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狭义经济理论的议题
　　上一节的教学架构让初学者鸟瞰学派蓝图。接着的两节可说是入门之后的中级教材，包括本节以货币交换为中心的狭义经济理论和下节以非货币为交换媒介的广义经济理论。本节将讨论较传统且具代表性的景气波动和社会计算和1990年代兴起的知识经济学。
　　(1) 生产、消费与景气波动
　　奥派的景气波动理论建立在特殊的生产结构理论，认为商品的产出是一序列生产活动经由市场利率的调整所协调出来的结果，并强调政府对利率的干扰会破坏市场的协调机能和生产秩序并导致景气波动。以汽车为例，汽车成品是汽车生产链中是最接近消费者的第一级产品，其生产需要引擎、钢板、轮胎、玻璃、座椅、电子装置等第二级厂商的供给，而这些厂商又需要其上游厂商 供给的第三级产品。技术层次愈高的工业产品，其生产过程所经历的供应链的级数愈多，最高层级可推至铁矿的挖掘或实验室的研发工作。每一级产业的生产都是为了供应低一级产业所需要的引申需要。愈高级产业的引申需要距离消费者的直接效用愈远，其经营者愈无法从消费者的行动中获得与其经营有直接相关的信息，故而愈会依赖如利率等所传递的一般性市场信息。
　　当政府推出扩张性政策降低利率后，愈高级产业愈会跟着扩大投资，其员工薪资也会上升。政府的扩张性政策加上产业扩大投资向社会传递了“市场即将繁荣”的信息。由于利率变动影响所有产业，即将繁荣的预期还盖了所有的产业。同时，较高级产业之薪资上升后，一般消费品的直接需要跟着增加，而全面带动较低级产业的投资，进而促成全面的薪资上升和经济繁荣。由于劳动供给在短期间是固定的，经济繁荣将进一步抬高薪资，但也提高了厂商的生产成本和他们对扩张性政策的更深依赖。当实质利率无法再继续下降，或经营失败的厂商数目已无法忽视时，便将引爆市场的悲观预期和金融机构的谨慎交易。薪资下降或失业增加将减弱对一般性消费品的需要，这使较低级产业逐渐减少对高级产业之产出的引申需要。于是，许多较高级产业开始闲置机器设备甚至遣散工人，其早先的投资也无法回收。新一波的萧条随之出现。
　　奥派景气波动理论提出的生产结构以及其造成的“错误投资”(malinvestment)都是优于其它学派的观点。但该理论也有尚待改进的缺点。其一就是将政府视为唯一制造景气波动的元凶。但除政府外，市场是否也可能内生地制造出景气波动？新古典学派的实质景气循环理论提出了这种可能，奥派学者是否能够接受这观点？其次，上述理论主要是从错误投资的观察去分析景气波动的成因，那么，是否也存在对称的“错误消费”(malconsumption)？换言之，我们能否改从消费结构去讨论错误消费和景气波动？这值得奥派学者的关注，因为奥派经济理论还缺欠完整的消费理论。
　　(2)社会计算与市场价格
　　由于东欧的瓦解，当代奥派学者喜欢讲述社会计算大辩论的典故，因此初学者不难找到完整的论述及数据。本文也就简单说明。
　　上两节提到市场机能和三人世界时曾指出：资源的运用不能从一人一时的角度去规划，必须顾及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和社会的发展。这样的观点并非奥派创立之初就已完备，而是在此次辩论中逐渐发展出来的。
　　当中央计划局 (CPB，Central Planning Board) 认为他们有能力完全掌握个人的效用和商品的生产技术时，是采取一人世界的计划观点。想想，要如何搜集十多亿人民对数百万商品的需要信息？因此，CPB为了让计划能运作，势必要将人民分成几个类型，同时也要将商品和型式的种类限制到最低。这是奥派对计划经济的第一波批评。
　　在两人世界里，如果双方的交易物都是可供直接消费的产品，CPB可以在误差的容忍范围估算人们的偏好，也不难将汇集的总需要分配给各国营企业去生产。但如果交易物是中间财而非消费品，双方的需要就只是他们选择不同生产技术的衍伸需要。此时，除非CPB要求相同商品必须使用相同的生产技术，否则无标准为他们设定不同的生产技术？同样地，既然没有价格体系，CPB要如何决定不同厂商的投资额？因为这也与生产技术的选择相关。这是奥派的第二波批评。
　　奥派的第三波批评是从三人世界的角度提出：如果商品和生产方式都已被决定，新的商品和新的生产技术将如何出现？如果我们不努力去寻找其它的交易对象，生产如何可能进行分工和专业化？
　　(3) 知识、资本与经济成长
　　虽然知识经济是晚近兴起的名称，但知识却是奥派经济理论的核心概念，哈耶克更认为“知识的利用是经济学最根本问题”。由于知识不容易量化和模型化，当它在1990年代被重视时，只引起几位经济学界知名学者的重视，却在管理学界掀起研究热潮，甚至出现“知识管理”的新科目。这发展并不惊讶，因为管理学界长期关注着被经济学界遗忘的企业家精神，而企业家精神和知识是奥派经济理论中一体两面的核心概念。本节不打算回顾知识在管理学的新发展，而是回到基本架构来暸解哈耶克所强调的意义，也就是如何超越一人世界与两人世界之知识去扩展和利用三人世界之知识。
　　知识是指具因果关系之叙述所组成的逻辑体系。因为具因果关系，所以知识可以利用和重复利用；因为属于逻辑体系，所以知识不能任意编织。于是，知识也就成为经济成长和文明发展的主要来源。当然，农业时代的经济成长动力来自土地与劳力，而工业时代来自资本和技术，但这并不是要将知识看成与土地、劳力、资本等并列于生产函数的生产投入因素。相反地，知识是各种生产投入因素具生产力的来源。当知识“内嵌到”实体资源时，就刻划出实体资本 (physical capital)；当它“内嵌到”人身时，就刻划出人力资本 (human capital)；当它“内嵌到”文字或电码时，就刻划出软件资本或技术资本。同样地，知识也能“内嵌到”商业方法、组织 (资本) (organization capital)和制度 (资本) (institutional capital)。这些资本因为含有“内嵌”知识，所以能够展现知识的生产力。
　　由于知识的本质在因果关系，便具有个人的主观性。主观的知识如何可能“内嵌到”客观的实体资源、人身、文字、组织等？“内嵌”也是一种编码过程：拥有因果叙述的甲方，利用数码和文法结构将他理解的因果关系刻划在客观的实体资源、人身、文字、组织等上，也就是在编码之后让后者成为因果叙述的承载体，然后传递到乙方，而乙方再根据他对文法结构的理解进行承载体的译码，读出其中所承载的因果叙述。由于编码和译码都是主观的，即使刻划过程中使用的数码和文法结构都是客观，也无法保证乙方所解译的叙述会和甲方传递的原叙述相同，更何况双方对于文法结构的认知和掌握也存在差异。
　　个人在一人世界面对的都是客观的自然界和生物界，这时他需要的知识都是关于自然界和生物界的知识，也就是常称的“知何事” (know-what) 和“知如何” (know-how)。前者如“这棵奇异的植物能否食用？”，而后者如“如何敲开椰子壳？”这时，实体资本和人力资本是主要的经济成长来源。在二人世界，当然个人仍须具备一人世界的知识，但也必须顾虑对方的反应行为，这时的“知何事”和“知如何”多了涉及对方的知识，譬如“她的眼神是什么意思？”或“如何和他合作杀了那头猛虎？” 这时的经济成长来源可以说多了商业方法的资本。到了三人世界，个人除了必须具备一人世界和二人世界的知识外，因为新的事物和技术的不时出现也使“知何事”和“知如何” 有了新解。由于个人交易对象的扩大，“知何地” (know-where) 和“知何人” (know-who) 的问题这时正式登场，譬如“商品该卖到何处？”、“如何找到可以合作设厂的人？”这时，组织资本与制度资本是经济成长的新来源。
　　实体资本既然承载因果叙述，而生产也是一种将因果叙述刻划到实体资源的过程，故在定义上，商品和资本无分野。有了知识理论和价格理论，资本理论也就变得多余了。依据奥派经济理论，生产力来自知识的利用，而内生经济成长起于知识的扩散和不同知识间的互补关系。因此，知识的继续累积可以扫清传统经济理论忧虑经济终将停滞的幽暗面。但是，有限的自然资源最终不会限制经济成长？就任一个时点言，生产资源总是有限的。然而，今日的生产资源远较十年前为丰富，而十年前的生产资源远较百年前为丰富。经济进步所仰赖的是生产资源，不是自然资源。当消费商品不断多样化后，生产过程也逐步复杂化，使得愈来愈多的自然资源被转化作生产资源。市场价格能呈现一种商品相对于消费偏好的稀少性，让供给者去调整生产数量和生产方式，也发展替代的新生产资源和新商品。新商品和新生产资源继续对自然资源造成新压力，但它们相对于被替换下来的生产资源却处于丰富的阶段。
　　6. 广义经济理论的议题
　　既然三人世界才是经济理论的主要领域，人的行动和交换行为的范围就得超出货币关系。除了以物易物与货币交换外，知识、产权、自我约制和信守规则的交换等都是广义经济理论理应讨论的范围。也因此，奥派学者曾考虑用“交换学”(Catallactics 或 praxeology)替代“经济学”一辞。在这广义的领域，方法论个人主义、主观主义、企业家精神、市场过程、知识等仍是分析的主要核心概念。
　　(1) 政府与宪政
　　长期以来，奥派学者都扮演着自由的捍卫者，很自然地对政府的强制权力抱持高度的戒慎恐惧。然而，就像人们愿意组成企业以追求共同的商业利润，居民也会愿意组成不同规模的“政府”以实现共同的生活目标。因此，政府的适度机能以及如何让它信守承诺，一直是奥派内部和对外的争议焦点。不过，奥派之间也有一共同点，就是在方法论个人主义下坚守洛克（John Locke）以来的传统：个人不得以生命、身体和全部财产为代价去进行交换。这也就是传统自由主义的最后防线——坚持一个有限权力的政府。
　　当一条自由界线划定之后，理论上公权力与私领域行为应是井河不相犯。然而，这条以文字定义的界线并不像地理疆域那么明确，在实际运作时常出现模棱两可的灰色地带。再加上学者间的诠释差异或人性上的容忍与偏见，政府(包括行政和官员和立法议员)会有意无意地越过这条界线去侵犯人民的自由。由于边际侵犯的损失远不如放下手边工作去抗议的成本高，多数人民对政府轻微的越线行为常采取容忍与不计较的态度，这让政府稳稳地占领刚夺取的新疆域，让原先划定的自由界线往右移动。虽然私领域的自由范围缩小了，但经过一段时日，就像慢慢加热活煮青蛙的寓言，青蛙会习惯缓缓上升的温度，逐渐地接受“新的”自由界线。等到大部分人接都接受新的自由界线之后，政府就可以进行下一波的边际侵犯行动。奥派以文化演进的边际改变来看政府对自由的侵犯过程，深知自由的脆弱而以极为严峻的态度捍卫自由界线的不可侵犯，也因此常遭误解甚至扭曲为不可通融的基本教义派。
