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共对农村土地问题的政策脉络还是很清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是均地运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合作社及人民公社是集体化土地，这个集体化也是具体的历史的集体化，以自然村为基础的土地合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农村改革，包产到户事实上就是再度私有化，以家庭为单位分地，使用权、收益权都归农民所有，并由后续政策确定家庭土地的遗传权，唯一就是形式上的集体所有权，这个权利主要体现在征用土地时的集体谈判权，村一级的管理层有可能形成贪腐，这是委托代理问题，但比起农民单个谈判实质有利于农民。
    那么现在炒作的土地私有化是啥意思了？由于城市和工业的发展，原来的土地划分使得地不够用，同时对土地按使用用途的红线规划抑制了资本的扩张，其中房地产资本是反对农业用地划红线的主力，以茅于轼为代表的发言人发力攻击此项政策。也就是说，新兴阶层的目标是土地的流转，以单个农民为博弈对象成本低于与集体博弈，同时利润率下降趋势下，过剩资本囤积土地也是维护利益的根本途径。
     从农民角度出发，土地的价值在于土地的收益率，人多地少的现实使得过剩劳动力入城打工，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其他产业，形成所谓的比较优势。现在生产力的发展，使得土地粮食收入成为基本生存保障，农民工可进可退。城乡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缩减，城乡差距主要体现在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投入，这是村集体弱化的体现；和市场化下不规模效应带来的农村商业市场萎靡，那么农民可以把手头土地卖了的实际意义在哪里？级差地租下，土地的价格显然不同，处于城市扩张圈上的农民卖地收益可能足够支付成城市居民的成本，大多数农民是获取不了这个收益，圈地运动从来不是农民受益。
    提高农民收益的主要渠道是增加农业收入。在农业收入增加的基础上，深化农产品加工的加工业发展，进而城镇化，这就是苏南模式，也是切实改善农民收入和实现城镇化的靠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