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解析引用率高低的影响因素

从某种意义上讲，文章的引用次数仅仅体现了它暂时的影响力，却并不能体现其学术水平的高低。

一般地，学术的暂时影响力往往与一系列因素有关。（1）作者的学术或社会地位甚至是特定势力：那些名牌大学或者著名经济学家的文章往往引用率高，在当今中国社会，拥有高知名度的学人的文章引用率往往较高，高层官员的文章引用率往往也高。原因：这些文章更容易受到社会的关注，而且，对这些文章的引用（无论是批判性的还是宣传性的）更能能够扩大自身文章的影响。（2）作者所属学术共同体以及论文的范式：那些属于主流经济学共同体内成员的文章往往引用率高，承袭主流库恩范式的文章往往引用率高。原因：主流本来就是大多数人所从事的那种研究，成员多了，相互之间的引用率自然也就高了；同时，库恩范式又引导学人摆脱基础的、困难的、混沌的和费时的理论争论，而在他人成功与失败的基础上继续去做。（3）论文研究的主题：那些应用政策性研究的文章往往在短期内引用率较高，热点问题文章在短期内的引用率更高，而基础理论性研究的引用率往往较低。原因：所谓热点本身就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要在短期内对热点问题有所看法，就会相互引用；相反，基础理论研究往往具有前瞻性，是很少有人能够理解并跟随的。（4）刊物的风格偏好：那些方法导向的数理型刊物上文章往往引用率高，而注重思想的文字型刊物上的文章往往引用率较低。原因：方法导向的数理性文章更容易为其他学人所追随和重复，更容易套用目前的八股文范式；注重思想的文字型文章很难为一般学子所把握，大多数学子也无法提出相对系统的思想。（5）刊物的级别，那些被归为权威刊物上所发表的文章往往引用率高。原因：引用率本身就具有正反馈效率，如果没有引用这些刊物上已经发表的文章，论文甚至过不了匿名评审这一关。

事实上，无论是西方的《美国经济评论》等还是中国的《经济研究》等，这些刊物所刊登的文章之所以有非常高的引用率，原因就在于，它们符合上述几大特征：遵循新古典经济学常规范式、注重数理模型、大量集中于政策应用研究，并为各高校捧为最高学术刊物。问题是，这些刊物上所发表的文章果真具有与其引用率相称的学术价值吗？关于这一点，只要我们透过现象去审视本质，对这些刊物上的文章为何有这么高引用率的原因作一认真剖析就明白了。自20世纪70年代实行教授终身职以来，各种学术规定都激励青年学子费尽心思地想在这些“一级”刊物上发表文章，这些刊物往往通过匿名审稿来选择稿件，而匿名审稿的两大基本标准就是：是否符合主流范式？是否通晓相关文献？同时，由于这些匿名审稿者都是此类刊物的作者，他们所了解的文献首先并主要集中在此类刊物上；因此，为了保险起见，每一个青年学子都会将这几大主要刊物中所发表的文章作为参考文献而列上。事实上，中国青年经济学子个人订阅学术刊物的很少，但大多数人却订阅了《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管理世界》和《金融研究》等刊物；之所以如此，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在这些刊物上发表文章，发表一篇文章就可以带来各种利益。正因如此，中国经济学术就呈现出一个明显背反现象：一方面，那些“一级”刊物上的文章拥有很高的引用率；另一方面，这些刊物上的大多数文章又因脱离现实而很少有人看，以致转载率往往较很低。

相反，思想性和思辨性论文（包括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经济学方法论以及其他跨学科交叉等研究领域）往往会出现“叫好不叫座”现象，即文章被下载阅读的次数较多，引用率却普遍不高。究其原因，引用率往往体现为同行评价，但真正的思想性学者往往是特立独行的，在他那个时代并没有多少同行，他的思想影响往往是以后的事。美国有学者就说，“我不知道同行真正是指什么，但是，我了解在路易斯安那州似乎并没有多少同行。”不过，尽管能够跟随那些特立独行者的人往往很少，但这并不妨碍人们愿意读这些思想性文章。例如，凡勃伦的文章开始并没有多少人跟随，但他的著作已出版就改变了校园学生间的话语体系。同样，偶然参加学术会议时，总有不少同仁说，他看过我的文章，非常欣赏我的博学和思想，等等，但这些论文的总体引用率却并不高。原因是方面的，这里列举具有较强针对性的几条：（1）这些领域的文章主要注重逻辑思辨的严谨性，而不是文献的全面性；（2）思辨逻辑具有较强的某种异质性，新颖洞见也具有较强的特异性，从而往往难以被其他人所复述和延伸；（3）思辨文章所针对的往往是经典著作和学术大师，或者当今取得较高学术地位的学者；（4）由于对常规范式和传统智慧的挑战，新思想和新观点尤其是系统性学说被接受往往要经历较长的过程；（5）这些领域的研究者本身就较少，能够写出有自己思想的文章并且能够发表的就更少。正因如此，综合性刊物大多以被转载率而非引用率作为评估的主要指标依据。