　　极权政府固然不会尊重人民在私领域的自由，民主政府依旧容易利用多数决立法侵犯个人的自由。历史上，极权政府喜爱借重哲学家和其正义理论去论述政府侵犯自由的合理性，而民主政治也偏爱将所有的政治责任推给全民共同决策。为了避免人类理性的滥用，奥派指责这类自负心态有如撒旦企图凌越上帝的能力。他们从人类的制度成就来呈现人类理性及个人知识相对于文化演进过程的微小，藉以作为限制政府权力的论述基础。于是，政府权力被要求不能妨害到制度的文化演进过程，包括市场、货币、语言、司法、宪政等的自然发展。当然，这种对文化演进过程的信赖态度，也使得奥派常被称为不可知论者或是神学论者。
　　(2) 道德与文明
　　人文与社会学界往往批评经济学家只知道效率而不知人间的公平、公义、正义 (以下合称公义)。甚至有人认为二十世纪出现的罗斯福新政和福利社会，就是对经济学最严厉的批判。经济学家如何面对这方面的指责？新古典学派在这方面是毫无对抗余地，不是将这方面的议题交给了极具社会主义色彩的K. J. Arrow和 A. K. Sen，就是承认经济分析之外同时还有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的分析面向。
　　奥派并不把问题局限在经济分析，也面对公义问题。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派主张经济效率，奥派是以“交易机会的扩大”来评价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Kirzner (1989) 认为交易利得除了是评价制度的基本判准外，也回答了公义问题。如果我们把焦点放在企业所创造的交易利得，并以“企业家”称呼该企业的经营者，那些交易利得就是企业在企业家的经营下所创造的利润。Kirzner认为利润分配必须根据古典自由主义提倡的财产权植拓 (homestead) 法则来运作，否则企业家就失去创造交易机会的诱因。没错，利润分配之后是会累积；若分配不平均，则累积之后就形成财富分配不公的社会。但是，分配法则和利润创造是植拓法则的一体两面，丢掉分配条法则，也就等于丢掉利润的创造；没有利润创造行为，也就不会出现交易利得。因此，除了植拓法则之外的其它的分配法则，即使号称是最公义的John Ralws分配法则，由于无法有效诱使企业家进行创造，其要求的分配对象也终将面对一般社会主义下的困境：没有新的交易利得可供分配。
　　除了公义之外，哈耶克认为经济理论应该考虑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问题。人类文明可以界定为：人类欲望的不断开发和满足欲望成本的不断降低。经济制度的判准便在于哪种经济制度能够允许人类拥有更高成就的文明，也就是更丰富的欲望和更低的实现成本。如果就市场机制和计划经济加以比较，明显地，市场机制所能开展的人类文明远非计划经济所能望背。
　　7. 奥派经济理论的新发展
　　本文最后将讨论几个奥派值得发展和正在发展的经济理论；不过，要明确指出这样的议题必须仅慎，因为议题本就随学派的关注点而不同。譬如前节提到的资本理论，新古典理论用以探讨经济成长，马克思理论用以分析社会分配，而奥派则较关心知识理论。另外，奥派是否需要福利经济学理论和厂商理论也是有争议的。 因此，本节只讨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转轨理论以及全球化下的交换秩序理论。
　　(1) 经济体制的转轨理论
　　1940年代是西方社会主义崛起的时期，由于西方社会基本上是自由经济，奥派的重心便在放在批判社会主义。不幸地，奥派在这场战斗中因遭误解而失利，随后沉寂近三十年。在这段期间，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集权政府，推行中央控制的计划经济，直到1990年代才瓦解。计划经济的失败让济学者重新省思奥派经济理论，希望找到重建经济和社会的理论。较遗憾地，奥派学者虽然深信计划经济必定失败，却未能在这段期间发展出一套由计划经济转向自由经济的理论，也就是大陆所称的“转轨理论”(台译：转型理论)。
　　中国大陆摆脱计划经济的尝试可上推到文革时期。费孝通 (1987) 认为最早发生经济转轨的苏南乡镇企业是趁着文革混乱时发展出来的，可以说是完全自民间长成出来的产权制度。由于“产权公有”一词存在着宽广的解释空间，这也就让大陆经济学者在第一波的经济转轨讨论集中焦点在公有与私有财产权的混合制度上。时机上巧逢寇斯 (Ronald Coase) 和诺思 (Douglas North) 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一时之间，经济制度的转轨问题几乎就等于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大陆的应用问题。但随着经济的继续成长和市场的蓬勃发展，学着们逐渐了解到市场所蕴藏的发现机制。再加上国营企业改造时遭遇的重重困难，私有产权的不可替代性开始凌驾混合产权的可行性。奥派经济理论开始受到学界的重视，也引发一些关于制度变革的重要争议，较值得关注的是农地的私有化问题及杨小凯 (2001) 提出的后发劣势的警语。
　　在经济转轨中，农业问题最为复杂。这不仅农民人口众多且贫困，他们的教育程度和对市场机制的敏感度都远不如都市和城镇居民。只要工业化地区的经济成长率长期超过农村，政府便会陷入是否补贴农业的两难：补贴则政府财政负担沉重，不补贴则农村青年不断流失。从奥派观点看，发挥农民潜在的企业家精神是唯一能跳出这两难的作法。然而，农民尤其是农家子弟在发挥企业家精神时，往往需要创业资金的配合。De Soto (2000) 指出：农村地价虽然不高，但若能抵押贷款，透过原始的金融运作也是可以聚集可观的资金。如果农地还继续维持公有制，农民虽有企业家精神也是动弹不得。同样地，对于杨小凯和林毅夫(2002) 的论战中，奥派则认为问题不在制度或技术改革的先后。技术的有效运用不可能长期仰赖政府的指导，它们就像人力和资本一样地，也必须仰赖企业家对市场的警觉，然后再进行生产资源的整合与生产。反之，要具体落实企业家精神，则必须有流动资金和可取得之技术的配合。换言之，这个争论可以转述成一较容易接受的共识：如何让大陆的生产投入资源，包括土地、资本、企业家精神，能顺利地移转到最有能力利用它们的企业家。只有不断地减少对企业家精神和各种生产资源的移动限制，才能维持中国大陆经济的继续成长。
　　(2) 政治体制的转轨理论
　　台湾虽没有经历全面的计划经济，但1960年代开始的自由化也算是一种不同型态的经济转轨，它让台湾逐步建立自由的经济体系。迈入自由经济之后，政治体制是否就会自动转向民主？虽说经济自由是其它自由的基础，而强大的中产阶级也是推动民主制度的前提，但随着不断富裕的中产阶级却也会随着财富的增加而多有顾虑。政治体制的转型不同于农民革命，因为政治企业家若随意揭起革命大旗势必吓退中产阶级，毕竟参与革命的成本过巨。
　　台湾在经济自由之后，其政治体制转轨到民主的过程接近奥派主张的文化演进。这过程是由国会议员的个人秀开始，逐渐发展成国会殿堂的打群架，然后才走向街头游行、抗议。每一阶段，都可以见到少数政治企业家的作秀行为，他们选择中产阶级所能接受的最小牺牲进行“暴力边缘”的反抗。三十多年的政治发展就像市场演进一样，不时有新的政治企业家推出边际政治改革诉求和改良式暴力边缘行动；原诉求的政治改革逐渐成为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和和习惯；然后新的边际政治改革诉求继续建立在这不断累积的民主政治上。虽然台湾发展出国会殿堂的打群架，却避开了多数国家在争取政治民主的流血冲突。
　　台湾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并未形成类似于南韩的大财团，而是出现一群群的蚂蚁雄兵。他们不仅是台湾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政治民主化的主力。在经济范围内，他们当家作主，安排工人生产，自负盈亏责任；但进入政治民主化之后，他们必须和工人妥协，甚至在政治力量下服从于工人团体的多数选票。因此，在这民主继续深化过程中，台湾社会是否有能力确保经济运作不受政治力量的干扰？是否有能力发展出一套游戏规则有效地限制民主程序的无限权力？如果有幸形成这些规则，其内容是否同于西方历史上所发展出来的规则？西方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是同步发展。他们在发展过程中随时处理两者间的冲突，点点滴滴地累积成经验法则，慢慢地长出有效的游戏规则。台湾是在经济发展成熟之后才开始民主化，中国大陆和其它国家也将会循此路径发展。
　　(3) 全球化时代的交换秩序理论
　　苏联解体后，经济自由和政治民主已成普世价值。几乎同时，科技的快速发展大幅降低了商品的生产成本和流通成本。“全球化时代”便肇因于这制度和技术的双重突破，使得各地商品和生产投入因素能迅速地在各国间流动。原本被切割成块状市场的全球经济，现已紧密地结合成一个“全球大市场”。在此大市场下，各国企业激烈地竞争着。然而，过去的政治疆界并未因全球化而改变，各国政府的权力和经济政策依旧主宰着国境内的经济情势。而各国之上，也没有一个能执行强制权力的世界政府。面对各国政策的冲突，我们会自然地问到：在全球化时代，是否需要一套新的交易规则？ 既然不存在高于国家的强制权力，这套新的规则要如何出现？是否可能依赖现行的世界组织来进行协商，还是让各国政府委派的代表去进行多边协商？或者是交由市场去处理，让它从利益调适中自然地长出新的交易规则？
