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力贮藏对价值规律的干扰作用
购买力贮藏对价值规律具有严重的干扰作用，使价值规律不能得到典型的体现。比如，明明某物品根本没有价值，但它的价格却高得惊人，就象一张原先只有几毛钱的小小邮票，有时会炒作到成千上万元。相反，有些物品本来因凝结着很大的代价耗费而具有很大价值，但它的价格却只有它应该有的几分之一。比如现在某些电视机，价格从几百元一直下跌，甚至跌到几十元一台，有些干脆按斤论价。又如晏智杰先生《新探》中提到：“为什么有些商品（例如窖藏葡萄酒）的劳动时间没有增加而价值增大了呢？”， 为什么古玩字画的价格非常高？如何用价值规律和劳动价值论来解释？这是几乎所有的人，包括晏智杰先生对价值规律及劳动价值论深感疑问的重要原因，在人们看来，价格违背其内在价值的现象实在太多了，所有物品，相对于它的价值，不是贵卖了，就是贱卖了，根本没有按其内在价值买卖的情况。
有鉴于此，晏智杰先生便认为价值规律与劳动价值论只适用于原始的物物交换形式，而不适用于当今发达货币的交换形式。晏智杰先生相当注重这个观点对价值规律与日常交换现象的差异之解释作用，总是不失机会地强调这一观点。比如他说：“这里的关键在于能否证明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命题：当货币出现使实物发展为货币交换经济后，由价值转化成的价格，是否还要受人们所理解的那个在思维中还未曾转化的价值的制约”， “我认为……由此推论出的劳动价值论原理也只适用于事先假定的实物交换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只有交换比例问题，还没有价格问题，价格问题是在引进货币之后才会出现的，而马克思是在确立了价值论之后才引进货币的”， “李嘉图价值论的根本缺陷是对价值范畴的形而上学的绝对化的看法。他把他从原始的实物交换条件下得出的交换规律，误认为是永恒不变的唯一交换规律。他不理解这种规律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会有不同的形式和内容，不可能一条价值规律贯彻商品生产的始终，而李嘉图却把他在原始条件下得出的‘价值’看做也是货币与资本条件下交换价值的基础，这就不仅在概念上没有把二者区分开来，而且在实际上把两者混同起来了，这就势必造成他的价值学说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实践之间的两大矛盾”， “越出原始的实物交换阶段以后，原来的价值概念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因而说资本主义交换条件下的商品价值还要由原始条件下的价值法则来决定，这是难以理解的”。 可见，晏智杰先生在其《新探》中把价值规律与劳动价值论的问题归结为与他所认为的“货币交换经济时代”、“引进货币之后”、“资本主义交换条件下”不再适应的结果，由于它不再适应新的经济条件，所以现在不能再坚持价值规律与劳动价值论了。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指出价值规律与这些“新”经济条件具有什么内在而本质性的差异性，使得价值规律在现今的这些条件下不再适用了。因此在此看来，晏智杰先生是有些生硬地硬说价值规律不再适用于现今的经济条件，因为他没有说出内在的理由。实际上，价值规律甚至劳动价值论仍然适用于现今甚至将来的经济条件与情况，只是在发达货币的情况下，由于人们更易于将自己手中的购买力贮藏起来，所以被干扰了，使其显得与现实情况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由于晏智杰先生认为价值规律不再适应于当今的经济条件，所以他主张以纯粹的价格论来取代具有古典性质的价值论，并且以“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物品的价格。他说：“价格调节与价值调节的最根本区别就在于价值源泉的一元化和价格源泉的多元化”， “价格（论）毕竟是比价值（论）更接近于实际的现象（理论），因而依据价格理论来分析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可能更接近于它的实际，否则何以理解依据劳动价值论得出的资本主义发展论，同一百多年来的实际生活大相径庭呢？为什么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体制还大行其道呢？”。 但是他不懂得，价值作为代价耗费，已经以“成本”的形式对价格及一切经济行为施加根本性的作用，否则，以单纯的价格论，以单纯的市场供求关系来说明生产与消费的经济活动，就连是否赚钱、是否亏损，都说明不了。根据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这种价格论，你如何知道一个生产者的活动是否赚钱、是否有利润，或者是否亏损呢？