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不喜欢阴谋论的,也不喜欢把他人想象得很阴暗.
马克思说过: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
法国人也没把雅各宾派的滥杀怪罪到卢梭头上,(幸好那时候马克思还没生出来)
路是自己选择的,
对一个不会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民族来说,
即便没有马克思,他们还是会把责任推卸到卢梭或者别的什么学者头上

楼上诸位看问题，看得明明白白的，赞。

（1）纵观中国社会历史，我们从学术角度看，搞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但基本内容仍然是新民主主义的东西，因为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仅是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并没有着手搞完新民主主义的建设，现在所作的事情，基本上属于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内容。诸如，保证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并存和共同发展，承认非劳动因素的合法收益等。

例如，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法制就是水火不相容的两个东西，毛**说过，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列宁把“无产阶级专政”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约束而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89页）无产阶级专政是以暴*力*镇*压和阶级歧视为核心——以阶级出身和社会成分来划“政治线”，八代贫雇农、五代丐帮、三代跑码头的和一代二代做工的那些人及其后代是“无产阶级专政”依靠的对象，除此之外，城乡中小商小贩那些人及其后代是“无产阶级专政”团结的对象，城市平民和妓*女*、流*氓*等那些人及其后代是“无产阶级专政”可改造、可教育的和可使用的对象，剩下的那些人及其后代则是“无产阶级专政”*镇*压*和管制的对象，他们属于“黑*九*类”其中包括地*富*反*坏*右*还有知识分子。

再例如，按劳分配，其本质就是平均主义。“按劳”的“劳”字，是指“必要劳动”。这个概念，是李嘉图给出的。
李嘉图说：“如果这时我们有一个不变的标准可以用来衡量其他各种商品的变动，我们就会看到：如果在以上假定的条件下生产，那么这些商品不断涨价的最高限度是与其生产所需的劳动追加量成比例的。除非是生产所需劳动的增加，否则它们就不会有任何程度的上涨。工资的上涨不会使它们的货币价值上涨；也不会使它们相对于任何一种生产所需劳动量在没有增加的情况下、以及所用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比例相同、固定资本的耐久性也相同的情况下，使该商品价值出现上涨。如果生产其他商品所需的劳动有所增减，那么我们己经说过，这种情形一定会立即造成其相对价值的变动。但是这种变动是由于必要劳动量已有所变动，而不是由于工资上涨所造成的。” 详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第23页，《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一章“论价值”。李嘉图解释说：“如果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比例已不同，或固定资本的耐久性已不同，那么所生产的该商品的相对价值，就会由于其工资上涨而发生变动。”——详见：第一卷 第一章，第45页，《第一章附录》

马克思为此指出：“可见，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在这里，单个商品是当作该种商品的平均样品。因此，含有等量劳动或能在同样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来的商品，具有同样的价值量。一种商品的价值同其他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的比例，就是生产前者的必要劳动时间同生产后者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比例。‘作为价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详见《马恩全集》第23卷第53页。

全部问题的要害在于，劳动量不是以“时间”作为计量单位的！在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劳动量=8小时/日已是一个常量（注：马克思时代：劳动量=10小时/日）每个工作日都一样的，但实际做出的贡献量却不一样，因为计量标准是人的工作效率即劳动生产率，而不是工作日。工作日已转化为一个常量，成为贡献量的“时间维度”。由于人的劳动生产率及相应的使用价值的质量与数量（贡献量）是不一样的，所以纯粹的时间量既无法解释劳动数量的集聚，也无法解释劳动质量的评价。必要劳动一旦成为一种抽象概念，它将走向以“工龄长短”为分配劳动成果的价值尺度——平均主义。

“价值”这一概念，说到底就是“贡献”。也就是说，在人类社会通过生产使用价值以满足自身需求之际，谁做出的“贡献”大，谁付出的“贡献”多，谁就应当获取相应一份。“贡献”就是指人们在生产使用价值过程中各自所起的不同作用、不同职能、不同地位和不同性质的总称谓。价值不仅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有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即满足社会需求与使用价值的数量及质量的关系，斯密早就指出了这一点，而马克思却将价值仅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使用价值的数量及质量上丰沛程度，才是决定人们满足感和幸福感的最根本的东西，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详见：附件一《于光远写给人民日报的意见信.》
        