　　由于全球大市场已经形成，新商品和新产业会很快地就进入完全竞争状态，其创新的企业也很快就达到边际利润为零的境地。为了不断发现新的独占利润，各国政府和跨国大企业无不积极从事创新活动，努力寻找知识上的突破。创新活动多了，出现熊彼德所称的创造性破坏 (creative destructions) 现象的机会也就增加。创造性破坏带来不连续的社会变革；每一次的变革，个人者都被迫进行生活上的调整。调整是需要一段的调适时期，这时间的长短因人而异。当太多的个人无法及时调整，就累积成新的社会问题。当创造性破坏接连出现时，每个人的调适时期都将被压缩，无法及时调整的人数快速提升，社会问题也就愈形严峻。
　　面对这些新的全球性问题，奥派相较于其它学派拥用有较多的理论资源，因为早自米塞斯和哈耶克就开始提倡企业家精神、知识经济、文化演进学说等与当代议题相关的核心理论，而这些理论都是新古典经济学和人文与社会学界普遍缺欠的内容。虽然新世纪的情势对奥派的进一步发展相当有利，但上述学说毕竟都是在五十、六十年前提出的。当时的世界还见不到共产主义世界的形成和瓦解，也没有因特网和计算机所带来的科技突破，更无法想象生命科学或机器人产业对社会的可能冲击。因此，如何继续将这些理论发展得更为成熟是奥派学者最新又严厉的挑战。
　　8. 结论
　　由于缺欠好的教科书，奥派自1970年代复苏之后的成长相当有限。在没有较好的教科初出现之前，本文希望初学者能利用这架构，以及网络上许多奥派网站提供的资源，建立一个自我学习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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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Framework for Learning Austrian Economics Theory
　　Chun-Sin Hwang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Taiwan
　　Email: cs1101@seed.net.tw
　　August 15, 2005
　　Abstract:
　　Due to be lacking in support of sound textbook for freshmen, the development of Austrian School has been rather limited since its revival in 1970s. This paper presents a learning framework for those who hope to study Austrian theory of economics, covering from the basics to recent research topics, with the help from relevant websites.
　　黄春兴
　　台湾 清华大学 经济学系
　　Email: cs1101@seed.net.tw

米塞斯的经济学方法论简析
　　任重道
　　　　[提要]　米塞斯经济学方法论历来被作为先验论的极端表现而不受重视。本文把米塞斯的经济学方法论区分为两个相互联系的层次：一是如何进行经济研究的具体方法，即先验性的演绎方法；二是关于什么才能被算作一种经济学解释的认可，实质上是一种自由主义的社会哲学理论。米塞斯经济学方法论的重点不在于它的先验论立场，而在于她揭示了社会科学中事实性内容和规范性内容之间的互动。
　　　　经过两个多世纪的演变，经济学和哲学已经分化成各自独立的两门学科。尤其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兴起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往往以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为依据，标榜自己是如同物理学一般的经验描述和预测科学，是"价值中立"的，与哲学毫不相干。但是，理论经济学的方法论仍然是经济学与哲学相互沟通和相互影响的一座桥梁。有一些影响深远的经济学家，如米塞斯、哈耶克等，则直接经过这座桥梁，自觉地涉足于哲学的领域，对于社会哲学、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等哲学学科中的基础性理论作出自己的回答，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西方哲学界也有不少学者作出了回应。有鉴于此，我国哲学界也有必要在西方经济学大量传人的今天，把海尔布隆纳称之为"世界性哲学家"的经济学大家的经济哲学思想的研究，提上日程。本文关于米塞斯的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是一个初步的尝试，以求正于学界方家。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著名代表，哈耶克称他为与伏尔泰、孟德斯鸿、托克维尔和穆勒不相伯仲的伟大思想家。作为一个激进的自由放任主义者，米塞斯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国家干预主义。这种立场使他的学说在凯恩斯主义盛行的年代受到人们的冷淡。但是，随着过度的国家干预所造成的社会问题逐渐暴露，米塞斯的学说在西方社会又重新受到重视，在70年代开始的所谓"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危机"中，新奥地利经济学派主要是从米塞斯(以及哈耶克)那里发掘"挽救和重建"经济学的思想源泉[1]。在政治哲学中，在约翰·罗尔斯之后，以罗伯特·诺齐克为代表的"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也从米塞斯那里寻找抵制社会民主主义化了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理论依据[2]
　　　　米塞斯深刻地意识到，他以及他所继承和发展的奥地利经济学派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分歧不仅仅是经济学具体观点的分歧，而且也是它们所建诸的哲学基础的分歧。因此他对经济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研究投入了很大精力，这方面的著作有《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1933)、《理论与历史》(1957)和《经济科学的最终基础》(1962)等[3]。米塞斯认为经济学和经济法则是一门演绎科学，一种先验的、非假设性的真实陈述，"赋予经济学在纯知识界特殊和独立地位的是它的特殊定理不受任何以经验为基础的证实与证伪的检验……经济定理的正确与否的最终尺度，完全在于不借助经验的推理。"[4]然而，奇怪的是，米塞斯的先验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立场却是由他的学生罗宾斯的著作《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1932)而首先引起世人重视的。直到50年代初实证主义和波普尔的学说兴起为止，罗宾斯的这部著作一直被看成是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础教材和指南；米塞斯本人的观点则仅仅被视为它的一种夸张和极端的表现而卑之无甚高论。萨缪尔逊说道："想到过去在经济学中对演绎和先验的论证作用的夸大地宣扬--被福兰克·奈特、被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夸大地宣扬--我对我的学科的声誉感到不寒而栗。幸运的是，我们已经抛掉了这些东西。"'[5]
　　　　然而，姑且不论经济学是否真的能抛掉先验方法，从米塞斯所产生的持续影响来看，米塞斯经济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点不在于它的先验论立场，而在于它揭示了社会科学研究中事实性内容和规范性内容的互动关系。自新古典学派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一般都采取实证经济学的立场，它们认为自由主义的社会理论或政治哲学是掺杂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成分，是严格的科学研究应当剔除的东西。而米塞斯则认为它们是不可分的。一方面，自由主义的规范性内容必须建立在经济学的基础上，"不懂国民经济就不能理解自由主义。因为自由主义是一种应用国民经济，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国家政治和社会政治。"[6]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自由主义作为一种规范性的社会理论，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尽管经济学必须避免直接进行价值判断(根据经济学理论作政策建议是另一回事)，但在元理论的层次上却不可避免地具有规范性内容。
