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心力劳动的效益

黄焕金

设定所谓“心力劳动”，使一部分资本家---经营资本家---从通常被认为具有剥削性质的“资本家”属类中分离出来，是很富有争议性的。从“心力劳动”这个概念来看，有一部分资本家可以归结为劳动者。这对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非常难以接受的。在马克思看来，所有资本家都是通过雇佣工人的劳动剩余---从剩余劳动、剩余产品到剩余价值---而获得生存的物质基础的。但是，时代的发展使我们不得不与时俱进，就象马克思在肯定简单性的体力劳动作为抽象劳动的基础后，他仍然不断地将“劳动”这个概念扩展开来，从简单体力劳动、复杂体力劳动、科技研究性质的脑力劳动到经营管理性质的劳动；现在应该到认可“承担资本保值增值责任”的心力劳动是正常的人类劳动中重要一类的时代。这一系列劳动概念的扩展应该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时代展现给我们的一个显著事实；我们难以再将那些冒着巨大经营风险进行投资，从而为社会经济发展，为民众的就业与民生作出重要贡献的经营资本家说成是不劳而获的剥削者。

那么，我们如何对经营资本家的心力劳动之劳动效益进行评估与计算呢？进一步的问题是，如何证明经营资本家的收益不是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中来的？这应该是“心力劳动”概念能否成立的关键问题。

为此，我们可以假设一个初始状态：假设开始时一个资本家没有任何固定资本的投资，只雇佣劳动力单纯进行劳动并获得这些劳动产品。在此，由于这个资本家没有任何固定资本的投资，所以他所能够获得的收益完全由他雇佣的劳动者劳动获得，没有工具、机器获得的成分。这种初始情况应该符合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即资本家的收益完全从对雇佣劳动的剥削中来。比如某个资本家由于手握某种特权而无偿拥有一片荒地，于是他花些钱雇佣一批工人在这片土地上劳动，种植一些最简单的作物（在此，作物种子与水分、肥料等等零星成本花费忽略不计）。最后作物获得收成，这个资本家除了拿它来补偿工人的工资以外，还有剩余可得，这笔剩余就非常符合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剩余产品），即它是雇佣劳动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

从这个初始状况出发，我们假设这个资本家花钱进行了必要的投资（比如通过投资把荒地变成更适合于耕种的熟地），目的是使雇佣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使产量对比投资来说更高---从而使单位产量（每个产品）的成本价格比原来没有投资以前更低，这意味着这些产量所能够提供的收益更大。这样，雇佣工人的劳动仍然是这些劳动---劳动时间仍然与以前相同，劳动产品仍然是这种产品，但他们所形成出来的收益更大了。这显然是资本家花钱投资的结果，并且（更关键的）是“投资对路”的结果。如果投资不对路（比如投资所生产的产品销售不对路，或者投资效率不高而造成资本浪费等），那么资本家的这笔投资就有可能亏损甚至分文无回；这体现了经营资本家的资本经营风险问题。这样看来，从事心力劳动的经营资本家所获得的劳动收益，应该是从投资对路、有效，使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并且能够使增产了的产品能够卖出“好价钱”而来。

所以，任何一个资本家，他作为剥削性的资本家，是多占雇佣工人劳动成果的结果，是他迫使雇佣工人向他提供剩余产品（从而提供剩余价值）的结果；而他作为经营资本家，作为一个冒着资本保值增值风险的心力劳动者，由于“资本驾驭”正确，投资对路而获得了对心力劳动的报酬。任何一个资本家都可以在某种情况下变成剥削性的资本家，又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变成心力劳动者。关键的问题在于什么情况下资本家会变成前者，又在什么情况下资本家会变成后者。这不仅涉及到资本家个人的情况，而且更多地涉及到所处市场的经济状况，特别是整个社会的生产力状况。

资本家所以愿意投资，那是因为他寻找到尽可能优越的投资对路的地方与投资方法。什么才算是“投资对路”呢？就是资本家能够看准市场中由于相应的社会生产率较低，从而价格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上的商品；通过自身努力，资本家能够找到某种方法，通过投资而使自己的商品生产率上高于社会平均生产率。这样，他就会投资于此种商品，从而获得心力劳动的收益。可见，这种心力劳动的内容就是寻找投资对路的投资点，而它的实质就是对投资担负着保值增值的切身责任。如果他没有找到这个投资对路的投资点，或者懒得去找这样的机会，那么他就会退回来与他所雇佣的工人们互相争利，在不断缩小了的利润空间里互相争夺。相反，如果投资对路而获利丰厚，那么不仅资本家可以获利很大，而且雇佣工人也会因此而获得程度不同的更大收益。可见，心力劳动也是一种必须要通过资本家自己不断努力、不断地打破现状而开拓新领域的耗费心力的人类劳动。人类到新大陆去探险，看看新大陆有什么发展机会，这种探索本身就是一种劳动，它比在某个机械旁不断操作---这样的狭义性“劳动”所具有的意义更加宽广与深远。

