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制度表面是为少数人，而实际上是为了解决发明的正外部性，从而提高效率（为多数人）。

无专利制度，“发明”供给不足。

关于做饼，分饼。制度的直接目的是分饼。如果既能把饼做大，又不影响分饼，当然选择做大。但是如果把饼做大，而不能分到相应的份额，就不会选择做大。这就产生了制度的无效率。

Acemoglu(2005)有类似的更有力的论述。（今天刚发现）。

其实Olson早在2000或更早,也表达了相似的思想。

也就是说，“为少数人谋福利的制度”，还要区分是否是“表面为少数人”。

其实，专利的保护也不是无限制的，总有一个最优长度（时限）与宽度（范围）的问题。

也就是说，分饼是为了做饼？

如此，算不算“分配决定生产”论？

生产中的操作规范（比如有些设备操作禁止穿带静电的衣服），算不算制度？它是为了分饼，还是为了制饼呢？

如果强调制度的直接目的是分饼，那么军队纪律又是如何“分饼”的呢？

“表面”的说法，只是不想直接否定您的观点。是一种委婉说法罢了，不过，句子的意思应该已经明确了。

您补充的“时限和范围”方面，正说明了专利制度不是为少数利益的。

关于做饼和分饼，或分配和生产（效率）的的问题，是大问题。一两句说不清楚。

新古典，分离定理的结论是分配与效率无关。

科斯定理，认为交易费用为正时，产权的初始配置影响效率。

而真实世界多是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形。

生产规范是制度，是为了提高效率，而是由提高业主利润的目的产生的。只不过两者激励相容。同时也是为了避免员工偷懒等有害产出的行为。

关于军队，需要国家理论来解释，能力有限，无法很好的回答，抱歉！比如军阀混战时期，军队纪律为了提高（争夺）掠夺其他军阀利益和保护自己利益的能力，目的也是为了争夺和保护利益（与其他军阀分饼）。只不过军阀之间还没有达成一致预期的均衡（制度安排，以分配政治权力，经济利益等），所以要战争来确定。 （粗略）

既然“时限和范围”方面，“正说明了专利制度不是为少数利益的”，那么，你举的“君主专制，价格管制，出租车牌照限制”，是否也存在最优“时限和范围”问题呢？

于是，“君主专制，价格管制，出租车牌照限制……”，是否一定“为少数利益的”？

其实问题在这里：

即使我们判定“为少数人谋福利的制度阻碍经济发展”（姑且认为这已经是一个公理性的东西），我们事实上，也无法说明（更无法用举例的方法说明）什么是“为少数人谋福利的制度”，相反，我们似乎只能通过是否“阻碍经济发展”（这里假设阻碍经济发展是可明确观测的），来判断既有制度是否“为少数人谋福利”。“为少数人谋福利的制度”如同“交易成本”一样，是个在外延上无法捉摸的概念。

再重复前面讨论的，就某种具体的制度形式（以例证的方法说明什么叫“为少数人谋福利的制度”），“君主专制”一定“为少数人谋福利”吗？“非君主专制”一定“为多数人谋福利”吗？

事实上，在理论中我们提出“为少数人谋福利的制度”这样的概念，并不能利用该概念本身的意义去推出其他可经验的命题。而如果（仅仅是如果）“为少数人谋福利的制度”与“阻碍经济发展的制度”是同义反复，我们只要其中一个概念就可以了。

说到底，我们究竟根据什么判断一种制度是否“为少数人谋福利”。具体拿专利来说，如果“最优长度与宽度”的边界在是否“为少数人谋福利”，那么，这个边界应确定在哪里？（显然，我们不能以是否“为少数人谋福利”为标准，因为这个问题中我们想知道什么是“为少数人谋福利”，一项制度如何可能造成“为少数人谋福利”）

这里的问题就是，制度的直接目的是否是“分配财富或收入（包括预期产值和收入）”？

“提高业主利润的目的”，是生产目的，还是分配目的？

“提高（争夺）掠夺其他军阀利益”，是生产目的，还是分配目的？

我想分歧可能在于对制度理解的角度不同。

本人采用的是分配的观点，而您似乎采用的是效率的观点。希望这样概括没有错。

效率的观点，认为制度是有效的，是为了提高效率。North（1990）放弃了（North，1973 ）所采用的效率观点，而采用分配的观点。Acemoglu（2005）采用的是社会冲突的观点，在我看来也是分配的观点，因为冲突就是如何分配利益。

本人所强调的就是采用分配的观点来理解制度。可能举的例子不合适，未能很好的说明。其实分配的观点，早在约翰 穆勒就明确提出来了。制度就是 分配利益。

这里就不详细论述，不严格论证了。

马克思的“生产关系”（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生产关系）应该属于这类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