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要用15年左右的时间从目前的城建面积200平方公里左右、人口450万的城市规模扩张到城建面积800平方公里左右、人口1000万左右的特大城市”----这绝不是"大跃进"时的豪放派言辞,这是当今合肥市领导层作出的战略决策,并在某期<<新安晚报>>头版头条向全社会公布的发展规划……近些年，“好大”、“贪大”、“求大”、“做大”、“夸大”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发展决策意识的“共识与通病”，在传统意义上的“大上海”、“大武汉”、“大广州”的称谓基础上,全国各地几乎同时出现了“大北京”、“大重庆”、“大合肥”、“大石家庄”的提法或口号，地方城市报的头版头条常常是“城市范围扩张”一类的新闻：北京“五环开通六环在建”;广州“将在南沙建设第二个新广州”;武汉“城市新环线即将连接仙桃咸宁孝感”……
　　　　　　
　　　　城市是否越大越好？最早，城市建设的“好大病”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时代至后工业时代，西方社会曾普遍认为，城市的规模体现出一个国家发展和发达的水平。纽约、巴黎、伦敦、东京等特大城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纷纷涌现并闻名于世。然而好景不长，随着二次大战后环境污染、社会治安、文化价值观出现的系列倾斜直至各种“城市病”，一些发达国家开始反思“大城市文明”所带来的“城市危机”，并着手加以解决。依据经济大师霍华德“花园城市”及卫星城的理论，20世纪50年代末，欧美国家纷纷开始在大城市周边地区建立“卫星城”，从“卧城”、“科学城”、“大学城”、“创意产业城”到各类新城，卓有成效地分解分担了大城市居住及就业等方面的压力。
　　　　　　
　　　　在发达国家逐步纠正错误的时候，我们却不幸染上了城市“好大病”，而且病得不轻，造成的一系列负面影响也越来越严重。比如，城市空气越来越浑浊，房价越来越高企，交通费支出越来越沉重，市民浪费在上下班的时间也越来越多，等等。此外，在城市生活的细部层面，老人所熟悉的有轨电车悄悄地消失了，自行车被逼到街角，步行道被临时停车挤压得狭窄扭曲，孩子们的儿童游戏场被工地重重包围，往日洒满阳光的小院却被淹没在邻近高层建筑的阴影中……
　　　　　　
　　　　经过50多年的反思与纠错，欧洲的小城市建设尤为引人注目，它的成功经验表明，“小城市”其实更美好。其一，生活环境更优美。城市小了，排污量就小了，空气可以更清新，河水更清澈，绿地可以达到50%，或者是更多，因为土地本身非常便宜。其二，房价不再高不可攀。这样，大多数人都能购买得起房子，人们的手头将更宽松，拥有多处住宅也不是遥不可及，而房子周围的环境以及设施无疑也可以更舒适、精细一些。其三，社会更和谐。因为城市很小，相关的人士彼此熟悉，不需要太多社交礼节；虽然仍旧存在贫富差距，但是富人很难向周围人表明这种成功，只能买上一辆豪华车。不过这几乎不具有实际效用，因为穿越城市，步行也只要几十分钟。其四，生活依然便利。随着商业的日渐繁荣，大型超市已将连锁店纷纷开设在小城市；也可以在周末搭车到中心城市购物，便利的高速公路使人们在当天就可以返回。没有通火车，但是最近的机场只有几十分钟的车程。
　　　　　　
　　　　上世纪80年代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出版了一部专著《小的是美好的》，文章称“人类需要重新回到“小的天平”，重新衡量“大城市”与“特大城市”带给我们城市生活的质量”！在世界城市之林，中国应走出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城市化之路。因为，提供中国城市化程度的主体要素并非大城市或特大城市，而是遍及中国各个角落的小城市与集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