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子来看，人文学科乃至自然科学，其理论层面都存在大量的根本性的错谬，因而古今中外的所有启蒙基本是“致愚”、“荧惑”，都是在“愚民”、“惑民”，其效果是天德越发异化，离本弃根、迷途忘返（《庄子》中对此多有批判，如《在宥》的“撄人心”）。老子说有道者大智若愚，而这些启蒙精英们以及实行愚民策略者则是大愚若智。启蒙精英自以为是在开启民智但却致人于迷途岐径。愚民精英们可能会一时一地得逞，但必会招致愚民们的报复（所谓自作聪明实招祸患，所谓自作孽不可活）。这报复不仅仅是受愚弄而明白之后的复仇怨憎，更主要的是精英们操控愚民进行转向时，会遭遇愚民们在他们的教训下已经形成的顽强惯性。仔细考察社会观念史（如起先的君权神授、后来的君权民授）、神学信仰史（如六天创世、地球只有数千年历史，再到六天是比喻，经文的一天顶现实的好多天，数千年是计算错误）、风俗习惯史（如满清剃头、留猪尾巴辫子到辛亥之后的剪辫蓄发，如裹足到放足），都会发现这个现象。几乎所有的具体观念、信仰、习俗无不是精英们造就，也是精英们要求变革和更新，他们先造了一个错的，包装打扮、头头是道，欺骗、说服、强逼人们接受。接着，发现错了于是再造一个更错的，继续涂脂抹粉、引人入胜，让人们放弃早前的接受现在的。历史就在精英们的搅动扰乱、蛊惑煽动、盲人瞎马式的引导中蹒跚前行。黑格尔等人以为这才是真正的历史，是发展进化、是正反合螺旋上升（据他的理论，他认为中国没有历史，因为社会结构、价值观念等没有变异、革命），实在是井蛙无知之见。我们现在的基础教育内容中，还设置了哲学这个科目，不如换成科技思想史、方法学等科目——当然需要重新编订教材，凸显思想过程和方法路向而不是目下常见的事实罗列和知识灌输。

愚民心行不仅害人、也终必害己，即便愚民者侥幸早死，那其还报还在整个社会、其他精英（许多精英在需要民众支持却收获失望时大骂民众愚昧，事实上这失望早在以前的精英愚民时就已经注定。民众的思想意识、行为取向已经被早前的精英们设定且成习惯。自然，这只是众多情形中的一种。老子说过：“天下神器，不可为也”，精英们一会儿希望民众这样，一会儿需要民众那样——比如彼时要求民众对本不需要过分友好的仇敌示好献媚，此时要求民众对该仇敌怒目相向、愤恨不平——好像民众就是他们手中的玩偶，民众的情感意趣全都要跟随他们的心愿表情，久而久之，民众自然对此丧失了兴趣、对精英们产生厌离心行）。老子的辩证法可以使得愚民的精英们觉醒、悔罪，老子五千文就是精英的启蒙书（估计对邪恶奸佞、寡廉鲜耻的精英们无效，否则老子也不会说“使夫智者不敢为也”。老子的“镇之”不是对奸邪之辈的镇压杀戮，而是自身守道抱德、民众纯朴厚道，于是奸计巧谋没有用武之地，因为根本没有人受其蛊惑煽动、不被其利诱打动。在整个社会的无形压力下，奸邪之辈也自安生止歇、不敢随心所欲轻举妄动。对于胡说八道、悍然无耻的精英，那就让他们尽情表演，无妨当成丑剧看看）。

曾有不少人以为我国的愚民思想与老子的“将以愚之”和孔子的“不可使知之”有关。从文意来说，老子和孔子都没有愚民之意，但后世不少愚民者确实是将其作为愚民主张对待和理解的，但显然是理解错误、比附穿凿。老子的“愚”与“智”相对，故“愚”意指质朴醇厚、没有机心诈术（想不到去欺诈虚伪，即便动了此心也想不出计策、做不出来），好似愚拙之人。孔子的“知”实则意指掌控驱使【知府知县之“知”，即《左传》、《国语》、《韩非子》、《荀子》、《商君书》、《逸周书》、《管子》、《墨子》中的“知政、知国政”。孔子此见可能与老子有关（因为郭店楚简《唐虞之道》也有此说，而《唐虞之道》明显是受到老子启示，与老子思想一致贯通），意思是黎民百姓可以让他们由着自己的心性生存交往，不可以让他们处于被主宰被驱使的状态，这恰是自由自在的意蕴。孔子的意思通俗来讲就是，让他们自己玩吧，别管他们、别想让他们照着你的意思玩。一管反倒不乐意、不听从、生怨愤。当然了，他们玩的过程中会吵闹，那时回来找你，这时你再说话、教导，等等。在去除“愚民”解读之后，孔子“不可使知之”也可别解，如“知”指管理，“不可使知之”意思是“民”当不了、当不好“官”，这就是精英思想】。见本书65章注释辨析部分和第八篇“老子与孔子”一节。

