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新探索
王 迪
对于广义政治经济学，恩格斯是这样说的：“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恩格斯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6页）。也就是说，广义政治经济学应该覆盖人类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和交换的全过程和全地域。从时间上看，历史上有过的生产方式你都应该分析到，从空间上看，地球上存在的生产方式都应该列入你的分析范围。古典经济学把研究对象定为“财富性质和原因”,《资本论》侧重于从供给一侧研究生产关系,现代西方经济学则从需求一侧研究“稀缺资源的配置”。如果对照恩格斯的要求，现在还没有一部真正的广义政治经济学出现。
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进程。各派学者对这一进程的反映与中国民间故事《盲人摸象》里的盲人一样，虽然都说自己知道大象的样子，但大家摸到的都是局部。要想知道这头大象真实的样子就必须把大家的局部认识综合起来，形成一个总体认识才行。也就是说，作为对唯一的自然历史进程的反映，必须把研究的时空范围覆盖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全地域，这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者的历史使命。
一、坚持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方向是创建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前提
《资本论》是一部伟大的著作。我们从事《资本论》研究的同仁无疑都坚持这一观点。《资本论》本身在搭建经济理论体系大厦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结构支撑作用，同时马克思在《资本论》研究过程中也为我们建立了一套值得继承的研究方法并给我们提出了应该进一步研究的课题和方向。
首先，马克思树立了用唯物主义历史观观察社会的典范。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阐述自己的历史观时说：“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资本论》就是用这样的历史观研究出的重要成果。马克思的历史观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历史观。这是研究社会的科学方法，是唯物主义在研究方法上的具体体现。这也是我们应该坚持的基本研究态度。
其次，马克思建立了从历史到现实和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描述范式。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按照自然历史进程进行研究和表述，从最抽象的商品概念一步一步回归到研究和分析资本的国际化这一现实经济现象，充分体现了从历史到现实和从抽象到具体的严密逻辑性。我们今天研究和分析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经济现象，也应该采取从历史到现实和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描述方式。
第三，马克思把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规律列为人类社会基本经济规律，为我们指明了继续研究的课题和方向。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从第二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角度第一次提出了社会总劳动时间的分配问题。他认为，社会为生产某种产品所花费的劳动时间，同社会拥有的全部劳动时间即社会总劳动时间之间在客观上应该符合一定的比例，但实际上可能低于或高于这个比例。写于1864—1865年间的《资本论》第3 卷“主要的手稿”中，马克思从社会分工、社会需要和价值规律的角度，在更高的理论层次上进一步阐发了社会总劳动时间在不同生产领域的分配问题，指出了价值规律在实现这种分配中的作用。他认为，由于人类社会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存在着社会分工，因而社会必要劳动应该理解为：“这是生产特殊物品，满足社会对特殊物品的一种特殊需要所必要的劳动”，即只有符合这种需要所花费的劳动时间才是必要的。“在这里界限是通过使用价值表现出来的。社会在一定生产条件下，只能把它的总劳动时间中这样多的劳动时间用在这样一种产品上”，“因此，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 716、717页）。1868年1月，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出了社会生产调节方式问题。他说：“实际上，没有一种社会形态能够阻止社会所支配的劳动时间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调整生产”。 1868年 7月，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更加明确地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然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所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8页）。这样，马克思就发现了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这一支配人类社会运行的基本经济规律。
马克思的伟大发现被一些后人想当然地改为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增加了很多的主观色彩，并且成为许多国家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主要依据之一。由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在经济上表现不佳，致使计划经济思想被抛弃，连带着马克思的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理论也被打入冷宫。
当今世界的主流经济学是从古典经济学发展而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在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西斯蒙第、穆勒、萨伊等人的理论基础上，20世纪以后，现代西方经济学历经“张伯伦革命”、“凯恩斯革命”和“预期革命”等所谓三次大的革命，形成了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个框架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以一般均衡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放弃了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建立的劳动价值论，引入了统计学、数学等工具，并把研究重点放在了经济表象的描述上，通过对供给与需求平衡条件的分析去解释经济现象，一度看起来对经济的解释很完美，而且这一理论也的确成为许多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但是，这一理论自己预设条件，把不利于均衡的因素去掉，虽然最终求得了均衡解，但却不能与经济的实际情况相吻合。这一理论实际是把现实中非平衡因素抽象掉后的自说自话，虽然似乎说得通，但离现实太远，对现实的指导作用无法检验。在长周期的经济波动中，并没有看到新古典经济学有多么英明，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实际上已经证明了这一理论的不足。当然，没有人否定经济学研究需要假设，将充分信息、完全竞争等作为理想和参考系本身并没有错，但是，真实的经济世界是一个有着各种不均衡现象的远离平衡态的自组织系统，看起来很美的数学模型是无法把影响经济波动的所有经济因素、非经济因素都代入公式的。经由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人们越发应该检视既有主流经济学的局限性，越发应该兼收并蓄地发展新的主流经济学说。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也给马克思的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理论提供了一个复兴的机会。对马克思的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理论进行再学习、再思考很有必要。构建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必须深入研究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理论。
二、创建新的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应该注意的几个方面
首先，创建新的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必须找到进行逻辑分析的始点范畴。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以商品作为始点范畴的，通过对商品的分析，一步步展开和向现实还原，最终完整的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秘密揭示了出来。现在我们要对人类社会生产和交换的全过程进行分析，就应该找到相应的范畴作为我们分析的起点。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思想里，我们明显可以感觉到，这个始点范畴是劳动。这样说的理由是：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劳动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充分肯定了劳动的作用。第二，如果承认《资本论》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正确反映，承认商品是这一反映过程的始点范畴，那么，在逻辑上应该可以通过商品概念倒推出与人类发展全过程相关的始点范畴。商品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如果我们把用于交换这一特性和商品的自然属性都去掉，剩下的只有劳动这一社会属性了。当然，这一劳动属性是通过劳动结果表现出来的有用劳动，不是毫无用处的西西弗斯劳动。以劳动为始点范畴可以与《资本论》的范畴体系在逻辑上精妙的契合在一起，实现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第三，劳动也是历史进程中与人类一起发展出来的基本实践活动。虽然现在人们在是否只有人类能劳动这事上有争论，但惟有人类通过劳动发展起来这不应有疑问。把劳动或者有用劳动作为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始点范畴是对历史事实的客观反映。
其次，创建新的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应该准确判定我们所处的时代性质。判定所处时代性质就是如马克思所说，“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这一点很重要，时代性质判定有误将直接影响分析的准确性。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正是建立在正确判定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础上。但是，现在的现实情况是，经济已经全球化了，几个国家是无产阶级执掌政权，改变不了世界仍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一基本事实。商品交换的频繁使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判断时代性质必须有国际眼光，无论是从历史回到现实还是从抽象分析到具体都应该落实到对全球经济性质的分析上来。只有这样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我的看法，现在的世界仍然处于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
第三，创建新的广义政治经济学应该兼收并蓄。创建广义政治经济学应该继续运用经验归纳法、抽象演绎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同时吸收西方经济学中的科学成份及优秀成果，引入信息理论和系统理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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