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经济学史上，经济学始终是被政治绑架的一门学科。纯粹的宏观经济割裂了微观经济的影响，此外经济学面对的是社会，是人。所以，西方经济学开始关注社会、关注人的心理和行为在经济体系架构中的作用和反作用。这就是现代经济学不能离开生产力的变革，不能脱离人的行为和价值观取向，不能脱离忽视政治架构对社会经济结构的影响力。所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单有“产权明晰”是不够的。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是经济问题的两个密切相关的方面，但就宏观而论或是单就微观而论都是片面的，对一个经济问题或现象要从多维视角来探究才是可取的途径。此外要借鉴西方发展出来的社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福利经济学、法治经济学、组织经济学等等学科的成果。理论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一个经济学人离开实践和社会调查，难免范范空谈。上世纪70年代初，山东省东明县一位人民公社的老书记面对“抓革命促生产”的极端做法愤而斥之：“社员生活要吃粮，国家建设要用粮，你不种粮，他不种粮，只顾革命哪来的粮”！文化程度不高的公社书记这短短的一句话就把经济学的道理讲得很清楚了，反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界轰轰烈烈学术论坛，鲜见有价值的学说。这就难怪陈嘉映先生说“中国人当然更不缺聪明和技术，在两千年中，中国的技术不说比欧洲更发达，至少是不差。但是中国人始终没有理论兴趣，中国人的理论都是闹着玩的，这个不但历史上这样，到今天也是这样，从阴阳五行理论到宋明新儒学的理论，都是闹着玩的，没有当过真。我们这一两代人给世界文明增添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你要问理论，我敢说的确是没有增添什么。人家有一个人类学理论、社会学理论，我们就去做田野研究，作为人家的理论的一个例证”，对于经济学人只讲道理不讲案例的现象，这的确值得经济学界的人们思考。
  市场经济的基础是法治，而法制总是滞后的，因此市场也并不无所不能的“万能上帝”，“无形之手”也会干出坏事。而计划从字面上讲也未必就是万万不可用之“恶魔”。就像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如果顶层不尽快出手干预，单靠市场的逐利性是否就可以短时间平息次贷危机的影响？在经济危机时刻对经济的管控还不能说不是一种办法，对经济的管控就是管理，它包含了计划、组织、协调和调整的意思。市场经济的自发调控由于客观上存在“趋利”的特性，所以这种调节的时效性“过冲”和“滞后”是客观存在的，中国的经济发展中的无序就表现在“一统就死一放就乱”，所以计划也好，市场也罢，说到底就是“凡事要有度”。中国由计划经济到市场模式演进过程大底可以表述为“站稳脚，跟快步走”，当然由于政治的绑架，中国的计划经济后期实际上成为了高度垄断的统治经济，这根本上是源于国家政治方面的需要。新中国初期的计划经济存在是必要的，错误在于大一统政治架构下高度的国家垄断。不同的国情有不同的经济结构要求，例如新加坡独立之初，执行的大约是一种“开放性的有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所以不妨兼而有之：即计划经济中的市场兼容性（计划外经济），或者市场经济框架下的结构计划性引导性。   现时中国有两个案例就值得思考：一个是中国核电产业。中国核电产业有两块，一个是中核电，一个是广东核电。为什么中国核电走不出国门，就在于是中核电和广东核电之间的竞争打斗。无怪国外客户说：你们自己之间都争论说对方的技术路线有问题我们怎么能够相信你们？另一个例子是中国铁路南车和北车两个集团在市场上相互抵制、竞相压价的竞争打斗关于国有企业混合制的未来出路如何现在还看不出有什么可以肯定的出路。从这两个案例的前前后后可见，两者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最初为“市场化”是由“计划机制”而不是在市场化条件下的产业优化组合生成的两个企业集团，不过是由“计划的垄断”变成市场的垄断而已。“一分为二”的结果恰恰把市场趋利性的负面效应充分暴露出来了。最近传言有关方面要推动南车和北车的合并，一旦合并那就又会形成一个高度垄断的产业霸主。可见，“计划”和“市场”的是是非非是多方面的，“刀杀”计划经济未必可取，“捧杀”市场经济也不见得恰当。
     实际上对发展中国家在某一时期采用计划经济中的市场兼容性（即计划外经济）可以快速建立经济发展的基础。对于发达国家要避免经济结构失衡也有管控（计划）的必要性。只是，计划要有必要的灵活性，不能形成高度的垄断。市场也要有起码的规范性和秩序性，适当的产业结构和总量控制也是必要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经济建设中计划经济的成就和经验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而改革开放后的经济总量大幅提高则得益于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所有经济问题都是多因素的问题，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需要多维度看问题。总之世界上没有绝对好的东西，也很难找到绝对怀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