　　　　因此，米塞斯所说的经济学方法论实际上有两个层次：一是如何进行经济研究的具体方法，先验性演绎是其特征。二是关于究竟什么才被算作一种经济学解释的认可，其基础是自由主义的社会理论。正是后者持续地同时影响着新奥地利经济学派和自由至上主义者的性质不同的理论工作。接下来，我们详细分析这两个层次的方法论之间的关系。
　　　　米塞斯认为，经济学是"人类行动科学"(the science of human action)的一个分支。行动(action)和行为(behavior)是两个概念。行为是人的身体的物理过程之统称，而行动则是与行动者的意识不可分的。"行动是目的性的活动，它不仅仅是行为，而是由于价值判断而产生的行为；它指向明确的目的，并以关于特定手段之适合性与否的观念为指导。"[7]行动是有意识的行为，是选择和意志力的行使。因而，行动是人的本质特征，"对人的研究，如果不是生物学的话，就始终是对人类行动的研究。"[8]作为人类行动科学的分支，经济科学是对人类行动及其效果的研究而不是对非人格化的经济变量的数学分析。
　　　　米塞斯认为，经济学的性质决定了实证主义方法对于经济学的不适应。实证主义的本质是泛物理主义，它企图把以物理学为典范的自然科学方法运用于一切领域。在米塞斯看来，这一目标，无异于"取消人类行动科学"。自然科学方法之所以无法研究人类的行动，首先是因为行动是与行动者的目的和价值观念不可分的。"如果不参照价值判断，就不可能对人的行动说出任何东西。""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和认知原则运用于人类行动问题的企图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这些科学没有处理价值评判的工具……价值判断不可能由实验者的观察地位所感知，也不能由物理学语言的基本句子(指描述直接经验或知觉的命题--笔者插注)所描述。"[9]人类行动科学的目的是"理解"行动的意义。这种理解也即是狄尔泰和韦伯所定义的理解，即对行动之主观意义的理解。"理解涉及的是价值判断，涉及的是目的的选择以及借以达成这些目的之手段的选择，涉及的是对行动结果的评价。"[10]
　　　　米塞斯认为人类行动科学有两个分支：历史学和"人类行动学"（praxeology或praxiology）。历史学是关于人类行动的理解性的经验科学，而人类行动学则是关于人类行动的先验性的演绎科学。对经济现象的解释不能离开历史学的研究，但经济学理论本身则属于人类行动学。使得经济学成为一门严格科学的并不是多少带有推测性的理解，而是一种严格的逻辑演绎。经济学法则不是经济归纳的结果，而是从不依赖于具体经验而不言自明地呈现于人类心智中的公理逻辑演绎的产物。这个公理即"行动范畴"（category of action），它包含了我们赖以理解具体行动经验的所有结构性要素，如目的和手段、偏好和无谓、收益和损失等等。它比具体经验更具有一般性，更加可靠。同公理具有先验性和真实性一样，在借助附加的、以经验为根据的，而且可以证实的假设前提下，所有直接或间接地从公理演绎和推导出来的经济法则也具有先验性和真实性。
　　　　米塞斯的公理演绎方法对于建构一个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是否可行，不是这里所讨论的问题。这里所要指出的是，米塞斯的先验论主张有其独特的哲学意义。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实证主义立场不但是一种"泛物理主义"；同时，在有关经济学知识的意义问题上，它又是一种波普尔式的证伪主义。用萨缪尔逊的话说，经济学的目的是导出"在操作上有意义的原理"，而"对于有意义的原理我只不过是指，如果只是在理想的条件下做出关于经验资料的假说，那么可以想象这个假说会遭到反驳。""事实上，从操作意义上来说我们的理论是没有意义的，除非它的确暗示了对可观察的量的某种限制，可以想象，通过这样做它可能遭到反驳。"[11]只有这种知识才能提供对经济过程的科学预测。而米塞斯则认为，经济法则事实上不依赖于经济事实的证实或证伪，它没有预测性价值，然而却不能由此说它没有意义。经济法则作为人类行动的一般结构，其意义在于提供了我们赖以理解经济现象的"必要真理"。理解科学和演绎科学是一种互补的关系。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科学，是演绎性的，但经济科学的总目标则是理解人类行动及其结果。
　　　　以上的分析说明，米塞斯的先验认识论是服务于一个更为深刻的立场的，即经济学是旨在理解人类行动的科学，而不是预测和操纵经济生活的科学。但为什么说经济学的目的是理解而不是预测和操纵呢?米塞斯认为，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总是不可避免地预设着一种社会哲学或社会理论，对社会的存在和运作方式作出理论说明。关于社会的存在方式，米塞斯认为一种常见的错误是把社会当作一种实体性的存在。在他看来，社会只是个人之间的合作，必须还原为个人的行动。"诸个人行动的特定方面构成了所谓的社会或'大社会'(great society)。但社会本身既不是实体，也非权能(power)或行动者。行动的只有个人。个人的某些行动带有与他人合作的意图。而个人间的合作则产生了由社会这个概念所描述的那种事态。社会并不能脱离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而存在。"[12]社会实在的本质在于诸个体的互动，因此，任何科学有效的对社会实在的分析，都必须回过头来指涉个人的行动，而行动是由行动者主观预期的意义所塑造的。对社会现象的研究最终必须追溯到对个人行动及其意义的理解，这便是与自由主义互为表里的"方法论的个体主义"。
　　　　米塞斯认为，人类经济生活中那些明显的秩序并非人们有意设计的结果，而是诸多并未明确意识到其所做所为会有如此结果的个人的行动之产物。它们是一种"自发性的秩序"(spontaneous order)。自发性秩序的典型例子是货币的使用。货币作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交换媒介，是谁也没打算创造货币制度的许多单个交易者的一系列活动的结果。[13]各种经济的和社会的制度，从简单的分工到高度复杂的市场经济，也同样如此。经济学对经济秩序的解释，必须追溯到产生这种秩序的有意识的个人行动。经济学的研究是对个人行动及其结果的理解和理论重述。自凯恩斯以来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普遍倾向是通过对宏观经济总量的数学分析提供预测和操纵经济过程的理论依据。用凯恩斯的话说，经济学家"的最后任务，也许是在我们实际生活其中的经济体系中找出几个变数，可以由中央当局来加以统制或管理。"[14]而在米塞斯看来，这完全是建立在错误方法论基础上的错误意图。宏观经济总量的分析完全忽视了个人选择和相互预期的作用；而按照社会的愿望统制或管理经济生活，则进一步破坏了经济的自发性秩序。米塞斯并不像古典经济学家那样认为秩序的自发性意味着秩序本身的完美；但是，经济秩序的自发性却意味着必须高度重视个人的选择、行动和预期在经济秩序的形成和运作中的作用。这既是经济学研究的根本性方法(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也是自由主义社会哲学、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规范性主张(尊重个人的经济自主)。
　　　　接下来我以诺齐克和罗尔斯关于分配正义问题的争论为例，简略地分析一下米塞斯的经济学方法论对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影响。关于分配正义，罗尔斯主张"正义即公平"，为确保公平必须实行差别原则，即"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15]而诺齐克则认为正义即维护个人的权利或资格。一种分配结果只要确保每个人获得了其有权获得的份额，是不论平等与否的。[16]由于公平着眼于共时态的人际比较，而权利只对个人的财产获得行为作历时态的考察，公平与权利之间并没有共通的基础。因此，似乎罗尔斯与诺齐克之间的争论不存在客观的标准，像麦金太尔所说的那样是"不可通约的"。然而，从诺齐克的角度看却并非如此。在诺齐克看来，先不论罗尔斯的答案如何，他把分配问题看作关于何种分配结果正当的问题，这本身就是建立在对分配(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之运作方式的错误理解上的。它假设了一种按照某一标准集中、统一进行的分配过程。然而，事实上人们之间的财货分布状态是各个个人分散的行动(原始获得和转让)的结果。对分配正义的考察必须建立在这个事实基础上。因而，恰当的问题就不是什么样的分配结果正当，而是个人在财货的原始获得和转让行动中应当遵守哪些规范性原则。[17]这种研究方法，与新奥地利学派将"探索修正个人决策的方法"作为重建主流经济学的方向[18]的主张是内在相通的。它们的直接来源，即是米塞斯的经济学方法论。
　　　　（作者工作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注释：
　　　　[1] [18] 参见柯兹纳尔《"奥地利学派"对危机的看法》，收于丹尼尔·贝尔、欧文·克里斯托尔编《经济理论的危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2] 参阅诺齐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英文版)，Basic,1974。
