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讨论一下“转移支付”（这种transaction）的福利效果。

至少可以讨论一下，“转移支付”是否是Pareto改善？

“经济学解释不了所有现象”并不必然说明：经济学解释不了楼主指出的现象。

1、说效用，这100元用在其他地方所获得的效用未必不比捐款大；

2、捐款获得的是心理上的满足，如何能够量化？至于用具体数字表示效用多少这一方法的优劣，一般微观经济学书都会在第一章论述。

3、满足感及道德感等等一系列描述心理状态的名词本身是无法具备量化的可能的，即，它们不是可以用于购买的。

4、灾难当前，这种经济学的钻研精神不免有些令人不适，因此，两词之间，可以肯定的是不会是“登堂入室”，顶多是令像我这种不甚懂得微观经济的人“瞠目结舌”而已。

我想，楼主捐钱的行为，与理性经济人假设是矛盾的。尽管一些人认为效用二字似乎无所不包，他们将道德、良心、慈悲之感等等统统纳入“效用”的筐子内，这恰恰是“效用”概念崩溃的先兆——当一个概念无所不包的时候，它还能说明什么呢？

理性经济人是不会合作的，除非制度安排如此，对于科斯第一定理关于谈判有效性的长期争论就表明了这一点。楼主捐钱是人类作为群体的合作行为，是理性经济人假设之外的合作人的特征表现。

或许，问题根源在于“理性”的概念。但是无论怎样，当前新古典经济学对于“理性”的各种诠释，还不能恰当解释楼主的捐赠。

呵呵呵，虽然兄台这样做不是很好，不过这个问题我在雪灾捐款的时候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也在考虑捐款数额受什么决定。如果考虑人都是一样，社会声望是一种商品，从宏观上来看，那么应该是受自身收入决定，我觉得可以对这个进行统计分析的，考虑收入作为主要变量。可以得到一些结果吧。

这要看你怎么定义“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

你引入哪些变量进行统计分析，最后还要看你设立了或引用了哪些理论。

“效用”（更确切地，“偏好”）无所不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偏好”是可变的或未知的——不确定的。

的确如此。

这就看楼主自己是否认为自己的行为是自己的“最优”行为了。

https://bbs.pinggu.org/thread-318598-1-1.html

https://bbs.pinggu.org/thread-317345-1-1.html

https://bbs.pinggu.org/thread-318256-1-1.html

http://tel.pinggu.org/bbs/b29i316781p3.html

https://bbs.pinggu.org/thread-318511-1-1.html

https://bbs.pinggu.org/thread-318750-1-1.html

http://tel.pinggu.org/bbs/dispbbs.asp?BoardID=42&replyID=153385&id=318171&skin=0

等等贴子很多，可并贴讨论。

（1）无论怎样，看来捐赠行为是有“外部性”的。

（2）“经济学”与“自愿原则”，是何种关系？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5-21 9:02:55编辑过]

对于合作博弈，我知道的不多。不知道这种理解对不对：对于正和博弈，如果各方利益均增加，而且满足谈判均衡，则合作达成，这里符合新古典的两个条件：均衡和最大化；如果其中一方或者几方利益无损，其他的利益增加，则达成合作具有不确定性——很可能表现出路径依赖，这里可能满足谈判均衡条件，比如利益无增方的边际效用为零，但是否接受合作则具有不确定性，因为没有利益驱动。

您对于偏好的理解，使我深受启发。但还是有个疑问：偏好不确定的可怕之处是什么呢？是不能用新古典方法描述吗？

弗里德曼好像说过，老练的台球手并不知道他的行为最优，不过他的行为结果与经济学家精密计算后的最优结果相符。“最优”是经济学家认为的，好像不是行为者认为的。这似乎是说，对于每一个行为，经济学家必须检验之后，才能判断行为是否符合“最优”，而不能依赖行为者的认为。