     人民日报出版社：
            读了贵报五月五日：按劳分配一文，我有不同的观点想与贵报交流，我认为改变按劳分配的制度不一定就是破*
       坏*社会主义制度，在马克思的所有著作中，并没有明确地提出这样的观点。

                                                                                于光远
                                                                      于北京大学 五月六日。



待续。

（2）马克思多次申明，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演进过程，其中社会生产力发展阶段是逐次递进的，也是无法跨越的，而生产关系却是可以在局部进行适量调整的。例如，1957年发现中国西南边陲有一个少数民族叫苦聪族，他们生活在云南金平县的者米拉祜族乡境内，属于原始社会形态。1959年民主改革前的西藏，是一个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落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 但新中国成立后，其生产关系随之变化了，共同进入新民主主义发展阶段。

1949年《共同纲领》和1954年颁布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承认社会所有制结构存在着多种经济成份：国家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和资本家所有制四种。另外还规定了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这就是说，无论叫新民主主义还是叫社会主义，名头不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必须立足于50年代中期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这一物质技术基础之上搞经济建设。我记得1972年河南文革进入尾声，一个叫“刘革命”的造反派头子进入河南省革委会任副主任（相对于副省长）。我认为，他出生时爹妈给他起的名字肯定不叫“刘革命”，他在文革期间改了名字。这个名字改得好呀，谁若反对他本人，就是反“革命”嘛！中国人太重视“正名”了，往往忽略了“脚踏实地”的那个“实”字和“求真务实”的那个“务”字。

今天看来，30多年的改革开放，其中有许多内容是在“补课”，补得是新民主主义建设这一门课，补得是扎扎实实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门课！生产关系可以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予以适当调整，但对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无论谁，无论哪一个社会政治集团或政治化组织，都无法进行“调整”的。你无法扯着自己的头发升上天的。

新中国成立后，无论叫新民主主义还是叫社会主义，均面临“三和”问题，所谓“三和”，指的是“民族和睦”、“全国和解”和“社会和谐”。没有这“三和”作为必要基础和前提条件，你搞什么经济建设，都无法搞好，也搞不好的。

其实，补课也是一种发展。中国经济学理论也需要适时进行补课，补上中国基本国情这一课。胡**和习**多次强调，党建工作中最重要的是理论建设，现在我们最缺乏的就是一整套关于正确指导中国社会实现现代化的理论体系。由于没有一整套的理论体系作为行为指南，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有人说，我们不是有一整套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吗？其实，马克思的经典理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国家而言，许多结论和观点并不适合中国基本国情。今天，无论叫新民主主义还是叫社会主义，基本上与马克思的经典理论，没有多少关联，这一点，大家看得都很清楚。

马克思为了让英国工人阶级读懂他的书，他把许多现象进行高度抽象，将复杂问题予以精炼和简化。但是，对于英国这样的阶级分化比较简明的岛国，地域狭小，生产力发展均衡，经济成分单一的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可以是精简的，但是对于中国如此辽阔面积，生产力发展极不均衡、人口众多、经济成分十分复杂的国家，就无法精简地用抽象理论进行指导。例如资本家有两种含义，其一是指其作为资本的食利者的含义，其二是指其作为企业经营者的含义。熊彼特曾指出，作为食利者的资本家，其收益仅占全部利润的百分之十；而剩余的百分之九十都是其作为企业经营者的合法收益。也就是说，如果全体资本家都成为食利者阶层，那么他们早就被历史淘汰掉了，不可能生存到今天这一步的。周其仁在《邓**做对什么？》一文中提出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社会主义经济非要把资本家连同创业精神、市场判断力、组织和协调生产的能力一起抛弃呢？”【注1】