　　[3] 三本书的全名分别为：《国民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关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方法、任务和内容的研究》（德文版原名）、《理论与历史--关于社会和经济演变的解释》、《经济学的最终基础--一篇关于方法的论文》。
　　[4] 转引自《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5页。
　　[5] 转引自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4页。
　　[6] 米塞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11页。
　　[7] [8] [9] [10] [12] 米塞斯：《经济科学的最终基础》（英文版），D. Van Nostrand Company, 1962，第34页、38页、48页、78-79页。
　　[11] 转引自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第111页。
　　[13] 参见诺齐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第七节。
　　[14]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08页。
　　[15] 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79页。
　　[16] 诺齐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第七节。
　　[17] 由于诺齐克认为洛克的财产权限制条款（proviso）"留下足够多和同样好的东西给其他人"，是个人（获取财产）行为的一条基本规则（《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第137-182页）。而罗尔斯试图通过正义的"社会基本结构"来消除私有财产条件下影响契约和交易行为的"交易优势"（见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英文版），第23页，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两人思路不同，但在逻辑上却又是等值的
　　

奥地利学派的货币理论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Austrian Economics
by Murray N. Rothbard 罗思巴德　　王文玉 译
　　　　事实上，1912年出版的米塞斯的不朽著作《货币和信用理论》既是奥地利学派的货币理论开始，又是它的结束。[1]米塞斯的基本成就是，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和其他边际主义者建立的边际效用理论应用于货币需求和货币的价值或价格，而边际效用理论本来是为了解释消费者需求和市场价格而建立起来的。从此，货币理论不再与个人行为和效用、供给、需求和价格的一般经济理论分离，也不再孤立地存在于“流通速度”、“物价水平”和“交易方程式”的内容之中。
　　 在把供求分析应用于货币时，米塞斯采用了威克斯蒂德（Wicksteed）的概念：供给是特定时刻一种商品的总存量；需求是增加和持有现金余额的总市场需求，源于不同数量的货币在市场参与者的价值刻度上的排序。威克斯蒂德的概念尤其适用于货币的理由是：第一，货币供给，要么在金本位制下与当前生产相比极其持久，要么由市场之外的政府权威决定；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市场上人们渴望的众多商品中，惟有货币不是为了消费而获取的商品，而是为了日后交换而持有的商品。因此，“需要持有（demand to-hold）”成了适用于分析货币功能的概念，因为为了日后出售而持有恰恰是货币独有的显著功能。米塞斯还能够解释对现金余额的需求，将其解释为每个人的序数价值刻度上边际效用的结果。在米塞斯的分析中，他以他的奥地利同事Franz Cuhel的见解为基础，发展了严格序数的边际效用，彻底清除了效用可度量的错误假设。
　　 和其他商品相比，货币的效用决定每个人对现金余额的需求，即和他将来的支出相比，他的收入或财富有多少以现金余额的形式持有。把边际（序数）效用递减规律应用于货币，并牢记货币的“用途”是为了未来交换而持有，和货币单位的购买力相比，米塞斯含蓄地得到了一条向下倾斜的货币需求线。米塞斯还把单位货币的购买力称为货币的“客观交换价值，”就像常见的供求分析中那样，它是由货币存量和现金余额需求线的交点决定的。在传统的描述中，即一种商品的价格和数量的二维坐标图中，把单位货币的购买力放在y-轴上，把货币数量放在x-轴上，我们就能够直观地理解这一点。米塞斯以如下方式掩盖了这个分析：他指出，在任意给定的时刻，总货币供给恰好等于那一时刻的个人现金余额之和。在一个社会中，每单位货币都被某个人拥有，从而不可能不成为某个人的现金余额。
　　 虽然为了方便，米塞斯的分析可以用常见的供求分析图表来表达，并用单位货币的购买力代表货币的价格，但惟一地依靠这样一个简化的图表就篡改了这个理论。这是因为，正如米塞斯在一段杰出的分析中指出的那样，他的教导还没有被主流经济理论吸收，单位货币的购买力并不简单指商品和服务的所谓价格水平的倒数。在描述货币作为一般交易媒介的优点和这样一个一般媒介如何在市场上出现时，米塞斯指出，现金单位被用作记账单位，并作为所有其他价格的共同标准，但充当货币的商品本身仍然处于与其他商品和服务的物物交换状态。在货币出现之前的物物交换中，没有一致的“鸡蛋价格”；一单位鸡蛋（比如一打）会有很多不同“价格”：用黄油衡量的鸡蛋的“黄油”价格，用帽子衡量的鸡蛋的“帽子”价格，用马衡量的鸡蛋的“马”价格，等等。每一种商品和服务都有用其他商品和服务衡量，几乎是无穷多种价格。一种商品，比如黄金，被选定充当全部交易媒介之后，黄金之外其余每一种商品将有一个一致的价格，因此我们知道鸡蛋的价格是每打一元；一顶帽子的价格是10元，等等。虽然黄金之外的每一种商品和服务现在有了用货币衡量的单一价格，货币本身却有用其他每一种商品和服务衡量的无穷个价格。换句话说，一种商品的价格是这种商品用其他商品和服务衡量的购买力。在物物交换情况下，如果一打鸡蛋的价格是两镑黄油，一打鸡蛋的购买力就是两镑黄油。一打鸡蛋的购买力还将是十分之一顶帽子，等等。相反，黄油的购买力是用鸡蛋衡量的它的价格；在这个例子中，一镑黄油的购买力半打鸡蛋。有了货币之后，一打鸡蛋的购买力同样是其货币价格，我们的例子中的一元。一镑黄油的购买力是50美分，一顶帽子的价格是10美元，等等。
　　 那么，一美元的购买力或价格是什么呢？它将是一美元能够购买的一大束商品和服务，即这个经济中的各种商品和服务。在我们的例子中，我们会说，对于这个经济来说，一美元的购买力等于一打鸡蛋、两镑黄油或十分之一顶帽子，等等。简而言之，单位货币的价格或购买力将是一美元能够购买的一束商品和服务的数量。因为这一束商品是不同类的，不能用一个一致价格水平数字概括它。
　　 （假定个人对现金余额的需求或个人的价值刻度保持不变），米塞斯还分析了价格如何适应货币数量的增加而上升（即货币购买力下降）。这一分析进一步说明了价格水平这一概念的谬误。依照新古典主义，货币和价格水平不影响各种商品和服务的相对价格。与此不同，米塞斯证明，货币供给增加对市场的不同领域的影响不同，从而不可避免地会改变相对价格。
　　 例如，假设货币供给增加20%。结果不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假定的所有价格都上升20%。让我们假定最有利的情况—我们可称之为天使加百利模型，即天使加百利突然降临人间，一夜之间使每个人的现金余额都增加20%。现在，并非所有价格都增加20%。这是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价值刻度，一个不同的序数效用排序，包括美元和其他商品在其价值刻度上的相对边际效用。随着每个人的美元存量增加，他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数量将会发生变化，原因是这些物品和货币在他的价值刻度上的相对位置会发生变化。因此，需求结构将变化，相对价格和生产中的相对收入也会变化。组成美元购买力的商品和服务束的构成也将变化。
　　 如果天使加百利模型中的相对需求和价格会发生变化，那么，在现实世界中，当货币增加时，它们将发生更大变化。这是因为，正如米塞斯证明的那样，在现实世界中，货币扩张之所以对扩张者有诱惑力，恰恰因为新货币的注入不同于天使加百利模型。政府或银行创造出新货币，这些货币被支出在特定商品和服务上。因此，对这些商品的需求增加，提高这些商品的价格。渐渐地，新货币影响到整个经济的各个方面，增加需求，提高价格。收入和财富被重新分配，有利于最早收到新货币的人，收到新货币较晚的人和根本不收到新货币的固定收入者遭受损失。作为这一货币供给增加的结果，有两类相对价格变化：（1）通货膨胀过程中发生的、从后来收到新货币的人向先收到新货币的人的重新分配；（2）货币供给增加的影响全部释放之后，财富和收入的永久转移仍然继续。这是因为，新的均衡状态将反映因干预性通货膨胀过程而改变了的财富、收入和需求结构。例如，从相对财富和收入意义上说，固定收入阶层永久地遭受损失。[2]