你只看到供大于求时商品价格必定下降，供不应求时商品价格必定上涨，但是商品价格下降多少才是底线，才最终亏损，商品价格上涨多少才算赚钱？赚了多少呢？所以，市场的这种供求关系只是一种市场现象，而不是一种说明什么问题的原因。比如，前面说到的“滞胀”现象就是一种市场供求关系的反例：市场中商品既显得供大于求， 但其价格却反而不断上涨；而按供求关系，商品供过于求时价格必定下降，供不应求时价格必定上涨。但滞胀却偏偏存在供大于求与价格上涨的现象。为什么？以单纯的供求关系何以解释？ 所以马克思再次重申：“这里再一次表明，在供求关系借以发生作用的基础得到说明以前，供求关系绝对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难怪马克思把以市场供求关系说明经济现象的一切理论说成是“庸俗经济学”了。
实际上，我们从晏智杰先生的《新探》中并没有看到确切的“货币”与“价格”概念的定义，使我们知道他到底在什么意义上运用它们。他只是强调，在实物交换情况下既没有货币现象，也没有价格现象。但是，货币与价格都不是凭空产生的，从原始的实物交换中已经产生出货币与价格的原始形态，其以后的发达形态只不过是这些原始形态的发展、演化的结果；因此当代发达的货币与价格体系完全可以从原始的实物交换所表现出来的货币与价格形态中得到说明。
货币是什么？货币不过是一物的价值在另一物身上的体现形式而已，这是一种“相对价值”的形态。与之相对应，一物的价值体现在原本的代价耗费形式上（比如体现在劳动、资本、地租、各种费用等等的代价耗费形式）就形成“绝对价值”形态。因此在原始的实物互相交换状态下就已经存在货币的原理与作用，以后货币的发达形态不过是这个简陋的货币形态发展演化的结果。
至于价格，它也是一物的价值在另一物身上的交换比值，比如一匹马等于两头牛，于是对于马来说，它的价格就是两头牛，而对于牛来说，它的价格就是半匹马。所以在原始的实物互相交换状态中照样存在着价格现象。因此晏智杰先生硬说在原始的实物互相交换状态下没有货币与价格，是没有道理的。在这里，他既没有确切介定货币与价格的意义（而使人知道他在什么意义上使用这两个术语），也没有深入解释这种原始状态为什么没有货币与价格现象，为什么货币与价格现象只有在今天交换发达的时代才有？这从学术活动上看是不严谨的，他据此所形成的“价值”问题也是成问题的。比如他这段话：“越出原始的实物交换阶段以后，原来的价值概念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因而说资本主义交换条件下的商品价值还要由原始条件下的价值法则来决定，这是难以理解的” 就很成问题，因为他认为，在他所说的货币与价格产生后，就没有“原来的价值概念”存在的基础了。
但是，正象前面所说，一切过去与现今不愿意说“价值”这个概念的经济学者， 当他们不得不说“成本”或“生产费用”时，就已经不经意地说了“价值”这个东西。因为，价值对现实经济活动的作用就是通过成本、生产费用的形式进行的。前面已经说过多次，价值作为“代价耗费”，是以成本的形态表现出来，以成本的形态对现实经济活动产生基础性作用的。成本有一个最基本的属性，即成本越小越好。 但晏智杰先生对成本是否应该越小越好似乎没有什么意识，比如他说：“生产成本论者本来就认为成本不仅包括劳动及其创造的一切，而且包括劳动没有创造的其他一切资本和自然力，因而除非能够证明一切资本和自然力都是劳动创造的，我们就不能把生产成本完全归结为劳动”。 在这里，晏智杰先生似乎要认为成本越大越好了，因此他想把一切因素---劳动的或者非劳动的因素，甚至非经济的因素都纳入到生产及其产品的成本构成中去，以让这个成本更大些，让在它身上所寄生的不劳而获者更多些。实际上，本书前面已经清楚说明，生产者希望将其产品身上的成本压缩到最低程度，如果某些劳动并不必要，也要剔除去（比如除去多余人员）。资本与其它非劳动因素之可以加入生产活动中，并非去加重其成本负担，而是减小单位产量所包含的成本，否则，就没有理由采用这些生产要素。因此，对于生产者来说，为了把成本压缩到最小程度，会将一切不必要的成本负担尽可能剔除出去，就象资本主义早期要把封建地主的利益从自己身上剔除出去那样。
成本是价值的现实表现形式，因此成本的最小化也反映了价值趋向最小化的本质特征。
上述这一切，即价格与价值相背离的一切现象，并不说明价值规律与劳动价值论是错的，而都是由于人们“购买力贮藏”的干扰所引起。那么，购买力贮藏是如何对价值规律产生干扰作用呢？
实际上，道理十分简单。比如，我经常攒钱，在我攒钱的过程中，我省吃俭用，于是我购买的物品就少了，此时市场上就显得比较平淡甚至供大于求，但当我把所积攒的钱释放出来时，市场就会忽然间兴旺起来，甚至供不应求。当然，市场多我一个、少我一个根本未见丝毫不同，但如果社会大众都这样（实际上也是这样），那对市场的影响可就大了。比如中国现在有一个所谓的“假日经济” ，是广大民众集中花钱的时候，此时市场显得相当旺盛，价格也有所上扬。而在平时，市场较为平淡，物品价格平抑难扬。