二、剖析引用率指标的衍生效应

引用率指标看似客观的，但其中往往渗透着人为的因素，尤其会引发大量的机会主义行为，这可以审视其衍生的逆向选择效应和道德风险效应。

就逆向选择效应而言。在刊物等级出现之后，所谓一类刊物上的那些文章往往更容易被引用。其原因是：（1）为了在这些所谓的一类刊物上发表，就必须刻意地阅读该刊物上的相应文章；（2）这些刊物的匿名评审往往是该刊物过去的作者，而这些评审者对文章的一个重要判断依据就是，文献是否充实，一个明显的标志是自己以前的文章是否被注意到。因此，作者往往会刻意地引用这些刊物历年发表的文章以表明文章的对文献的了解和对“前沿”的通晓，而不管是否真正通读了或明白这些文章。相反，那些对主流范式和理论进行反思或者对这些刊物风格不满的文章，则往往会与匿名评审者的观点不符而通不过匿名评审这一关，或者直接就与这类刊物的主旨不符而根本进不了评审程序，既然连被发表的机会都没有，当然也就得不到更多引用的机会。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循环：为了能够被更多引用，首先需要将文章发表在这些刊物上，而文章要在这些刊物上发表，又必须符合这种刊物的“潜”要求。其实，真正有价值的思想往往是非常滞后的，从而往往无法在这些凸显流思维范式的刊物上发表；而且，思想越深邃，它显示的影响力也就越滞后，从而也就越难以在短期内引起多大重视。如科斯获得诺贝尔奖的那篇文章在《经济学杂志》发表后的30多年间就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正是基于发表——引用——发表的强化，现代经济学界就形成了越来越强烈的主流化现象，这反映出，以这种指标来判定学术本身是很不科学的。

就道德风险效应而言。一些团体或刊物为了增加“学术地位”往往采取相互引用的方式。（1）有些学院的论文奖励制度就明文规定：文章文献引用本学院刊物的可以获得货币奖励。（2）一些刊物在录用文章时还存在这样的“潜”标准：文章必须引用一定量的本刊物已发表的文章。例如，一些杂志的编辑部在文章发表前就给作者或明或暗的提示，如“本刊物上曾发表过类似的文章”等等。（3）还存在不良的学术风气：某个圈子里的人在文章发表时往往大量引用相互的文章。其实，正是基于这种量化指标，目前利用SIS系统的“影响因子”进行作假的刊物已经成了国际公害，以致近10年来 SIS评估系统也已经受到广泛质疑。但是，SCI评价体系却受到海归经济学人的竭力欢迎，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这体现了他们的学术优势：他们深受西方主流意识和中国功利主义的熏陶，也就热衷于以主流规范来判断学术水平的高下。

三、审查引用率指标的西方经验

引用率指标导致现代经济学研究的日益主流化和形式化，从而也就窒息了多元化的思维发展。

一般地，一篇文章之所以会被大量引用，往往在于这样一个矛盾的原因：一方面，这篇文章在短期内拥有很大影响力，从而导致不少学者试图借此扩大自己的影响；另一方面，这篇文章也具有明显的缺陷，从而很多学人都可以从中作进一步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主流范式的经济学文章之所以有较高的引用率，就在于这些文章往往基于狭隘的视角或者局部的数据进行建模或实证，其结论本身存在严重的缺陷，从而给其他学人留下了基于相似范式的低水平重复或模仿的空间（主要是变化某些变量或数据）。相反，那些经过长期的耙疏和思考而形成的相对完善的文章，往往会给人非常有意义的启示和教导，但其他学人却往往不具有更全面的知识来进行发展，从而引用率反而较低。事实上，经济学说史也表明，一些经济学大家所撰写的存在严重缺陷的文章往往反而拥有非常高的引用率，因为这些缺陷的存在恰恰为其他文章提供了再次写作和发表的机会或空间。例如，弗里德曼1953年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几乎影响了整个经济学界并左右了一半经济学者的思维，但它的哲学逻辑却极其粗糙。但正是面对这种充满缺陷的文章，几乎所有经济学人都对之作了各种各样的反应，它由此而具有非常高的引用率，但根本上并没有推进学术的实质进步。为此，肯尼迪写道：“许多观察家已经开始对通过引用指数来测度学术价值的做法表示担忧，其中有人对流行与优秀之间的相关性表示怀疑。许多与质量无关的因素，却显然会影响引用频率。……基于引用率的排名系统，将会对那些针对面较窄或暂时不流行的领域中的优秀论文不利，并因此可能忽视真正的研究突破。”