　　 如果单一价格水平的概念是一个荒谬的概念，那么，更为荒谬的是企图度量其水平的变化。用我们前面的例子讨论，假设某个时刻，一美元能够购买一打鸡蛋，或十分之一顶帽子，或两镑黄油。为简单起见，假设只有这三种商品，我们正在描述此时的美元购买力。不过，假设在下个时刻，由于美元供给增加，物价上升，因此黄油的价格变成一美元一镑，帽子十二美元一顶，鸡蛋三美元一打。价格上升了，但不一致，而且关于美元的购买力，我们现在能够说的是四个鸡蛋，或十二分之一顶帽子，或一镑黄油。不允许把美元购买力的这些变化综合成一个平均指数。任何此类指数都是用魔法召来相对价格保持不变的某种商品总体，因此一个总体平均就能够得出货币本身的购买力的一个度量。但是，我们已经看到，相对价格无法保持不变，个人对这些商品和服务的评价更不会保持不变。[3]
　　 就像任何商品的价格趋于一致那样，米塞斯证明，货币的价格或购买力也将在其贸易区域内趋于一致。美元的购买力将在全美国趋于一致。类似，在金本位时代，一单位黄金的购买力在使用黄金的区域内趋于一致。一些批评家指出，一地和另一地之间货币价格差异持续存在。他们未能理解奥地利学派的一种商品或服务的概念实际指的是什么。一种商品不是用其技术性质定义的，而是用其相对于消费者的需求和愿望的同质来定义的。例如，容易解释为什么堪萨斯的小麦价格不同于在纽约的小麦价格。从纽约消费者的角度看，技术上说完全相同的两地小麦事实上是两种不同的商品：一个“在堪萨斯的小麦，”另一个是“在纽约的小麦。”在纽约的小麦，距离其用途较近，是比堪萨斯的小麦更有价值的商品，将在市场上有较高的价格。类似，纽约住宅的租价要高于技术上说相似的俄亥俄乡村住宅的租价。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相同住宅的价格永远不同。纽约的住宅有更有价值和更合意的地点，从而在市场上定价较高。和“位于俄亥俄乡村的住宅”相比，“位于纽约的住宅”是一个不同的和更有价值的商品，因为各自的地点是商品自身的主要部分。在任何时刻，一种同质的商品必须用其对于消费者来说的有用性来定义，而不能用其技术性质来定义。
　　 让我们推广这个分析。纽约的生活成本也许持续高于俄亥俄乡村。这个事实并不否定美元在这个国家各地的购买力趋于一致的趋势。这是因为，两个地点组成不同的商品和服务组合，纽约为消费者提供了极为广泛的商品和服务。纽约较高的生活成本反映的是较大的区位优势的、较为丰富的商品和服务。[4]
　　 在C. Y. Wu的颇有价值的国际价格理论史中，他强调了米塞斯的贡献，并指出，米塞斯的解释符合李嘉图和Nassau Senior传统，他“是第一位清楚解释一个古典教条的经济学家。这个教条是，货币的价值在各地相同。而且，他还证明了，不同地方有相似构成的商品的价格不同，与货币价值的相等并不矛盾。”
　　 [5]指出米塞斯独立于Senior得出了这个概念，然后Wu发展了这个概念在所谓生活成本地区差异中应用。正如Wu指出的那样，“对于他[米塞斯]来说，相信不同国家的货币有不同价值人，没有考虑到经济物品的本质中的区位因素，不然他们就应该理解，所谓的差异就可以用提供的商品质量和需求的商品质量差异来解释。”最后，Wu引用米塞斯《货币和信用理论》中的一段：“商品和货币之间的交换比率处处相同，但人和他们的需要不同，商品也不同。”[6]
　　如果货币的购买力趋于处处相同，那么，如果这个世界同时有多种货币，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经过解释，米塞斯把李嘉图的分析发展为汇率的所谓购买力评价理论，即两个独立的货币之间的市场汇率趋于等于它们的购买力比率。米塞斯证明了，这个分析不但适用于黄金和白银之间的兑换率—无论两者是否同时在同一个国家之内流通，也适用于两个国家各自独立发行的法令货币。Wu解释了米塞斯的理论和稍后由Gustav Cassel阐明的购买力平价理论之间的区别。不幸的是，后者更出名。Cassel的理论忽视了，奥地利学派理论强调地区差异，是为了解释技术上的类似商品的价值差异，而且这顺次补充了更为广泛的奥地利学派和古典立场，即货币的购买力是一束具体商品。与之形成对照的是，Cassel和新古典经济学家把货币的购买力当作一个单一价格的倒数。因此，Wu指出：
　　购买力平价理论的意思是，当“货币的购买力”在所有贸易国都相等时，汇率会处于均衡状态。如果购买力一词指购买商品的能力，这些商品的技术构成和地点都相同，这个理论就变成了不同国家中货币的比较价值的古典学说，而且是一个可靠的学说。但不幸的是，与这个理论有联系的购买力一词有时指一个国家内的一般物价水平的倒数。如此解释时，该理论变成了，均衡汇率等于不同国家物价水平的比率。这是……一个错误的购买力平价理论。[7]
　　 不幸的是，Cassel非但没有改正他的购买力概念中的错误，反而迅速放弃了充分-平价学说，转向一个不同的和极其微弱的观点，即只有汇率的变化才反映购买力的变化，这也许是因为，他希望在该理论的应用中使用度量和指数。[8]
　　 当着手把边际效用理论应用于货币的价格时，米塞斯遇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后来被称为“奥地利学派循环。”简单地说，当一个人把鸡蛋、牛排和鞋子放在他的价值刻度上排序时，他按照消费中的直接用途评价这些物品。这样的评价自然独立于市场定价，并且先于市场定价。但是，人们需要货币，持有现金余额，不是为了直接消费，而恰恰是为了用这些现金余额换取可直接利用的物品。因此，若非货币原先有交换价值，若非它曾经可用于交换其他物品，从而将继续可用于交换其他物品，货币本身是无用的。简而言之，人们需要货币，是因为它原来有购买力。对它的需求不仅不独立于其现有市场价格，而是恰恰因为它已经有用其他商品和服务表达的价格。但是，如果对货币需求，从而货币的效用，依赖于其现有价格或购买力，那么，那个价格又如何能够用需求解释呢？似乎，奥地利学派把边际效用理论应用于货币的努力不可避免地要陷入这个循环陷阱。正是出于这个理由，主流经济学未能把边际效用理论应用于货币的价值，从而消失于多原因（或原因不明）的瓦尔拉斯方向。
　　 然而，米塞斯在1912年提出了他所称回归定理（regression theorem），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米塞斯认为，对货币或现金余额的当前（比如X日）需求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即X-1日的货币有一个购买力。X日的货币购买力取决于X日的货币供给和X日的现金余额需求相互作用，而货币需求又取决于在X日，对于个人来说货币的边际效用。但是，这个边际效用，从而这个需求，有一个必然的历史成分：在X-1日货币有购买力，而且个人知道这种商品具有货币功能，并在未来某日可用于交换其他商品和服务。但是，什么东西决定X-1日的货币购买力呢？再一次，这个购买力决定于X-1日的货币需求和供给，而X-1日的货币需求取决于X-2日货币有购买力的事实。但是，我们是否陷入了一个无穷回归，无法逃出循环陷阱且没有最终解释呢？不是的。我们必须做的是把这个时间回归进行到货币不被用作间接交易媒介，而是纯粹为了其直接消费用途而需要它。让我们按照逻辑回到一种商品，比如黄金，作为交易媒介的第二天。在那天，对黄金的需求部分源于黄金作为货币或交易媒介在此前有购买力。但是，第一天呢？在那天，对黄金的需求再次依赖于黄金此前有购买的事实，所以我们把分析回归到物物交换的最后一天。在物物交换的最后一天，对黄金的需求是对纯粹消费用途的需求，没有涉及此前某日的历史成分。这是因为，在物物交换经济中，对每一种商品的需求都完全源于其当前消费用途，黄金也不例外。在黄金被用作交易媒介的第一天，对它的需求或它的效用中开始有两种成分：第一，它在物物交换经济中有的消费用途；第二，货币用途或充当交易媒介的用途，这个用途有历史成分。简而言之，对货币的需求能够被后递推到物物交换的最后一天，这时，对货币商品的需求中的时间成分消失，当时对货币的需求和货币的购买力的原因能够得到充分而完全的解释。
　　 米塞斯的回归定理不仅充分解释了对货币的当期需求，把货币理论和边际效用理论结合在了一起，它还证明了货币必定以这种方式起源于市场，源于市场上人们逐渐使用原先有价值的某种商品作为交易媒介。货币不可能源于某种社会契约，把原来无价值的某种东西当作“货币”，也不可能突然出现政府的法令货币。这是因为，在那样的情况下，货币商品不可能有先前的购买力，而先前的购买力是个人货币需求中考虑的事情。这样，米塞斯证明了，门格尔关于货币如何在市场上产生的历史见解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概括，而是一个理论必然性。另一方面，虽然货币必定源于作为直接有用的商品，比如黄金，依照回归定理，在这种商品被用作货币之后，其直接用途必须继续存在的理由并不存在。一旦确定为货币，黄金或黄金的替代品，可以失去或被剥夺其直接用途，并继续充当货币。这是因为，前一天的购买力这一历史参照已经建立起来。[9]
　　 在他1949年的综合论著《人类行为》中，米塞斯成功地驳斥了Anderson and Ellis对回归定理的早期批评。[10]后来，J. C. Gilbert 和 Don Patinkin把批评指向该理论。Gilbert断言，该理论未能解释的是，当原有的货币体系崩溃时，新的纸币如何能够被引进。大概，他指的是1923年的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之后German Rentenmark一类的例子。但是，关键是，新纸币不是被重新引进的。黄金和外汇此前已经存在，Rentenmark能够，而且的确经受住了这些先前存在的兑换。此外，它是按照与原有的极度贬值了的马克一个固定关系引进的。[11]
　　 Patinkin批判米塞斯的理由是，米塞斯声称货币的边际效用指货币交换的商品的边际效用，而不是货币持有本身的边际效用。他还指责米塞斯在《货币和信用理论》中的其余部分不一致地持有后一种观点。但是，Patinkin是错误的。米塞斯的货币的边际效用的概念总是指持有货币的边际效用。在回归定理中，米塞斯的重点有所不同，即持有的边际效用自身也以一个先前事实为基础，即货币能够用于交换商品，即基于货币的先前的用商品衡量的购买力。简而言之，要使持有货币有边际效用，商品的货币价格，货币的购买力，必须首先存在，从而需要回归定理摆脱循环。[12]