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撰文的东西，大多是“空对空”，缺乏“地对地”的内容。干巴巴的若干条理论观点或结论，反反复复地说来说去，重复了上百遍，甚至上千遍，你若说他们没有实质内容吧，可是他们就是不承认，他们为了这个“不承认”，又一次地重复性地对你说上一遍；你若说他们确实有实质内容吧，可是你反复地看来看去，却找不到任何具有现实意义的东西。例如，如果说无产阶级专政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那么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本质，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按劳分配，按劳分配的表现形式，无产阶级专政的表现形式以及如何实现按劳分配；如何搞好无产阶级专政，等等，这就要结合中国经济建设的实际情况加以详细说明，甚至要举出实例加以证明。如果仅喊几句口号，就是马克思主义，那也是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

说实话，今天在意识形态上再次强调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我们到现在仍未找到一整套被实践检验的正确理论，也就是说，中国化的经济建设理论仍未确立，只有先拿马克思的经典理论填充一下，多多少少管点事。


【注1】
周其仁先生在芝加哥大学“中国改革30 年讨论会”上的发言——《邓**做对了什么？》

（3）马克思说：“可能会有人这样认为，既然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来决定，那末一个人越懒，越不熟练，他的商品就越有价值，因为他制造商品需要花费的时间越多。但是，形成价值实体的劳动是相同的人类劳动，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体现在商品世界全部价值中的社会的全部劳动力，在这里是当作一个同一的人类劳动力，虽然它是由无数单个劳动力构成的。每一个这种单个劳动力，同别一个劳动力一样，都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只要它具有社会平均劳动力的性质，起着这种社会平均劳动力的作用，从而在商品的生产上只使用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马克思讲了三个要点，一是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这二重属性，其价值是由生产者所耗费的劳动量来决定的；二是生产者所耗费的劳动量，既可以认为是一种“与众不同”的个体的私人劳动力的耗费，也可认为是一种“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由此产生出“劳动力性质”与“劳动力本质”之间的区别；三是什么叫作“在这里是当作同一的人类劳动力”呢？是说“人类劳动力，它是由无数单个劳动力构成的”，而构成人类劳动力的基本单位则是无数单个劳动力。在整体“人类劳动力”这一宏大的建筑结构中，正是因为“无数单个劳动力”各自具有的地位，所起的作用，所发挥的职能，所做出的贡献以及它们所表现出来的性质均有所不同，所以，需解析出它们的“共同点”，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不否认。

在“无数单个劳动力”之中解析出它们的“共同点”，仅是马克思为“抽象劳动”打论证基础的东西，以便引出“社会必要劳动”这一核心概念。马克思认为，在个人的劳动力之间，虽其性质和作用各有不同，但本质却是“同一”的，都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假如从“人类劳动力”这一角度看问题，从“人类劳动力”这一高度往下看，去看芸芸众生——无数的单个劳动力的话，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每一个这种单个劳动力，同别一个劳动力一样，具有社会平均劳动力的性质，起着这种社会平均劳动力的作用，从而在商品（价值）生产上只使用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也就是说，在商品生产上的任一种单个劳动力，当它具有社会平均劳动力的性质及其作用时，其劳动性质就是社会必要劳动，其劳动量就表现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注：隐含一个假设，即劳动力的性质和作用可以“社会平均化”）

显然，马克思运用的是“社会平均化”的古典式的经济学思想。该思想在马克思时代是“与时俱进”的先进思想了，但是在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思想也许过时了。现代经济学思想早已抛弃了“社会平均化”的思想，而以“框架结构化”的经济学思想来替代它。或则说，马克思通过“社会平均化”的方法，将商品价值决定的多元因素“抽象”为一元因素，统而括之，概而论之。但是，“社会平均化”的方法，是受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制约的，超出限制就会走向谬误。