其实，西方社会之所以推行所谓的SIS评估系统，其创建之初仅仅是为了反映论文的相互引用情况，却不料后来却逐渐演变成学术水平的评价标准，这种演变主要与20世纪70年代后日益盛行的功利主义学风有关。当时，出于获取职位和职称晋升的目的，大量的青年学子急需通过文章的发展来获得这个机会，而发表文章的捷径就是模仿主流的范式；不过，由于这种功利主义的学术取向具有明显的短视性，从而导致经济学科日益陷入主流化和形式化的“囚徒困境”。实际上，这些范式导向的大多数文章只是从文献到文献，以致经济学理论严重偏离现实，经济学也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进步，这与早期百家齐放的学术形成鲜明的对比。霍奇逊写道：“20世纪初，几乎所有试图理解和解释现实世界的社会经济体系及其过程的学者，都在大学经济系任教。这些经济系聚集了威廉.斯坦利.杰文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索尔斯坦.凡勃伦、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约瑟夫.熊彼特之类的人物。到了20世纪末，情况完全不一样了。根据今天占统治地位的数学标准，20世纪初期很多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可能难以在一所重要大学获得一个职位。到了20世纪末，很多对现实世界经济问题的研究已经不是经济系的工作了。”因此，尽管那些主流范式的文章具有较高的引用率，但试问：这有什么意义吗？它只不过为一些庸俗学人提供一些可以炮制垃圾的话题而已。

四、检查引用率指标的中国实施

引入SIS评估系统和引用率标准2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学者在英文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与日俱增，但学术水平却几乎并没有多少提高。

上面的分析已经指出，将学术评价单一地建立在SIS评估系统上，往往会偏离了科学研究的基本内涵，而强化了学术的形式化和功利性。这在中国社会非常明显，试问近年来中国学术研究尤其是经济学研究果真有多少进步了吗？难道中国的学术风气不是更为功利了吗？事实上，中国学术界片面重视引用率，但又无法夯实学术的根基，结果使得学术引用率就只能成为中国学者之间自娱自乐的游戏；即使在具有普适性的自然科学领域，中国学者的论文在国际上的引用率也是非常低的。据统计，2008年度中国SCI论文数为11.67万篇，占世界份额的9.8％，仅次于美国；但是从引用情况看，中国科技人员作为第一作者的论文，平均每篇被引用5.2次，只有世界平均值10.06次的一半。同时，用SSCI的论文数来衡量经济学，就更与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这门学科的性质相偏离。试问：连社会科学的性质以及研究的基本作用和价值所在都搞不清，却在经济学界一味追求所谓的学术国际化，岂可获得真正的创见？正是由于片面地以论文来衡量论文发表数量来衡量一个学者的学术水平，就盛行了一些人以社会关系或学术资源、行政资源作投资的论文合作生产方式；而且，由于这种合作审查方式往往缺乏真正的学术经验，从而大量出现东拼西凑甚至剽窃的论文。

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末，南京大学之所以着手将SCI或SSCI论文数作为一种评价体系引入中国，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1）就自然科学而言，其研究水平已经于国际水平大大脱节，而引入SCI体系有助于扩展中国学者的视野，促进与国际学者的交流与合作；（2）就社会科学而言，近半个世纪以来由于学术团体的蜕化、学术规范的瓦解，以致中国学术界盛行着在缺乏客观评价标准的情形下而形成的主观性极强的学术评价，而引入SSCI体系有助于提高学术的规范。然而。尽管引入SIS评估系统的初衷在于，鼓励中国学者到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加强与外国同行的交流；但是，这种初衷不久就变质了：各高校纷纷将SCI与职称评定、科研经费等挂上钩，从而演变成了一场整个科技界的“SCI崇拜”，职称晋升乃至院士评选要看SCI上的文章数。而且，这种评价体系尤其受到海归经济学人的欢迎，因为这体现了他们自身的优势并与其所生存的社会文化有关：这些海归经济学人深受西方主流意识和中国功利主义的熏陶，从而就以主流规范来判断学术水平的高下。相应地，也就引发了严重的负效应：学术评价已经失去了最基本的“学术”批判，而沦为一种量化的现实指标，传统的“道统”也就彻底丧失了。

最后，理解经济学的学术特性

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研究首先要关注周边现象，解决自身所处社会的现实问题，而不是舍近求远去获取其他国家的认同。