　　 为了有一个适合数理经济学时尚的、“相互决定”的瓦尔拉斯世界，现代正统经济学已经放弃了对因果解释的探索。Patinkin本人无力地承认了循环陷阱，他声称，在分析市场（“市场实验”）时，他从效用开始，而在分析效用时，他从价格（“个人实验”）开始。以特征性的傲慢自大，萨缪尔森和斯蒂格勒各自攻击奥地利学派为了分析因果关系而意在避免循环性。萨缪尔森退守瓦尔拉斯提出的“一般均衡的概念，其中所有的量同时由有效的相互独立的关系决定，”他将其与用文字写作的经济学家（literary writers）对循环推理的担心对比。[13]斯蒂格勒鄙视庞巴维克“不理解现代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借助联立方程理论提出的）相互决定和均衡的概念。相互决定……因恪守陈旧的因果概念而遭拒绝。”斯蒂格勒还附加了一个暗讽的注释：“庞巴维克没有受过数学训练。”[14]因此，正统经济学家表现出经济学中数学方法的影响。相互的函数决定十分适合数学表述，适用于物理学，它要解释的是没有动机的物体的运动。但是，在人类行为学中，在人类行为的研究中，经济学是得到最详细阐述的部分，原因是已知的：个人的目的。所以，在经济学中，恰当的方法是从作为原因的行动前进到其后果。
　　

(继上)

在《人类行为》中，米塞斯彻底摧毁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概念，发展了奥地利学派的货币理论。要达到那个均衡状态，经济的基本数据—价值、科技和资源—都必须保持不变，而且市场的每位参与者都知道，它们将被永远保持不变。给定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保持不变，该经济迟早会进入不变价格和生产的无限循环，每个厂商都赚取一致的利率（或在某种理论中，零利率）。在米塞斯所称“均匀转动的经济”中，确定性和固定不变性的概念是荒谬的，但米塞斯要继续证明的是，在这样一个固定不变和确定的世界中，无人会持有现金余额。每个人对现金余额的需求都会减少到零。这是因为，关于未来销售和购买，每个人都有完美的远见和知识，根本没有理由持有现金余额。知道在1977年1月1日将支出5 000美元的一个人会把他的货币全部借出，并且恰好在那天被归还。正如米塞斯所说：每个人都准确地知道未来每一天需要多少货币。他可以巧妙地把他收到的所有资金都借出去，使贷款恰好在他需要的日期到期。……当均匀转动的经济的均衡状态最终实现时，不再有人持有现金。[15]
　　 但是，如果无人持有现金，而且对现金余额的需求减少到零，那么，所有价格都上升到无穷，意味着货币交换继续存在的市场的整个一般均衡体系也就土崩瓦解了。

正如米塞斯总结的那样：
　　 在假想的一个均匀转动的经济中，间接交换和货币的利用是默认的……其中不存在有关未来的不确定性，没有必要持有货币。由于货币必然表现为人们持有的现金，故不可能有货币……但是，一个没有货币的市场经济概念是自我矛盾的。[16]
　　 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概念不仅完全不现实，就概念而言，它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那样一种体系中，货币和货币交换无法持续进行。作为这一分析的必然结果，米塞斯的另一个贡献是，证明了不确定性不仅是持有现金余额的众多“动机”之一，而且是决定性的。
　　 此类问题正困扰着主流经济学。Hahn证明，Patinkin的众所周知的一般均衡模型要确定对货币需求的存在性，就必须要求未来销售和购买变动中的不确定性，并要求信贷市场的“不完美”，正如Hahn指出的那样，两者都和一般均衡的概念不一致。[17]
　　 至于货币供给，米塞斯回到基本的李嘉图见解，即货币供给的增加永远不会给社会带来普遍利益。这是因为，至少在一个重要方面，货币从根本上不同于消费品和生产品。其他条件相同，消费品供给增加有利于社会，因为一个或多个消费者的境况会得到改善。生产品的供给增加也是如此，因为生产品将逐渐变成消费品供给增加，生产过程本身就是把自然资源转变成消费者希望的、特定形式和地点的、可直接利用的物品。但是，货币就十分不同：货币不直接用于消费或生产，而是用于交换这些直接可用的物品。然而，一旦一种商品或物品被确定为货币，它完成它能够完成的最大数量交换工作。货币供给的增加并不增加货币的交换服务。发生的事情无非是每单位货币的购买力被增加的货币冲淡了。因此，永远没有增加货币供给的必要，无论是因为商品供给增加了，还是因为人口增加了。给定货币供给，人们通过减少支出，从而增加他们的现金余额的购买力，并进而增加的他们实际现金余额，获得了更大比例的现金余额。正如米塞斯写的那样：
　　 货币提供的服务以其购买力高低为条件。没有人想要持有确定数量或重量的现金。他想要保持的是具有一定数量的购买力的货币。随着市场的运行趋于把货币的购买力确定在使货币供给和需求一致的最终状态，永远不会有货币过剩或不足。每个人和所有个人合在一起总是充分享受他们能得自间接交换和货币的使用的利益，无论总货币量多还是少。货币的购买力变化带来不同社会成员中间财富分配的变化。从渴望借助这样的变化致富的人的角度看，可以说货币供给不足或过剩，而且获得此类利益的欲望也许导致现金-引发购买力变化的政策。然而，货币提供的服务不会因为货币供给的变化而得到改善或削弱。……整个经济中可供利用的货币数量总是足以为每个人保证货币正在发挥的作用和能够发挥的作用。[18]
　　 货币供给保持不变的一个世界类似于18和19世纪的世界，其显著特征是工业革命的成功，增加的资本投资使商品供给增加，这些商品价格下降，生产成本下降。[19]正如著名的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所证明的那样，即使货币和信用的通货膨胀性扩张仅仅抵消长期价格下降，也会造成生产扭曲，引起商业周期。
　　 在压倒性的反对通货膨胀性货币扩张的观点（包括哪些没有在这里详述的观点）面前，当今世界中的通货膨胀趋势作何解释呢？答案在于货币被注入经济的方式，在于它不是按照加百利天使模型进行的。例如，政府并不通过一项法令均匀地使货币供给增加十倍，即不是简单地在这个经济中的每个金钱数字后面添上一个零。在一个不是百分只百的商品经济中，货币供给受政府、中央银行及其控制下的银行系统控制。这些机构发行新的货币，通过支出或将其借给受到优待的债主，将其注入到经济之中。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货币供给增加有利于最早收到新货币者，即政府、银行和它们优待的债主或承包人，收入相对固定的阶层、较晚收到新货币或根本收不到新货币的人遭受实际收入和财富损失。简而言之，货币膨胀是政府、其控制的银行系统和受优待的政治阶层部分地剥夺其他社会阶层的财富的一个方法。那些能够控制货币供给的人发行新的货币，增加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使其他人遭受损失。让政府垄断货币发行和供给，政府将增加货币供给，增加自己的利益，损害没有政治力量的人。一旦我们采用与众不同的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方法，一旦我们认识到，政府不是一个献身于公共利益和一般福利的超人组织，而是一个致力于增进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的由个人组成的组织，那么，作为货币垄断者，政府内在的通货膨胀政策的理由也就十分清楚了。
　　 正如奥地利学派的货币分析表明的那样，制造通货膨胀过程无法无限持续下去，因为政府归根结底不能控制货币的退化速度和购买力的损失。持续的通货膨胀政策的最终结果是失控的通货膨胀和货币总崩溃。正如米塞斯分析的那样，失控的通货膨胀过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第一个这样的崩溃出现在在一个工业化国家之前及其之后），这样的通货膨胀一般以如下方式进行：

最初，政府增加货币供给，而且随后的价格上升被认为是暂时的。这是因为，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那样，通货膨胀的发作常常因一次战争的超常支出为机会，公众假定，战争之后，包括物价在内的情况会回到通货膨胀之前的正常情况。因此，公众对现金余额的需求增加，因为公众在等待预期中的价格下降。结果，价格成比例地上升，并常常大大低于货币供给的增加，而货币当局变得更加大胆。就像法国大革命时期发行的纸币那样，对于面对困难的政府来说，这是一剂万能药：向经济注入更多货币，而价格只略微上升！受表面上的成功鼓励，当局更多地应用表现得如此有效的办法，货币扩张的步伐加快。然而，终于，公众的预期及其关于经济的现在和未来的看法发生重大变化。他们开始明白，不会回到战前的正常状态，新的正常状态是连续不停的价格通货膨胀，即价格将继续上升，而不是下降。接着是通货膨胀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对现金余额的需求不断下降，理由是：“我最好把我的货币支出在现在的X,Y和Z上，因为我充分知道，明年的价格会更高。”价格的上升开始快于货币供给的增加。危险的转折点到来。
　　 此时，人们认为，经济正遭受着货币短缺，证据是，物价上升速度超过货币扩张速度。所谓的流动性危机大规模发生，增加货币供给的呼声更高。正如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Bresciani-Turroni在其对德国超级通货膨胀的权威性研究中写到的那样：
