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京奥运会对中国及亚洲其它地区的经济影响，人们已经谈得够多了。第29届奥运会开始前，中国经济就在减速，并可能在未来一年内继续放缓。在亚洲其它地区，类似结果看来也将上演。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与奥运相关的建筑活动——中国官方数据估计约为420亿美元——大多已在1年多以前完工。这意味着，所有后奥运建筑回报应该在相当长时间以前已经发生，而不是在赛后。是的，在奥运之前和举办期间的几周，北京与相邻城市天津有工厂停工。但这两座大城市加起来占中国总产出的比例也不到6%——不足以对中国庞大的生产力量带来太大影响。

相反，起作用的是外部冲击带来的强大影响。这种冲击与奥运毫无关系：打击美国消费者的后泡沫调整，其间接伤害如今已开始在欧洲和日本呈现出来。发展中的亚洲是全球出口最密集的地区，流向外国市场的泛区域产出现在已达到创纪录的超过45%，其中，中国的出口份额占近40%。随着工业国家增长放缓，经过一段时间，中国和其它依赖出口的发展中亚洲国家将会感受到外部需求不足带来的影响。任何源自奥运的循环周期，都可能被这些影响亚洲地区的更广泛、更强大的宏观力量所压倒。

中国决策者非常清楚，经济增长的下行风险在不断增加。作为近期从紧政策中心环节的银行贷款限制目前已经放松。人民币升值速度也已放缓，明显偏离了2007年底和2008年初显著的加速升值。在通胀上升的环境下，政策利率一直保持不变：将实际短期利率维持在接近于零，对任何国家的货币政策而言，都是一种高度刺激经济增长的姿态。简言之，中国支持增长的政策倾向再次高调而明确地传递出来，反映出其政策立场的转变，这种转变可追溯到远比奥运会更重大的事件。

在这种背景下，通胀仍是中国面临的最大未知数。近来支持经济增长的政策举措表明，中国政府正试图将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底线放在8%至9%之间。也许，在未来一年，中国面临的最大宏观问题是，这种减速——从2006-07年接近12%的迅猛增速降下来——是否足以遏制近期通胀压力的增强。

人们有很好的理由相信，在未来数年，通胀风险仍将是中国面临的最艰巨的宏观挑战。尤其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官方愈来愈倾向于对通胀压力的增强不予理睬，认为这是“结构性的”——由一些被认为不受国内货币政策控制的特殊力量造成。其中最常提及的3项发展是：最近的劳动工资改革，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进口”大宗商品通胀的发作；国际价格接轨，这想必会将中国产品的价格提高至全球水准。

中国通胀问题的这种结构性借口，令人痛苦地回想起，上世纪70年代美国对通胀风险同样错误地置之不理。当时，人们同样提出有三种结构性力量超出了美联储(Fed)的控制范围：与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冲击挂钩的工资指数化导致了工资-物价的螺旋上升；70年代初全球大宗商品繁荣带来的进口通胀；减少污染和保障工人安全的监管措施造成的生产开支强制性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