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的问题恐怕不是经济主体的假设，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将国企的委托人或监管者假定为理性人。问题在于，为了避开边际收益的分享问题，张五常引入了“风险”这一新的交易费用约束条件，从而导出了约束下的最佳。

如果地主是不为自己土地负责的理性人，风险与分担也许对他也就没太大的兴趣。

可以证明，即便是理性的委托人，如果允许分享制，不考虑其他约束，那么一定不会有最优解，最多有次优解。

承包制显然不是分成制，而是固定价格租赁，属于高能激励。Williamson（1985）证明了一个迄今为止无人挑战的命题：组织内不能实行高能激励。所以承包制的失败乃是一个经济学常识，遗憾的是我们的“经济学家”似乎当年没有理解这一点。

不考虑其他约束，恐怕各种安排也不会等价。假定委托人、代理人风险中性，信息对称（这是标准的无约束条件了），那么可以证明，最优的激励契约应该是代理人给予委托人一个固定租金，将企业租下，成为真正的剩余索取人。此时，恰恰承包制是最优的。放松条件，如果信息不对称，那么承包制仍是最优的。再放松条件，如果代理人风险规避，那么分成制是最优的。回过头做另一种放松，假定信息对称，代理人风险规避，那么最优激励契约要求给予代理人固定工资。

不知sungmoo兄所指“无约束”是何种境况？

谢谢指正。我对“承包”的理解有误。

其次，我们对“最优”与“约束”是否还有分歧？如果以委托人收益最优，几种安排也许不等价。如果以委托人-代理人收益总和最优，几种安排是否可能等价（比如对外界风险的完全预期）？（委托代理模型相当于某种Stackleberg模型）之所以引出这一问题，还是源于先前说的委托人缺位问题。如果委托人不知是谁，即使实现了其“最优”，这种最优给谁带来好处呢？

仅供探讨。

1、通常对最优的定义是满足代理人约束的委托人收益最大化。这是非合作博弈的通常假设，如果将委托人、代理人调换位置，结论不会有改变。如果考虑总收益最大化，那恐怕得采取合作博弈的思路，此时的情况我不是很清楚。根据我的知识，一般多人合作博弈采取夏普利值来分配剩余，似乎假设人是风险中性的，这实际上就是认定分享制了。合作博弈下讨论固定工资制和承包制，我还没有看到。期待其他人指出。

2、如果委托人不是真正有约束力的（能够执行斯塔克博格契约机制），并且了解代理人的效用函数，那么我想就不能使用委托代理框架，自然不存在“最优”问题，这点我同sungmoo兄没有歧见。

这个题目我不同意,承包制在中国制度变迁过程中有三种形式,这几种形式的承包制都是有效率的,一是农村的联产承包,到目前为止,在土地所有制改革停滞不前的情况下,分配领域的改革还是成功的,特别是土地使用权转包,更是促进分工和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二是财政包干,调动了政府之间的竞争这个地方经济发展动力,这是被张五常等人高度赞扬的;三是国有企业的承包制,它是私有化的一种隐蔽形式,结果是国营企业没有效率,民营经济发展起来了.

当然,承包制是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的无奈的选择,它最困难的制度安排是不能实现NIE说的代理人约束的委托人收益最大化,因为委托人就是"公家人",委托代理的对立关系不成立甚至双方可能勾结起来,客观上实现了渐进式私有化,过程虽然极不光明,但是相比激进的私有化,它又是有效率的改革路径.

要区分组织内的承包制（如企业承包）和市场关系内的承包（如农村联产承包）；使用委托人资产且容易过度使用的承包和使用代理人的资产的承包。前一种承包无效、低效；后一种承包有效，因为基本上相当于私有化了。

anyhow，楼上的提出的问题有助于本人完善观点，奖励积分50（>现金50）。

我来说说为什么在实行承包制的前几年是盈利，随后便转入亏损。

是否可以认为，代理人的知识认知结构，需要一个调整的过程。在这一过程的前期（也就是承包制的前期），代理人还没有完全估计、预期委托人的行为方式，也没有对委托人的利益结构作出充分估计，加之自身的理性有限约束。不可能在初期就实现完全的亏损状态（这种状态恰恰是对代理人有力的）

而随后，当此种关系维系数年之后，代理人基于对委托人行为的观察，获得委托人形式的依据、偏好。进而利用自己的私人信息，展开谋求自身收益最大化的行动。最后导致亏损。

当然，委托人也是可以这么考虑的。

我认为，先盈利、后亏损，是由于委托人、代理人的有限理性，认识调整而出现的/

另外，提一个大胆的设想。如果将这种博弈再重复多次进行，是否可能期望出委托人也会采取某些切实行动，保护自身利益？？在代理人市场较为有效时，也许会出现一个较优的结果。

承包制出现问题的原因，是由于各方事前对不确定性的估计均为不足，进而不断调整而出现的

承包制早期赢利和后期不赢利的问题可以用理性和非理性来解释.传统体制的个人收入和个人努力不挂钩,经济动力的来源是那些非理性的因素,为什么....奋斗,奋战多少天,夺多少产量,在那种惯性思维下的初期承包,承包者还是党的好干部,从多交产品转而多交利润,多交利润再走政治红人这条路线.所以那时候的利润(上缴)比较高.