打个比方，众所周知，天气预报是一件比较难做的事情，因为影响天气的因素是多元的，其中每一个元素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大概有温度、湿度、气压、降水量、风向、风速、大气环流、日照度、地温……之多，这些气象基础数据的采集都是在观测场地完成的，通过空气动力学和其他科学进行建模和超级计算机的计算，才能准确预报近期气象变化趋势，准确率达到70%以上就相当满意了。如果，我们将天气预报比喻商品价值生产，那么我们就须确定影响和决定商品价值的因素到底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显然，影响和决定商品价值的因素是多元的，而非是一元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作为“一元论”，它是建立在马克思本人对“无数单个劳动力”进行高度抽象的基础之上而形成的“共同点”，在无数的单个的劳动力的基础上，推导出它们的“共同点”——都“具有社会平均劳动力的性质，起着这种社会平均劳动力的作用”。这种推导是不成立的，其理由很简单，那就是：劳动力的性质和劳动力的作用，....包括劳动力的职能和劳动力的贡献等等，它们是以社会化分工为基础的，表现为独立的生产要素，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具有不同的职能、作用和性质，它们不可能“社会平均化”的！（注：谁见过，把不同性质和作用的二个东西——“社会平均化”的？）

政治经济学的“抽象”，不同于哲学的“抽象”，政治经济学的“抽象”是一种相对的、有限定条件的抽象，哲学的抽象是绝对的，无限制条件的抽象。马克思首先是抛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前提条件，撇开由分工、产权、市场、交换、货币、供需以及资源配置比例等方面构筑的社会经济结构，撇开各种生产要素及其构成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把上述因素“还原”无数的单个的劳动力，然后在这一基础上，对“无数的单个的劳动力”进行哲学抽象，尽管马克思在“无数的单个的劳动力”的前面加上一个前缀“商品生产”，但明眼人都明白，商品生产所需“无数的单个的劳动力”，早已独立地表现为资本、土地、科技、管理以及活的个体劳动力等各种不同形态的生产要素了。如果说，在某一种社会经济形态中各种不同形态的生产要素都被“还原”为“无数的单个的劳动力”之和，即一个社会劳动力的话，那么，我肯定地说，那个社会经济形态一定是原始社会。正是由于马克思把商品生产所需各种不同形态的生产要素“社会平均化”了，但这样一来，社会经济形态就不再是商品经济形态了，演变为“鲁滨逊式”的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了。正如马克思所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正是今天的“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的一种历史的更高级的再现（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注1】

我认为，马克思经济学观点，受其哲学观点影响太大。马克思的经济学是以其哲学先验论为基础的，而不是以客观的、缜密的、实际考察社会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在他本人对“商品生产所需的无数的劳动力”做出“抽象”之前，他本人就已先验地认为，未来社会一定是人类早期的原始社会在更高级别上的一种再现。所以，马克思就根据这一先验性的哲学认知，把商品生产所需的各种不同的生产要素，统统抽象为“具有社会平均劳动力的性质，起着这种社会平均劳动力的作用”的无数的劳动力了。经100年来的历史时间和社会实践证明，马克思的“社会平均的劳动力”，不是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有益的继承，也不是“与时俱进”，而是一种倒退——是以“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去解释现实的商品生产的价值根据。为此，按照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一元论”思想去搞经济建设，根本就做不好，也不可能做得好。

经济学思想必须遵循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常识性规范，否则要撞墙的。例如，一个交响乐团，从演奏的指挥到鼓手，都是乐队成员，本质上是演员，在一场两小时的音乐会上，他们只不过是各自发挥的职能、所起的作用，所处的位置、所具备的性质、所做出的贡献以及所承担的责任各有不同，这叫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也就是说，两个小时的音乐会是既定的时间表，尽管各自实际演奏的具体时间有长有短，但这不会成为评价每一个乐队成员演奏价值大小的客观标准，因为评价每一个乐队成员演奏价值的客观标准，在他们演奏之前就已被决定了，而决定这一演奏价值的客观标准就是整体交响乐队所遵循的铁一般的规律——对演奏曲目的理解，乐器结构，演奏水准及其音效要求等等。如果，该交响乐团作为文化产业的一个整体劳动力，若依照马克思“社会平均化”的观点来看，那么该乐队中“每一个这种单个劳动力，同别一个劳动力一样，具有社会平均劳动力的性质，起着这种社会平均劳动力的作用，从而在（文化）商品（价值）生产上只使用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让人感到像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今天大凡较为复杂一点的事物，大都是由多种因素共同构成的，大多是多元的，很少有一元的，尤其是将事物的内在联系的多元因素“抽象”为一元因素，那就更不行，特别是关于经济学的有关范畴，例如价值范畴，多元论比起一元论要好一些，事实上亦是如此，在这“多元论”的价值范畴上，要讲综合平衡，讲协商沟通，讲合作发展，讲优化配置，讲平等互利，讲集思广益等等，目的就是一个，使经济学做到“与时俱进”，运用经实践检验的正确理论去指导实践。


