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后马克思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鲍德里亚从马克思立论的“阿基米德点”——“生产”本身出发，批判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无疑具有“重大杀伤力”。不过，由于立场和视野所限，鲍氏的批判最终只能算是“猴体对人体的颠倒性透视”（张一兵语）。

　　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生产”概念的误读

　　在《生产之镜》的开篇，鲍德里亚就模仿《共产党宣言》的口吻指出：“一个幽灵，一个生产的幽灵在革命的想象中徘徊。它到处支持着没有约束的生产浪漫主义。”从这一论断可以看出，本来作为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生产”，却失去了其应有的批判性和超越性，反而成了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同谋”的“生产幽灵”和“生产浪漫主义”，成了一种“革命的想象”。在鲍德里亚看来，马克思立足于“生产”对资产阶级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实际上依然是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资本逻辑的延长线上继续推进的，“仍然处于政治经济学的形式之中”。在此意义上，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生产的幌子”遮住了它致命的内在矛盾，生产的逻辑与资本的逻辑在马克思那里是同一个逻辑，都是形而上学的逻辑，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控制和恐怖。

　　由此，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的生产概念既失去了解释力，又失去了革命性，所以自己不得不宣布：“我们将与马克思主义决裂，这种马克思主义培养了分析资本主义困境而不是革命道路上的专家。”在鲍德里亚那里，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成了一个“半截子”的革命者。而为了超越这一意识形态幻象、跳出纯粹形而上学的陷阱，鲍德里亚强调“必须打破生产之镜，因为在这面镜中反映着整个西方的形而上学”。实际上，生产之“镜”的隐喻在鲍氏那里是反映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西洋镜”，而在马克思那里却是体现人的自由自觉本质的“透视镜”。这启示我们，对人的本质的任何探讨都无法离开人的生产这面“镜子”。在这一点上，鲍德里亚倒是抓住了马克思问题的“根本”，但不幸却“跑偏”了。因此，鲍德里亚用自己的武断方式来硬性地想象和批判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其结果必然导致他用来批判马克思的武器，不自觉地对准了他自己。

　　鲍德里亚的“生产形而上学”

　　基于对马克思生产概念的误读，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没有对生产形式进行根本的分析”，所以“以生产和生产的革命性公式的名义，对表现秩序进行激进批判已毫无意义”。在他看来，我们处在生产的末期，劳动已不再是生产性的，要“把生产作为代码来分析”，从而实现了对马克思“生产”概念进行“符号化”和“象征化”的后现代阐释。正是在生产作为“符号维度”的基础上，鲍德里亚实现了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解构”，进而建构了自己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在鲍德里亚看来，生产不再是一种力，它“只不过是一个符码”，是各种“符号中的符号”。鲍德里亚也强调了马克思在生产作为“符码”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在他看来，正是马克思将生产方式的概念激进化、合理化了，并赋予生产方式“高贵的革命头衔”。但在《生产之镜》中，鲍德里亚却明确指责马克思“生产方式的批判理论没有触及生产原则，生产方式所描述的所有概念，也只是说明了生产内容的辩证的、历史的谱系，并未触及生产的形式”。在他看来，在其之前所有对马克思生产理论的批判，都仅仅关注生产“内容”的批判，而忽略了生产的“形式”。换言之，生产并非那些被显现出来的东西，而是特殊的“显现方式”，事物就是在生产的“显现方式”的作用下被构建起来的。这就是生产的普遍图式——作为符码的主导图式。在鲍德里亚那里，作为物质资料的“生产”终于变成了摆脱其肉身的“符码”。

　　对鲍德里亚而言，在取代生产社会的消费社会里，“符码生产”比“物质生产”更具决定性意义。在符号政治经济学体系中，价值图式和普遍平等的图式，不再被限制在“生产”领域，现代体系的中心不再是物质生产过程。在此意义上，鲍德里亚认为劳动终结了，生产终结了，政治经济学终结了。实际上，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生产理论的“符号化”解读策略，与马克思原初的生产理论之间产生了一个根本性的“错位”。本来，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是“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的统一，但鲍德里亚却仅仅用“符码生产”这一“批判的武器”来批判马克思生产理论作为“武器的批判”，因而依然是一种马克思所批判的“生产形而上学”。在此意义上，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生产概念的解构和对象征交换的建构，的确是“在空无上建构空无”（张一兵语）。

　　马克思的“生产辩证法”

　　鲍德里亚之所以误读马克思的“生产”概念，主要是由于他没弄懂真正的“生产辩证法”。实际上，马克思的“生产”具有物质资料的生产、人的生产、精神生产和社会关系生产四重内涵，这四重内涵又可概括为两个维度——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劳动的“实证性”维度与继承古典哲学的否定—批判的“超越性”维度，二者之间存在一种必要的内在张力。而鲍德里亚主要是抓住马克思生产概念的“实证性”维度，却否定和批判其“超越性”维度，即用“批判的武器”代替了“武器的批判”，必然陷入自我矛盾中。

　　在马克思那里，生产首先“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人类为了生存下去每时每刻都必须进行而不能停止的必然活动。也就是说，在创造满足人类需要的物质财富的意义上，作为生产性的劳动永远不会终结，而且还要大力发展。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遵循的是同一逻辑，即劳动价值论的生产逻辑。按照这一逻辑，马克思高度赞扬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资产阶级在它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正是生产劳动推动了人类解放和社会历史进步。而对生产的基础地位和决定作用，马克思之前和之后的理论家们“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进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生产理论的“正打歪批”，其根源也在于此。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基础上虽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遵循同一个逻辑，但其理论旨趣却是与之相反的逻辑：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走向了“资本统治的逻辑”，而马克思却走向了“自由劳动的逻辑”。

　　当然，在马克思那里作为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必要劳动，并不会自发地转变为自由劳动，其中还必须经过扬弃“异化劳动”这个中介环节。这是马克思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矢志不渝的追求。在此意义上，詹姆逊强调马克思“生产的创造性在于它的否定性”，反对将马克思的生产看作“生产主义”或“生产意识形态”。而鲍德里亚仅仅抓住马克思生产理论作为必要劳动的肯定—“实证性”维度展开批判，而根本忽视或无视马克思生产理论作为自由劳动的否定—“超越性”维度。因此，在对待生产问题上，马克思走的是“扬弃生产而超越生产”的“生产辩证法”之路，鲍德里亚却是“抛弃生产而超越生产”的“生产形而上学”之路。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农学部公共教学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