在历史大变迁中的反思中的博弈,代理人的人性都发生了变化,从非理性的政治人变成理性的经济人,他们明白了大家都多交和大家都少交的效果是一样的,通过福利\固定资产折旧等方式完全可以把企业做成"亏损",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国外专家研究结果是,中国国营企业的要素生产率一直是提高的,但是国营企业一直亏损,也是为什么有人提出微观经济效益不好,宏观还好;还有去年或孙冶方经济学奖的杨瑞龙教授指出的中国的国有企业效率状况“悖论”，(即从微观财务角度来看国有企业不断恶化，是非效率的，但全要素生产率(TFP)却一直处于正增长状态，是有效率的；从微观竞争和经济比重的变化来看是没有效率的，但从宏观经济影响来看却是有效率的；从生存竞争指标来看是非效率的，但从宏观社会经济资源配置来看却是有效率的。中国国有企业的这种效率状况被世界银行称为“效率悖论”)。

承包制不赢利是一种表面现象,只是赢利被"私有化"了.

包上交国家利润的形式主要有这样几种：（1）上交利润递增包干；（2）上交利润基数包干，超收分成；（3）微利企业上交利润定额包干；（4）亏损企业减亏或补贴包干。

所以，承包制应该看具体合同情况，如属于（3）（4）当属高能激励，（1）、（2）情况应该具有一定的分成合同性质。所以13楼聂辉华将承包只看做高能激励的方式有待思量

我觉得20楼REN的说法的确是一个好角度，按承包制合同的规定，企业工资总额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按理说应该调动职工积极性。但在现实中，演变成一种承包人得到绝大好处而职工积极性受到损害的局面，有待研究

再提一个角度，就是承包制初期的效率，是相对于计划体制而言，随着进一步发展，相对于新的非国有经济而言，又处于制度上的竞争劣势，只能是一种短命的制度。周其仁在2000“公有制企业的性质”中国家租金激励的观点有一定借鉴意义。

谢谢各位的解答，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能够较好的解释这个问题。请大家继续探讨。

承包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一次巨大的失误。其失误的根本在于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的指导者对市场经济缺乏认识和了解。

显然，承包制，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发挥其作用。那就是二牛抬杠的简单的生产条件下。即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条件下。离开了这一条件，承包制就失去了效果。

就拿工业生产中来说，资本主义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探索，已经形成了系统的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管理的方式，那就是现代企业制度。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应当吸取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创造出来的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这一企业管理的方式。然而，在改革开放初，由于未能正确地认识到这一点，把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低的条件下才适用的承包制无原则地推广到工业生产中，结果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和灾难。

在承包制度下，特别是利税承包制度下，企业经营者所拥有的责权关系根本不能有效地理顺。企业经营者只拥有一部分企业经营自主权，同时对经营者根本没有任何监督制约的机制。一方面，作为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最根本的权力，企业国有资产的运营和增植的权力严重缺乏。企业经营者要在市场上有效地竞争，就需要抓住市场上转瞬即逝的时机对企业的国有资产的投资进行随时调整；但是，由于实行的是承包制，经营者要向上级主管部门一层层请求行政许可，这样就只能导致企业经营者不断地丢失一切机遇。其次，承包制度下，企业要向国家上交利税。即除了合法税收之外，还要上交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的费用和其他的税后利润。而企业留成的极少。这样，企业就根本没有资金用于企业扩大再生产。企业所有的扩大再生产、实施技术改造的资金，都必须要由银行贷款。这简直是一种逼迫企业自杀的政策；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只有到非贷不可的情况下才向银行贷款；而一般情况下能不贷就不贷；否则肯定会债台高筑。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经营者既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对企业资产实施经营；扩大再生产，搞技术改造。结果，企业根本没有能力实现在竞争过程中不断改进技术设备，提高竞争能力；必然导致大改大死、小改小死、不改等死这种局面。而另一方面，国家对企业经营者根本没有任何监督制约，这样，真正的好好经营企业的道路已经完全被堵死，而搞掠夺性经营、大搞腐败的道路却畅通无阻。这样，必然逼迫企业经营者只能走掠夺性经营的道路。在完成任期之后，将一大堆破烂不堪的烂摊子留给国家。而经营者走上腐败的道路。

所以，在我们国家，实行企业承包制，是经济领域的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巨大的历史性灾难。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6-6 16:56:56编辑过]

何以见得？不知您的“产权”是何观点？

细读各位的高论，感觉受益匪浅。但，总觉得缺点什么东西，似乎在理论考察的时候，缺少了考察理论存在的前提。

我倒是觉得，交易费用度量的困难是制约承包制度的关键。没有相对完善的交易的度量机制，承包是要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