以上还应该是“非合作博弈”。

“合作博弈”的关键是，博弈各方达成了一个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协议（binding agreement），这是一种强约束，任何博弈方（即使想违反）都不可能违反该协议。该协议也可以理解为存在某个“强有力的”“第三方”，该第三方能够保证博弈各方均按某一规定行动。

合作博弈的中心问题是，博弈各方如何分享（各方均实施规定动作所带来的）剩余。合作博弈强调团体理性。

如果博弈各方在没有第三方强制的情况下达成了一个self-enforcable协议，即虽然该协议对博弈各方均没有普遍约束力（博弈各方均可以自由违反该协议），博弈各方仍能“自觉”遵守该协议，这样的博弈仍是非合作博弈。

非合作博弈强调个体理性，个体最优策略。

偏好不确定，借助偏好能够解释一切人类行为。

如果你确知当事人的偏好（给定集合上的一种次序关系），当你看到当事人的实际行为时，你的中心问题是寻找当事人实际面临的约束——当你看到当事人做出“令人不理解”的行为时，你可以确信这是因为你没有发现当事人的某些特殊的约束，你要继续寻找这些尚未被发现的约束。

如果你不确知当事人的偏好，或者假设当事人的偏好可以任意变化，你可以把当事人的任何实际行为都理解成“当事人的偏好变化所致”或者“当事人的偏好本来如此”，也就是说，你可以用“当事人的偏好变化”或者“当事人的偏好本来如此”解释当事人的一切实际行为。

如果还借助“偏好”，上面的说法至少需要假设经济学家的偏好与约束与当事人完全相同。

经济学应该主张“旁观者清”，还是“当局者清”？这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偏好”不妨理解为，它表达了：当事人有“最大”（无约束）选择余地时，哪种选择不比哪种选择更差；“约束”不妨理解为，限制了当事人的选择余地。

这种“最大”（无约束）的选择余地，被抽象为“consumption set”；当事人实际面临的约束，可以被抽象为规定了consumption set的一个子集feasible set。

当事人的最优化行为可以理解为在feasible set中找到最优的元素（当然未必总存在）。

如果把当事人的最优化行为单纯理解为在consumption set上的偏好的变化或者研究者对当事人偏好的发现，这种理解可能不算“当事人行为的解释”（或者可以解释一切）。

这种分析也可行，不过似乎分析不出“利他”的动机。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5-22 15:19:50编辑过]

“理性”现在被滥用也是一种存在的事实，所以有些经济学家（例如鲍尔斯等人）就倾向于用“经纪人的自利行为”以取代。

sungmoo兄如何看待现在行为经济学中对于“内生偏好”的研究呢。

如果“偏好的不确定性”如何可以建立在其他相关的理论的分析基础之上应该还是可行的。

当然把“偏好”看成内生变量，又会同时引入新的外生变量，

可操作性有时可能会受到质疑。

sungmoo兄的意思应该是当不确知当事人的偏好时，会忽视实际面临的约束。

个人觉得偏好给定的情况之下，可以着重分析实际面临的约束。

但是“偏好内生”似乎也并不会必然影响对于“约束”的分析，

所取决的是分析研究者的态度。

“内生偏好”应该仍会引入新的外生的“偏好”，这应该只是一个层次的问题吧。

偏好“完全内生”，会使“最优化”陷入悖论。

当然，偏好“无所不包”，也会带来悖论。

偏好至少不能针对自身。

也就是说，偏好不确定，则均衡和最大化没有用武之地。

您将偏好的不确定理解为不确知，或者可以任意变化。我以为，这种理解不是很恰当。偏好不确定，即偏好并不总是表现出一致性。不同的情景可能产生不同的偏好，就像上面提到的“内生偏好”。不过您认为，“内生偏好”应该仍会引入新的外生的“偏好”，这应该只是一个层次问题。那么，您和我们一样，认为偏好不应该作为外生变量，而是一个应该被解释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