为理性不足没有对人的一生做统筹安排的关系。

平行世界理论还提供了其他几种选择，如A人均200平米但每月只有一天和朋友聚会；B人均100平米但每周有一天和朋友聚会。以及A人均200平米但每年只有1周假期；B人均100平米但每年有一个月假期。还有A人均200平米但工作中自主性很低；B人均100平米但工作自主性较高。弗兰克令人信服地表明，B社会是更可取的，对幸福的影响更积极。

弗兰克将上述A世界认为是炫耀性消费，正如加尔布雷思批评过的那样，这些炫耀性消费本身并没有增进幸福。而那些健康，与朋友聚会享受天伦之乐等等“不明显的消费”往往被忽视了。而事实上的证据表明“不明显的消费”反而更能促进幸福。另外，由于A中人均200平米要比B人均100平米耗费更多资源，理性的个人能从A到B的转换中将节省下来的资源用于更有效的领域。

雷亚德（Layard）指出收入差距与个人幸福之间的相关性表明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是一个人类本性的关键因素。另一个关键因素是人类的适应能力。雷亚德将竞争概括为心理学上的嫉妒（在经济上表现为显性消费品的攀比）和人们的适应习惯会产生低效率。相比于弗兰克的“平行世界理论”，雷亚德提出的“两个世界比较模型”稍微有点不同。要求被调查者在A：你赚5万美元而其他人赚2.5万美元与B：你赚10万美元而其他人赚25万美元之间做出选择，超过50%的被调查者选择A。而当被要求在A：你有2周假期而其他人只有1周和B：你有4周假期而其他人有8周之间做出选择，结果只有20%的人选择A。

这两组调查结果令人印象深刻，人们在显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上与其他人比较更多，而在隐性消费（Inconspicuous Consumption）上的比较就要少很多。而对这种隐性消费的忽视可能造成较为严重的后果。弗兰克曾经指出要想“持久获得幸福”，应该增加社交活动，享受天伦之乐，减少出差时间，获得更多的工作自主性等等。与此相比，快速变换更好的汽车或更大的房子等显性消费的增加，对幸福产生的持久影响较小。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时间序列的研究表明，随着收入增加，人们在财务上的焦虑并没有减轻，而是与之前保持一致，心理学家称之为“享乐水车”效应。

由于人们在工作以及闲暇之间的分配上受到攀比及适应的影响，所译往往在没有征税的条件下，攀比及适应将会带来额外的不利于自己的影响，但这些通常不为消费者自身所察觉。因此现有的公共政策中的税收政策值得我们重新审视。例如大家都知道吸烟对身体有害，但是很多人有烟瘾，通常的经济学会认为这是个人自由选择，不应该加以限制。但公共政策上往往会对此进行征税，理由何在呢？ 这是因为个人往往倾向于看重当下的利益，而忽视评估自己一生的幸福，在心理学上称之为习惯形成以及系统性忽视，这样的话吸烟者个人可能无法评估吸烟对自己造成的损失，因此需要从公共政策上对烟草征税，以提高价格来阻止一部分人吸烟。另外对于未成年人禁止售烟也包含了这方面的考虑。

“平行的世界”促成我们去理解为什么经济发展并没有明显改善人们的幸福，这是因为显性炫耀性消费增加了，而隐性的不明显的消费却相对减少。所以尽管经济快速增长，幸福却没有因此增加。这可以扩展来分析污染、交通拥挤、军备竞赛等等问题，为公共政策分析提供了一个独到的视角。 这有助于我们避免成为森（Sen）所说的“理性的傻瓜”，他们有可能短期最大化了效用，但却忽视了“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