　　 物价上升引起对流通媒介的需求增加，因为对于交易量来说，现有数量不足。同时，国家的货币需要迅速增加……所有的眼睛都盯着德国国家银行。对它施加的压力变得越来越紧急，从中央银行的角度看，增加货币发行似乎是一个解决办法……
　　 因此，当局没有勇气抵抗需要越来越多纸币的人的压力，而且没有勇气面对中断纸币发行必然造成的危机。他们宁愿选择继续增加纸币这个方便的做法，从而使尽可能维持商业活动，但与此同时也是在拖延德国经济的病态。政府按照马克的贬值增加薪水，雇主依次同意继续增加工资，为的是避免争论，条件是他们能够提高其产品价格。……
　　 因此，一个恶性循环被建立起来了：汇兑贬值；国内物价上升；纸币发行量增加；纸币数量的增加时用黄金计算的马克的价值更低；价格上升得更多；等等。
　　 在很长时期内，德国国家银行采用的是宿命论想法，即增加纸币发行是马克贬值的必然结果，认为它的主要任务不是管制发行额，而是为物价上升要求不断增加纸币数量的德国经济做好准备。它尤其投身于大规模组织纸马克的生产。[20]
　　 超级通货膨胀顶峰时期德国货币当局的想法表现为德国国家银行行长Rudolf Havenstein声明：
　　 马克过度贬值自然造成对额外现金的需求迅速增加，而德国国家银行并不总能充分满足这个需求。简单地生产大面额纸币使我们能够把越来越大数额的纸币投入流通。但是，这些巨额纸币几乎不能充分满足迅速增加的对支付手段的需求，它在最近达到了绝对出奇的水平……
　　 德国国家银行的纸币印刷组织运转正在给我们的人员造成最极端的需求。[21]
　　 美国似乎正在进入通货膨胀（1975）的第二个阶段，而且值得注意的是，Walter Heller一类的经济学家已经呼吁，货币供给必须增加，以恢复公众的实际现金余额，切实减轻实际余额的短缺。正如1920s早期的德国那样，被采用的论调是，货币数量不是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因为价格上升的速度正在超过货币供给增加的速度。[22]
　　 通货膨胀的第三个阶段是失控的阶段：货币崩溃。公众惊惶失措地从货币逃向实际价值，任何商品。公众的心理不再是早一些购买，而是立即购买任何东西。公众对现金余额的需求急剧减少到零。
　　 米塞斯和其他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热衷于金本位的理由现在应该一清二楚了。越纯、越不被冲淡的金本位越好。并非这个“野蛮的遗迹”有迷信的吸引力。理由是，受政府控制的货币及其银行系统容易服从不断出现的货币扩张压力。相反，货币当局无法人为地制造黄金供给。黄金只能从金矿中开采出来，像市场上其他商品的供给那样，这是一个有成本的过程。本质上，可供选择的是：黄金或政府。选择黄金而不选择市场上的其他商品，是若干世纪的历史经验，黄金（和白银）是惟一适合充当货币的商品，其理由是每一本货币银行学教课书的第一章阐明的。
　　 有人会批评说，黄金的数量也能增加，而且供给的增加，无论如何有限，也不会给社会带来好处。然而，除了黄金和政府之间的选择之外，还有一个重要考虑：黄金供给增加会增加其非货币用途，这是政府法令货币或银行系统的存款很少有的优点。
　　 关于米塞斯的“货币性的过多投资”商业周期理论，哈耶克和其他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做了大量工作，但相比之下，关于货币理论，除了米塞斯本人之外，几乎没有做什么工作。

有三个不大清楚且相互有联系的领域需要进一步详细阐述。

一个是使货币能够脱离政府控制的途径。最重要的是重返纯金本位。要这么做，首先涉及大幅度提高“黄金的价格”（实际上，降低美元的黄金含量），超过现在的每盎司$42.22的虚假价格；其次，现在的银行存款缩水转换成非货币储蓄券或存款券。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准确价格是多少。最初，米塞斯建议按照市场价格重回黄金，而Jacques Rueff 和Michael Heilperin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按照故意的每盎司$70的双倍价格似乎太离谱。但是，当前（1975年）的每盎司$160的市场价格使故意的高价格和市场价格大大接近了。[23]
　　第二个研究领域是自由银行系统问题，与黄金有关的银行存款100%准备金要求问题。米塞斯的《货币和信用理论》是系统提出银行通过信用扩张来创造货币的最早著作之一。其后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C.A. Phillips著名的单个银行的扩张能力和整个银行系统的扩张能力之间的区别。然而，米塞斯的论点之一仍旧被忽视了：即在一个自由银行制度下，即其中银行受到的惟一管制是严格遵守它们的职责，以标准货币兑换票据或存款，市场的运行阻止银行的货币扩张。挤兑的威胁，加之一个银行的扩张不可能超过一个竞争者，使信用扩张保持在最低水平。也许，米塞斯低估了银行为了促进信用扩张而组织起成功的银行卡特尔的可能性。然而，看似显然的是，在没有一个提供储备和担当最后借款人的中央银行的情况下，很少有银行信用扩张的机会。[24]
　　 最后，米塞斯没有充分说明的一个相关问题是，货币供给这个重要概念的确切定义。在当今的主流经济学中，至少有四个相互竞争定义，从M1到M4。有一点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肯定的：货币供给的定义必须依靠概念自身的内在本质，不能依靠当前流行但有问题的、与国民收入有统计相关性的方法。Leland Yeager对这样一种方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人们熟悉的一个货币定义方法蔑视货币和近期可收回的货币之间的逻辑界线。它寻找最适合统计的定义。这种方法的思路之一……寻找窄或宽地定义的数量，这个量与拟合历史数据的方程式中的收入最密切相关。……但是，如果货币的定义必须因时间和国度而不同，就显得十分笨拙。此外，即使定义得包括近似货币的货币的确比定义得较窄的货币和收入更密切相关，这个事实也不使宽泛的定义具有必然性。这些近似货币的数量也许依赖于货币收入，并依次依赖于交易媒介。……更一般地说，不那么明显的是，为什么与其他某个量最为密切相关的一个变量应该受到高于一切的关注。……在一个海滩沐浴的人数和停在那里的汽车数量的相关程度也许高于它与天气或门票价格的相关程度，然而前一个相关却不像后一个相关那么有意思或有用。消费或投资和国民收入的相关程度也许高于货币数量和国民收入的相关程度。[25]
　　 货币是交易媒介，是市场上的所有其他商品和服务都与之交换的资产。如果一件东西充当这样的媒介，充当市场上的最终支付手段，那么，它就是货币供给的一部分。在他的《货币和信用理论》中，米塞斯区别了标准货币（狭义的货币）和货币的替代物，比如充当额外货币供给的银行票据和活期存款。值得注意的是，在Irving Fisher写于大约同一时期（1913年）的非奥地利经典著作《货币的购买力》中，M仅仅由标准货币组成，而M1由可按照评价兑换为标准货币的银行活期存款形式的货币替代品组成。今天，没有哪位经济学家会想到把活期存款排除在货币的定义之外。但是，如果我们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就会明白，如果一个银行开始破产，其存款不再用作市场上的货币。它们仅仅在一个银行面临倒闭之前才是货币。
　　 此外，以同样方式，M1（现钞加活期存款）比最狭义的定义宽泛，我们甚至能够有更为宽泛的定义，把商业银行中的储蓄存款、储蓄银行存款、储蓄和贷款银行的股份、人寿保险退保解约金值，在公众开始怀疑它们的可兑换性之前，它们都可按照平价兑换成标准货币，从而都被用作货币替代品，作为货币的一部分。M1的热衷者认为，惟有商业银行有力量创造存款，而且它们的存款比其他银行的存款流通更快。然而，让我们假设，在一个金本位国家，一个人有一些金币放在办公桌里，其他的金币放在一家银行的金库里。他家里的金币将活跃地流通，他的金库里的金币流通迟缓，但两者都是他的现金余额的组成部分。而且，如果仍然有人反对把储蓄银行和类似机构的存款堆积叠加在商业银行存款之上，那么，应该注意的是，后者则依次叠加在储备和标准货币之上。
　　 另一个例子将有助于回答一个常见的异议：一个储蓄银行的存款不是货币，因为它不能被直接用作交易媒介，除非兑换成媒介。（这远离一个事实，即储蓄银行正在越来越多地有权发行支票和开设活期存款账户。）假设经过某种突然的观念变化，这个国家的每个人决定在交换中不使用面额五美元的钞票。他们只使用面额十美元和面额一美元的钞票，而且用五美元面额的钞票保持他们的长期现金余额。结果，面额五美元的钞票的流通就会远远慢于其他钞票。如果一个人要支出他的现金余额的一部分，他不能直接支出面额五美元的钞票。为了交换，他要走进一家银行，把它换成五张面额一美元的钞票。在这个假设的情形中，面额五美元的钞票的地位和今天的储蓄存款的地位相同。但是，虽然面额五美元钞票的持有者必须走入一家银行并将其换成面额一美元的钞票，然后才能支出，但肯定没有人说，他的面额五美元的钞票不是他的现金余额或货币供给的一部分。
　　 然而，货币供给的一个宽泛定义不包括不可随时按照平价兑换成标准货币的资产，即任何形式的真正有期限的债务，比如储蓄券、可流通或不可流通的存款单和政府债券。可按照平价兑换的储蓄公债是货币替代品，从而是货币总供给的一部分。最终，就像商业银行准备金被恰当地排除在货币供给之外，充当这些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的活期存款也必须被排除在外。把一个经济中倒置的货币金字塔的基础和成倍增加都包括进去会造成重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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