从这种投资收益中我们会发觉，心力劳动的收益实际上是一种因生产率超过社会平均生产率而获得的超额利润。因为，正象前面所说，投资是为了获得更高的生产率，就象我们引进某种先进设备是为了获得更高的单位时间的产出率一样；这个生产率能够高到可以抵偿投资所耗的更大成本，并且还有比原先所获利润更大的利润空间的程度。这种“两难性”可以体现在：每个产品更小的成本耗费上。比如在投资以前每个产品的平均成本是10元，那么在投资以后，能够使每个产品的平均成本降低为9元，则这样的投资就是值得的。这里存在一种矛盾：投资会给每个产品分摊更大的成本，而投资所获得的生产率提高又使每个产品所含成本更低。投资之是否值得，全在于这个“投资矛盾”的倾向了；如果这个投资矛盾倾向于增大每个产品的成本，那么投资就不值得，如果投资矛盾倾向于减小每个产品的成本，那么这样的投资就值得。作为投资承担者的经营资本家---心力劳动者，他必须把握好这个矛盾，让它尽可能向后者---好的方面倾斜。而他之劳动收益，就在于这种把握上面；因此，我们可以把资本家的心力劳动称为“资本驾驭”，就象汽车司机对汽车的驾驶、飞行员对飞机的驾驶一样。我们知道，对汽车与飞机等运动工具的驾驶也是一种劳动，并且是一种高级劳动，与此类似，对资本的驾驶又为什么不是一种劳动呢？“资本驾驭”与人们通常所说的“资本运作”似乎有相似之处，因此，我们不难理解确这个概念。显然，如果你对资本驾驭不好，那么就有可能将珍贵的资本损耗掉，相反，如果你找对了路，善于抓住机会，用对了人，经营管理妥当，那么你就会凭这些资本而获得更大收益。因此，并非所有的“资本驾驭”都有成效，心力劳动并不保证自己一定会获得收益。如果心力劳动没有产生相应收益，那么资本家只好退回来，靠剥削雇佣工人来获得生存了。

众所周知，马克思将剩余价值分为“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认为前者是生产率没有提高，或者提高后的生产率长期保持在一定水平上所形成的剩余价值形态，而后者则是生产率提高时所形成的剩余价值形态。马克思认为这两种剩余价值形态都是对雇佣工人剥削的结果，其中，前者是延长工人劳动时间的剥削形态，后者则是缩小工人必要劳动时间而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的剥削形态。而这里所说的“心力劳动”思想，只认可绝对剩余价值的剥削性质，而不认可相对剩余价值具有剥削性。由前所述，经营资本家对资本驾驭的目的，就是要获得更高的生产率，因此它的情况与马克思所说的“相对剩余价值”基本相同；差别是：马克思认为这相对剩余价值也是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结果，而这里则认为这笔剩余价值是资本家自己从事心力劳动的结果，并不是剥削的结果。

这样，由于建立心力劳动的概念，就与马克思关键的剩余价值理论相抵触。

按马克思相对剩余价值的构思，我们假设由于生产自动化程度极高，因此整个生产活动基本上不再需要工人进行任何操作。于是，相应产品中所包含的（用于支付工人工资的）必要劳动时间几乎为零，而剩余劳动时间则几乎占据全部的生产时间。这样，按马克思的观点，这种基本上没有工人劳动的生产过程就可以创造出最大的相对剩余价值了。这种几乎没有剥削对象的剥削所得，很难让人相信它是成立的。

这个假设里隐含着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每个生产者都普遍这样，以极高的自动化方式进行生产，那么，在市场竞争条件下，相应产品的价格将非常低，从而挤去任何过多的剩余价值成分，这样，相对剩余价值就不存在。因为，由于竞争，产品价格会降到它的成本线上，而高度自动化的生产方式使每个产品所包含的成本非常低，因此其产品价格将非常低。这样低的价格，会使剩余价值变得非常微小，利润非常低。这样，整个经济生产就会因太高的自动化生产水平而陷入极大的困境。此时，这种“剩余劳动时间占据全部生产时间”并不能创造出更大的剩余价值来，相反却使这种价值陷于微不足道的境地。---可见，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论也不能在普遍的情况下成立，只能在个别优势的情况下成立。所谓“个别优势”就是指某个别生产者取得生产率上面的优势，这同时即意味着其它生产者的落后境况。只有在这样的“优势---劣势”的反差中，相对剩余价值论才能成立。

所以，心力劳动者对资本的驾驭必需要达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程度，不可陷入“丰收悖论”的境地。

这样，通过产品创新而开辟新的市场，就成为心力劳动者资本驾驭的重点。开创一个新产品，使自己获得一种自然垄断地位，就能够给心力劳动者与雇佣工人带来很大收益。人类经济，正是在不断的产品创新中曲折发展的，这种曲折发展所必须要付出的代价，是市场旺盛与萧条的周期循环。新产品开始时总能受到广大消费者的追捧，但随着新产品产量的增大与其价值低廉化，市场渐渐满足，人们也渐渐冷淡于它；于是，（这种产品的）市场将从旺盛转为平淡，甚至衰退与萧条。[1]这时需要心力劳动者加倍努力，加大新产品的开发与营销力度，以开创出更新的市场。

[1] 市场旺盛所必然引起的资本投机，又使高涨、泡沫到衰退、萧条的过程呈现出更大的复杂性。市场泡沫几乎总是由投机引起，而不是由正常的消费需求引起。问题在于，正常的消费需求一旦旺盛，就会引来游资的投机行为，从而造成市场泡沫。市场泡沫崩溃，就是衰退与萧条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