【注1】
马克思说：“这种种形式恰好形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因此，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xiaxt注，“其他的生产形式”——其实就是“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既然政治经济学喜欢鲁滨逊的故事，那末就先来看看孤岛上的鲁滨逊吧。不管他生来怎样简朴，他终究要满足各种需要，因而要从事各种有用劳动，如做工具，制家具，养羊驼，捕鱼，打猎等等。关于祈祷一类事情我们在这里就不谈了，因为我们的鲁滨逊从中得到快乐，他把这类活动当作休息。尽管他的生产职能是不同的，但是他知道，这只是同一个鲁滨逊的不同的活动形式，因而只是人类劳动的不同方式。需要本身迫使他精确地分配自己执行各种职能的时间。在他的全部活动中，这种或那种职能所占比重的大小，取决于他为取得预期效果所要克服的困难的大小。经验告诉他这些，而我们这位从破船上抢救出表、账簿、墨水和笔的鲁滨逊，马上就作为一个道地的英国人开始记起账来。他的账本记载着他所有的各种使用物品，生产这些物品所必需的各种活动，最后还记载着他制造这种种一定量的产品平均耗费的劳动时间。鲁滨逊和构成他自己创造的财富的物之间的全部关系在这里是如此简单明了，甚至连麦·维尔特先生用不着费什么脑筋也能了解。但是，价值的一切本质上的规定都包含在这里了。现在，让我们离开鲁滨逊的明朗的孤岛，转到欧洲昏暗的中世纪去吧。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人了，人都是互相依赖的：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和牧师。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但是正因为人身依附关系构成该社会的基础，劳动和产品也就用不着采取与它们的实际存在不同的虚幻形式。它们作为劳役和实物贡赋而进入社会机构之中。在这里，劳动的自然形式，劳动的特殊性是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而不是象在商品生产基础上那样，劳动的共性是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徭役劳动同生产商品的劳动一样，是用时间来计量的，但是每一个农奴都知道，他为主人服役而耗费的，是他本人的一定量的劳动力。缴纳给牧师的什一税，是比牧师的祝福更加清楚的。所以，无论我们怎样判断中世纪人们在相互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人们在劳动中的社会关系始终表现为他们本身之间的个人的关系，而没有披上物之间即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外衣。要考察共同的劳动即直接社会化的劳动，我们没有必要回溯到一切文明民族的历史初期都有过的这种劳动的原始的形式。这里有个更近的例子，就是农民家庭为了自身的需要而生产粮食、牲畜、纱、麻布、衣服等等的那种农村家长制生产。对于这个家庭来说，这种种不同的物都是它的家庭劳动的不同产品，但它们不是互相作为商品发生关系。生产这些产品的种种不同的劳动，如耕、牧、纺、织、缝等等，在其自然形式上就是社会职能，因为这是这样一个家庭的职能，这个家庭就象商品生产一样，有它本身的自然形成的分工。家庭内的分工和家庭各个成员的劳动时间，是由性别年龄上的差异以及随季节而改变的劳动的自然条件来调节的。但是，用时间来计量的个人劳动力的耗费，在这里本来就表现为劳动本身的社会规定，因为个人劳动力本来就只是作为家庭共同劳动力的器官而发挥作用的。最后，让我们换一个方面，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xiaxt注：“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在这里，马克思混淆了“性质”与“本质”之间的区别。例如：人的头脑，手脚、四肢、躯干和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及触觉等，都是人的劳动力的生理器官，失去它们都意味着丧失劳动力，所以它们在本质上是同一的，都是个人在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力。但是它们在劳动过程中所具有性质及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同时它们所发挥的职能也是不同的。同理，若按照马克思设想的商品生产的“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的话，那么在社会分工基础上，哪一些人的劳动力被当做“社会劳动力”的“手和脚”？哪一些人的劳动力被当做社会劳动力”的“四肢和躯干”？又有哪一些人的劳动力被当做“社会劳动力”的“头脑和感觉器官”呢？显然，不论是个人的劳动力，还是社会劳动力，均不能手脚不分，脑袋屁股不分，在此情况下大家都愿当“头脑”，谁也不愿当“手脚”，这看起来仿佛合理但确实又很荒谬。所以，老马的“一个社会劳动力”的价值观，所含空想成分太多。为此，马克思也一再强调，未来社会须先消灭社会分工及弊端，在此基础上，实现“人人都可半天推车搬砖，半天做建筑工程师”，更是空想）。在那里，鲁滨逊的劳动的一切规定又重演了，不过不是在个人身上，而是在社会范围内重演。鲁滨逊的一切产品只是他个人的产品，因而直接是他的使用物品。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仅仅为了同商品生产进行对比，我们假定，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在那里，人们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详见：《马恩全集》第23卷第93页-95页。