也有人认为《商君书·定分》的“民愚则易治也”是愚民主张，但考其上文，“愚”恰是与“贤、良、辩、慧”、“诈、贤、能”中“辩、慧、诈”相对的语词，意思就是纯朴醇厚、本分老实，不知巧诈、不会辩解。因而，商鞅并不主张愚民政策（《垦令》、《算地》也差相仿佛。《商君书》与“愚民”相对的词是“奸民”，即好耍机诈还能巧言辩解遮掩，无理还能搅三分）。

先秦的“愚民、民愚”等表述中的“愚”都是与“智”相对而不是与“知”相对（先秦的知、智是一个字）。“智”主要表现为分析决策、策划研判能力，是对经验、知识的实践性应用，即为了既定目标而设定方式路径、方案步骤，其具体形式就是人们常说的机诈欺骗、智慧谋略、算计设局、陷害巧设、弄虚作假、巧舌善辩等等。根据其目的意图，可以称作善也可以称为恶，因为“智”本是能力、是实现“情、欲”的工具，也就是今日常说的工具理性——本书谓之实用理性。为善时人们赋予积极正面的评价，如智慧、聪敏等；为恶时人们赋予消极负面的评价，如奸诈、狡猾等。“知”主要表现为认知理解、学习领悟的能力，是单纯理性认知，不含具体的目的意图、行为实践。

“智”和“知”既有关也无关。所谓无关，是指“智”、“知”是两种不同的能力（从老子来看，“知”是“名能”自然呈现，“智”是“名能”的嬗变异化）。“知”是对事物性理的认知，“智”是对行动方案的设计（为了与器物文明中的发明、制造相区分，无妨将“智”限定在交往相处、社会治理领域，即限定在人生社会领域，这也是历史和现实中通常的语用）“知”不根据“智”、“智”也不依赖“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学习能力很强的人、知识非常丰富的人，并不一定是巧计百出、智谋高明之士，有时反而显得愚笨，被没有知识的街头骗子、政客奸商愚弄欺骗。而一个毫无知识、学习能力很差的人，却可以设想出缜密的骗局、具有很高的谋略智计。有“知”之士在知识认知方面游刃有余、妙语巧思；有“智”之士在人生社会领域叱咤风云、顺风顺水。所谓有关，是指“智”一方面因为“知”而获得了更多的运用素材和范围，使得“智”具有了更广阔的运用空间，另一方面“知”给“智”提供了案例经验，他人之“智”对自己有了启发，提高了“智”能。

总之，“知”和“智”仅具有松散的非线性非正比关系。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知”能高者“智”能也高，“知”识丰富者“智”识也深远。

“智”如果仅仅用于正道、良善，那自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可是人类的“情、欲”日趋繁杂、交往相处不免冲突争执，作为工具的“智”就可以派上用场、大显身手。而在私欲私利横行的处境中，“智”基本上都是谋私获利、求权得名的工具、手段，于是竞相斗智、愈演愈烈。俗语说“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所谓流氓就是“情、欲”苛杂强执而不知也不愿有自觉自敛、不具道德品性、良善心行者，为了自我的情欲不择手段、毫无顾忌。假如这种人有了文化（主要是知识，但也包含了智能），那就虎生双翼，不仅可以设计巧局、施展诈术，亦可头头是道、辩解开脱。这也就是说知识人（“知”和“智”兼具者）一旦走上邪道、图谋私利私欲，其危害更甚更烈。大奸巨恶就在知识分子之中（准确讲就在精英阶层），在今日尤甚。善恶就在一念间，为善为恶全在自己，按照老子的看法，所有的作为都将还报自身（见本书“老子同俦观”）。“大道甚夷，民甚好径”，正常做人、正当处世、少私寡欲、见素抱朴，应该是比较好的生存处世之道。

综合言之，先秦的愚民、民愚不是知识认知方面的主张，不是说让民众啥都不知、啥都不懂，然后统治者指东往东、指西朝西，而是智谋机诈方面的主张，即让民众不尔虞我诈、虚伪欺瞒（从老子来看，首要的根本的就是统治阶层不要耍弄智谋，否则君民斗智、诚信阙如，最终败坏社会、殃及自身。简言之，要想民愚、愚民，必先自愚、愚己，要想民朴民诚、世正世善，必先自朴自诚、自正自善。毛泽东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要求他的战友们“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诚然如此）。不过后世（也包括先秦）作了错误的理解——当然，大多数实则是根据自己见地发明出了低劣的愚民手段，“智”不依赖于“知”，愚民者未必读过老子、论语、商君书——即尽可能地让民众没有知识文化（事实上这种观愚民政策在西方更突出，如基督教统治时期。西方近代以后则主要是欺骗蛊惑方式，如英国工商界与地主在利益冲突时的各种煽动花招，小册子、演讲会满天飞。我国古代几乎没有这种愚民之道，教育学习一直是从上到下提倡鼓励的）、对统治上层的所作所为、关系脉络、生活方式、内政外交没有什么知晓、了解（这可能是近代以来我国统治阶层常见的愚民之道，实则就是伪君子、假道学、打肿脸充胖子那一套）。