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包干”精神的国学根源

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已经是第36个年头了，中国的GDP已经居世界第二位，达到 8.3万亿美元， 实际增长率为7.8%。中国经济和综合国力的提升，追根溯源还是于1978年开始实行的第一项改革措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老百姓把这项改革形象的称为“大包干”，这项改革是一项帕累托改进的改革，改革过程中没有个人的经济利益受到影响，但是全社会的福利水平得到了翻天覆地的改善，因为困扰中国人几千年的温饱问题彻底得到了解决。

“大包干”的发端是这样的：1978年安徽发生了特大干旱，人民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省委做出决定，把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农民耕种，谁种谁收，不向农民收统购粮。

“借地种粮”的政策唤起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引发了一些地区包产到组、包干到户的行动。凤阳县小岗生产队成为全国农村率先搞“包干到户”的一个典型。实行包干到户的第一年，也就是1979年的粮食产量相当于以往五年的总和，人均收入由上年的22元增加为200元，还破天荒地向国家交了3万多公斤公粮。

这项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的土地改革，被中央上升到政策高度，在全国推广。包干到户充分调动承包者的积极性，进而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劳动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管理水平，促进生产的发展，避免了生产上的瞎指挥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从此中国人才开始摆脱饥饿的困扰。

今天的我们如果能够静下心来，虚心的向古人学习，不难发现，实际上类似“大包干”精神在国学典籍《吕氏春秋》中就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阐述。只不过由于我们过度的迷信自己，迷信西方的东西，以至于把自己老祖宗的东西给忘记了。

当年秦国国相吕不韦组织门客们编纂的《吕氏春秋》一书“审分”一节，开明宗义的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凡人主必审分，然后治可以至，奸伪邪辟之涂可以息，恶气苛疾无自至。夫治身与治国，一理之术也。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主亦有地，臣主同地，则臣有所匿其邪矣，主无所避其累矣。”

这段话用现代的白话文讲，第一句话的意思是说：作为君主必须明确职责分工，国家才能治理好，奸伪邪辟的做法才能够被杜绝，恶气苛疾才不会出现。治身和治国道理是相同的。

后面一句话就有点“大包干”的精神了：许多人耕种土地，共同耕作就干的慢，因为有人会脱奸耍滑不卖力；如果分开耕种，干活就快了，因为大家就不会脱奸耍滑了。同样，国家治理也类似于耕地，如果臣子和君主职责不明，共同管理，臣子就会想办法打自己的主意，隐匿自己的私行，君主的管理就会不可避免的非常劳累了。

这段话实际上不只是适应于“大包干”，对于国有企业改革也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如果ZF对于国有企业管理的职责不清，政企不分，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就会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为自己牟利，从而使国家承受不应负担的负担。如果能够政企分开，明确企业经营者的职责，建立激励相容机制，使得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目标与国家目标相一致，国有企业的未来才能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