当今整个人类经济层面，各个经济人和经济集团所聚集起来的剩余购买力越来越多，这些数额巨大的购买力（数额巨大的资金），它（作为消费基金与投资基金）流向哪里，哪里的市场、哪一种商品的价格就旺盛与坚挺过头，相反，它流离哪里，哪里的经济就会衰弱甚至衰退下去。比如西方财团的什么投资基金，有几百、几千亿美元的资金支配量，如此巨额资金，一旦它流向一个经济容量比较小的国家，则这个国家的市场与物价（或者某些商品、某些股票的价格）就会抛得奇高，就会引诱众多民众的资金纷纷跟进、介入，以图在价格上涨的过程中捞到一把。但如果这些财团的资金突然抽走，价格就会大幅下降，从而使其它跟进的资金被套在原先过高的价位上。这是市场经济活动中普遍存在的情况，而不单只在股票市场才有。比如在银行、在一般的商品产销环节都存在这种情况。对于银行来说情况更带普遍性，更具重大意义，因为所有的投资都与银行有直接间接的关系。比如，在一个国家的经济趋热时，人们纷纷从银行贷款进行各种投资，特别是房地产投资，这种投资增加了经济趋热的程度，最终造成一种过热的经济泡沫。对于这种情况，萨缪尔森曾提到这样的事例：“在17世纪的荷兰，一场郁金香热将郁金香的价格抬高到甚至超过房屋的价格。18世纪，一个虚幻的关于公司将会使它的股票持有者致富的承诺，使南海公司的股票上涨到不可思议的水平”。 而一旦这个泡沫破灭，原先投资所得的产品其价格纷纷下跌，从而造成程度不等的亏损，无法偿还银行贷款。这样，银行就因原先经济过热而背负沉重的呆坏帐负担。现在的日本银行就是一个典型。10年前经济泡沫崩溃，为银行积下了数额巨大难以解决的呆坏帐，直至现在还严重困绕日本经济。在人类经济史上这样的事例相当多并且灾难深重，其中最为惨痛的就是“1929年的黑色十月”大崩溃了。萨缪尔森这样描述：“所有这些泡沫经济中最著名的，是发生在本世纪20年代的美国股票市场。在那个‘沸腾的20年代’，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股市繁荣，所有的人都在买进和卖出股票……投机泡沫总是要破灭的，有时还会导致经济恐慌。一件令人痛苦的事件往往给股票市场投下几十年的阴影---1929年的恐慌和崩溃。这一事件同时也拉开了痛苦而漫长的30年代大萧条的序幕”。 而最近一次则是1996--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它从一个经济小国---泰国引起。引起的直接原因也是内外资本的流入与流出。
这些，都是因为人们的购买力贮藏和释放的结果，这种购买力贮藏与释放，可以使原先交换价值很大的物品变得分文不值，也可以使原先分文不值的物品变得“价值连城”。比如，记得在中国股票市场十分旺盛的当年，曾经有人说：我可以把任何东西炒热起来，那怕是一只狗或是一只猫，甚至粪便，也能把它炒得价值千万。如此，物品的价格就与其内在价值背道而驰，也正是这个原因，才使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价值决定价格”的价值规律是不正确的。而晏智杰先生则强调“资本主义发达时期”的这种“炒作现象”的合理性，以否定价值规律的正确性，否定价格围绕其内在价值上下波动的性质。包括晏智杰先生在内的几乎所有人，甚至包括以价值规律为其理论核心的马克思本人，都没有充分注意到这种“购买力贮藏”对价值规律的干扰作用。并且这种干扰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人们手中的“余钱”越来越多而越发严重，使价格偏离价值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任何人，包括理论家和一般人，都知道有储蓄这回事，也知道储蓄及其释放对物品价格的巨大影响，以致使许多人认为没有什么价值规律可言，有的只是供求关系决定下的价格“规律”，一种毫无“章法”可循的“规律”。但人们就不知道储蓄及其释放对价值规律所起的只是一种干扰作用，并没有从本质上否定它的意义与存在，因此在现代经济的“价格炒作”时代，价值规律这种“原始教条”仍然是正确和有意义的，特别是当我们把价值（作为代价耗费）转化为现实经济最经常碰到的“成本”或“生产费用”概念时，就会知道价值仍然对现实经济具有巨大作用与意义。
当然，在此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价值还具有另外一个属性，即晏智杰先生最乐意说的“效用”。价值的完整意义是“以最小的代价而获得最大的效用”，因此代价与效用在经济中、在价值理念中根本无法分开；你有一个效用物品，就必须想到这个物品是如何得来的，花费了你多少代价、多少钱财才能得到；反过来，你耗费了一笔钱，就要想到你得到了什么东西，对自己有何效用。在人们的经济思考中，特别是理论性的思考中，这样一个常理似乎被完全忽略了，因此研究价值之代价耗费属性的人就只单纯研究这个方面，没有研究效用对价值的意义，而研究价值效用属性的人，更是要把价值的代价耗费属性排斥在外。这都是片面的、不完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