（xiaxt小结：马克思：“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看来，老马的哲学先验论已初露端倪。老马所说的“劳动时间”，是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老马所说的“各种劳动职能”，市场经济条件下，指得是生产所需的各种不同形态的生产要素；在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指的是生产所需的各种不同的单个劳动力的职能、性质和作用。——在这里，老马把简单商品生产所需的各种不同的单个劳动力的职能、性质和作用，先说成是“无数的单个劳动力”，有意地抹掉它们各自具有的职能、性质和作用，然后再把“无数的单个劳动力”抽象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劳动力。最后在此基础上，推导出：其中每一个劳动力，都具有社会平均劳动力的性质，起着这种社会平均劳动力的作用，从而每一个劳动力的耗费即劳动量都可以使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由于老马已事先抹掉了“无数的劳动力的社会平均化”这一问题的制约条件，老马就可以带着我们从问题的始点又转回到始点，即从单个劳动力又转回到单个的劳动力，兜了一个大圈子，实质内容没有任何改变。但这个圈子不白兜，戏法不白做，当我们又重回始点后，我们发现：劳动力耗费，即劳动量上凭空多出一样东西——“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就是老马为我们“编出来”的，或者说是“变出了”的那个东西。《圣经》新约说道：“那么，凯撒的，就应归还凯撒；天主的，就应归还天主。” 当然，“各种劳动职能”仍旧依照它的生产力属性，而不是依照老马的个人意志，顽强地将“生产所需的各种不同的单个劳动力的职能、性质和作用”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各种劳动职能”仍旧顽强地表现为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种不同形态的生产要素——凯撒的，归凯撒嘛；但是，在老马的哲学世界里，在老马的空想社会主义范围内，老马坚持认为，“劳动即是劳动力的使用”——详见《资本论》第一卷。由此看来，老马的“劳动力及劳动”的定义仍然停留在原始社会生产方式之中。换句话说，我们早已知道：劳动力本质上就是生产力，唯有先进生产力才能体现出其价值意义！而面临淘汰的落后生产力，并不一定体现其价值意义。但却在老马看来，简单商品生产中无数的单个劳动力，当它们作为一个“社会平均的劳动力”时，仍然重演着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劳动时间会起双重作用”的角色，其中每一个单个劳动力都表现为一个“社会平均劳动力”下的鲁滨逊式的个人劳动力。而我们今天观察到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种不同形态的生产要素，诸如分工、产权、市场、交换、货币、供需及资源配置比例等，及其所构成商品生产所需的各种不同劳动力的职能、性质和作用，均已被老马的“社会必要劳动”这一抽象哲学概念遮掩了，劳动者的自主劳动意志、经营管理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均看不见了。无论情况怎样，但在老马看来，“原始社会的劳动时间”不仅发生在原始社会生产方式下的鲁滨逊个人身上，而且还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无数的雇佣劳动力身上，为此，老马管这种“原始社会的劳动时间”就叫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在实际上，马克思的价值观念是一种相对落后的价值观，甚至有些方面不如李嘉图价值学说，也无法正确地指导今天的市场经济的社会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