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特大城市的福利特别高，如优质的医疗、教育资源等，不要说农村，就是中小城市也不具备。如果这些资源都是按照“市价”原则进行分配，谁出价高谁享有，也没有关系。但因为有户籍制度以及背后的社会福利存在，导致这些城市的居民实际上是以非常“廉价”的方式获得这些资源。比如现在一些特大城市的中小学按照就近入学原则分配学位，连考试都免了。医疗也有很多不菲的补贴。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外来的农民工，包括大学生、甚至一些大中城市的居民，也都想挤入这类特大城市。面对这种情况，政策应如何选择？

　　同样的道理，如果特大城市的居民的收入不是“偏高”，而是与其他大中城市、农村一样，民众收入是按其产出贡献“拉平”的(注意：这里说的“拉平”不是指人人的绝对收入完全一样的“平均主义”，而是指与其贡献相适应的相对收入，即收入除以其创造的价值的比例是一样的)，就不存在“人往高处走”，不存在民众想挤破头落户特大城市的问题。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拉平”。

　　一种方式是抬高社会福利，即提高特大城市之外的居民的收入。另一种方式就是拉低特大城市居民享有的福利水平。逻辑上只有这两条路。一说出来，一般民众的心理肯定是反对第二条路。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人性如此。所以在政治可行性上，第二条路难走。

　　但问题是第一条路是否可行呢？第一条路本质上是反市场的，是这些特大城市的ZF注入了很多财政补贴，才使得户籍居民能够以“廉价”的方式获得这些优质的医疗教育资源。也就是说，特大城市的优质医疗教育资源对有城市户籍的居民的定价是“扭曲”的，价值与价格严重脱节。如果在这些特大城市工作的非本市户籍人口，都按照这种扭曲的价格享受这些优质的医疗教育资源，财政能否支撑下来？落户了一批，是否还有另外等候的，一批又一批源源不断地涌入？

　　西方发达国家就是以城市的税收去补贴周边的农村，以此来消除城乡差别。但它们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有相当的财富积累，在一段时间内是能够负担得起的。其次是绝大部分的西方发达国家，即使是人口最多的美国，与中国相比，都是地大物博人少，参与瓜分社会福利的人数较少，所以ZF还能扛得住一段时间。不过，经过多年的瓜分，加上近年来经济危机的影响，西方ZF的财政收入也支撑不下去了。这在日本和欧洲表现得很明显。因为这种政策下，居民得到的收入不是按照其产出贡献获得的，而是ZF靠“劫富济贫”的方式，靠转移支付实现的。这种方式持续多年，最终整个社会的财富还是会支撑不下去。ZF起先还可以借债度日，但最后连债券都发不出去，利息都支付不起，有的不得不以破产收场。美国因为有美元这个国际货币的印钞权，所以比其他发达国家能撑得更久一些，说白了是在透支美元的国际信用而已。

　　反观中国，资源条件本来就不好，地大但适宜耕种的土地少，物博其实谈不上，被人口众多这个大分母一除就半点都不博了。收入和财富的累积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所不足，一算人均就更少。如果走西方发达国家的道路，通过社会福利来填平城乡差异的话，中国ZF的财政很快就会崩溃。口头上说说“公共服务均等化”那样讨好民众耳朵的话当然容易，但实际上做不到，勉强而为只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降低特大城市居民“偏高”的社会福利。由于经济学上所说的规模经济效应，即使由市场自发决定，优质的教育和医疗资源也会集中在特大城市，把它分散到广大的小城市或农村反而是“不经济”的。但谁能享有这些优质的医疗教育资源呢？付费呗，谁付得起谁享有，由市场来决定。现在是ZF人为搞一个“户籍”围墙来决定，围墙之内的人能享有，而围墙之外的人不能享有。这是ZF划分出来的“特权”了。由“市价”来决定资源的分配，看似不公平，其实最公平。穷人怎么办？就像市场会满足不同收入群体的需求，提供不同质量档次的商品一样，穷人会购买质量差一些的而已。每个人享受的商品和服务，由其收入、也就是由其对社会的产出贡献决定，每一元的享受背后都有事先对社会作出的贡献去支撑，这样的享受才能持久。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