一般地，不像自然科学具有普适性的自然规律，从而着眼于一般性命题的研究，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主要关注并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显然，我们对自己周边的现实更为熟悉，因而社会科学具有强烈的本土性。事实上，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现象往往与特殊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制度的因素有关，能够刻画这些现象并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也必然与根植于西方社会的现代主流经济学有所不同；因此，在欧美控制话语权的当今经济学界，那些真正解释中国社会经济现象运行机制的理论性文章往往并不能为国外学者所理解，从而也就无法在那些主流杂志上发表。林毅夫就写道：“卢卡斯提出理性预期理论的时候，西方的经济学家对西方的社会、文化、经济现象还是比较理解的，而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和西方是有隔膜的，要说服他们则会是难上加难的，既要克服他们先入为主的心理障碍，还要克服他们对中国社会经济现象陌生的难关。”但是，“由于国内学术界通常以国外的理论概念来分析国内的问题，要在国内产生影响，必须先在国外产生影响，靠出口转内销”。正是在“SCI体系”的激励和压迫下，中国学者反而热衷于撰写一些照葫芦画瓢的符合主流规范的形式文章，而不是对熟视无睹的周边现象进行系统的剖析。而且，由于SCI体系主要是由英语世界的美国所设定的，那么，在此评估体系下，非英语国家的经济学人倾向于集中在数理经济学领域，因为数理符号可以规避语言的障碍。霍奇逊就写道：“要求在最主要的、英语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文章的全球性压力，为数学家提供了优势。如果你的母语不是英语，那么要按学术杂志的要求写文章就很困难。而数学家可以用数学获得主要杂志发表文章的进入权。”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语言的因素以及对用英语写文章或者在英语刊物上发表文章的崇尚，非英语国家的经济学往往呈现出比西方社会还要更极端的数理化取向，经济学研究更呈现出一种单向度状态，而思辨性经济学则快速消失。显然，这在中国社会表现得非常明显，如根据李子奈的统计，《经济研究》发表论文中使用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的比重：1984年为零，1992年为5%，1998年为11%，2004年达到了40%，2005年是56%；与此同时，《美国经济评论》在同一时期的比重大致维持在40%左右。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对经济学研究的严重误导。林毅夫就强调，“经济学家最重要职责不在于在主流杂志上发表文章，最重要的是提出的理论能否解释我们关注的现象，能否对经济学科的理论发展做出贡献。只要理论能解释现象，慢慢就会被接受。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外国经济学界对中国的问题越来越关注，他们发现现有的理论在解释中国问题上处处显得苍白无力，就会更多地接受根据中国现象提出的理论解释，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来改变现状。机会总是和困难并存的，中国经济现象是一个金矿，要挖金矿必须有心理准备付出比挖煤矿更大的代价。所以，关键的问题还不是提出新理论、新概念时能否被国内、国外学术界接受，而在于我们能否摆脱现有理论和概念话语霸权的束缚，根据中国的现象提出新的理论、新的概念。”事实上，在当前全球范围内日本经济学的批判精神显得最为强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崇尚以日文发表论文。不过，近年来，随着对学术国际化的强调，日本学术的美国化和形式化取向也已现端倪。相应地，瑞典人的英语普遍很流利，而且其教授任命又是全国集中控制；结果，在瑞典的经济学系就很少有反正统的经济学家，而这些学人往往被排挤到商学院或其他地方。为此，即使连英国经济学家霍奇逊也呼吁，应该“使用非英语语言进行经济学交流，（这样）可以暂时起到保护各自的知识传统的作用。”

五、结语

上面对引用率指标的出现、实施及其效果做了系统的分析。“知行合一”是笔者的人生态度，既然知道这一点，当然也就不会去刻意追求它。事实上，不同学科的性质存在明显差异，因而不能用同一的引用率来评估不同学科的研究。当然，这里分析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引用率指标，但确实提醒我们不能过于崇拜它，提醒我们学术评价的体系应该多元化。在很大程度上，正是SCCI系统的出现以及对引用率的过度推崇，导致了常规范式的盛行，并强化了现代经济学的主流化现象；同时，引用率主要适用于在新古典-数理经济学范式的论文评价，此种范式追求是既定范式下细枝末节的新颖性。显然，我们对学术的评价不能仅仅以形式化的主流杂志为标尺，也不能局限于所谓引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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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了！
一家独大，偏废一方，赢者通吃，绝不应该是大学学术标准！

事实上，不同学科的性质存在明显差异，因而不能用同一的引用率来评估不同学科的研究。当然，这里分析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引用率指标，但确实提醒我们不能过于崇拜它，提醒我们学术评价的体系应该多元化。在很大程度上，正是SCCI系统的出现以及对引用率的过度推崇，导致了常规范式的盛行，并强化了现代经济学的主流化现象；同时，引用率主要适用于在新古典-数理经济学范式的论文评价，此种范式追求是既定范式下细枝末节的新颖性。显然，我们对学术的评价不能仅仅以形式化的主流杂志为标尺，也不能局限于所谓引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